“超级金钱”：以股票的形式在市场上存在，不同于钱包里的钞票和国家的财富。将工资支票兑现，你得到了金钱；将股票期权兑现，你得到的是超级金钱。
亚当·史密斯说我喜欢拿棒球来做比喻，他说的没错，所以我决定将这本书同唐·拉森在1956年10月8日的杰出表现相提并论——他在那天完成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史上最完美的一场角逐。
——沃伦·巴菲特
和《金钱游戏》一样深刻而风趣。
——保罗·萨缪尔森
无
《超级金钱》同其前一本书《金钱游戏》（Money Game）一起，为我们讲述了美国股票市场一段“沸腾岁月”的故事。沃伦·巴菲特是当今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投资大师，而在巴菲特成为成功投资和金融智慧的典范之前，正是《超级金钱》一书让他第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在这本书中，作者亚当·史密斯专程到奥马哈去会见这位威尔·罗杰斯式的人物，并让他登上了电视节目“亚当·史密斯的金钱世界”。在 “沸腾岁月”中，巴菲特无疑是个异类，他对未来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平静地放弃并关闭了麾下的投资基金。巴菲特将他的热情投入到一家惨淡经营的新英格兰纺织企业—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投资机构。
《超级金钱》和《金钱游戏》所描述的投机年代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到1968年接近尾声。不过接踵而至的却是又一波起因截然不同的投机风潮—股票市场在1973年初被推到顶峰，随后，那个年代的泡沫破灭了。到1974年秋天，市场比鼎盛时期下跌了50%，甚至低于15年前，也就是1959年时的水平。
两本书都拥有热情洋溢并且消息灵通的读者，赢得畅销书的地位绝非浪得虚名。在这两本书中，投资仿佛变成了舞台剧，而作者亚当·史密斯则像描写舞台人物一样细致入微地讲述着鲜活、生动的轶闻趣事。从本质上讲，《金钱游戏》研究的是单个投资者的行为，《超级金钱》侧重于描述机构投资者的活动，集中研究“超级货币”的使用—“超级货币”是来自市场升值和股票期权的收入，它是“沸腾岁月”的关键词。
在那个狂野不羁的年代，这两本书迅速成为了投资经典。回过头来审视，它们对下一个疯狂时代的到来提出了警告，30年后，事实被它们言中。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新经济泡沫，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灾难—股票价格暴跌50%，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桑塔亚纳（Santayana）的警告十分正确—“那些忘记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在这次灾难性的崩塌之后，投资者们又一次奋力地寻找着方向，这激发我们出版新版的《超级金钱》。该书讲述了一段特别吸引人的历史，它风趣幽默又不失睿智，为那些没有经历过“沸腾岁月”的投资者提供了有益的教训，而对那个年代的过来人而言，这是一部辛酸的回忆录。用约吉·贝拉（Yogi Berra）的话说（尽管可能是杜撰的）就是“一切似曾相识”。
尽管过程很痛苦，但能够从《超级金钱》中学到东西还是让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在那个年代，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职业角度，我都是众多失败者中的一分子，不过我鼓起勇气和力量继续投入战斗。经过这次磨难的洗礼，我修正了自己对合理投资的看法，因此，当新经济的泡沫在世纪之交膨胀到极点时，我成为了敦促投资者避免将资产集中于高科技股票的少数人中的一员，我建议人们将资产多样化，并且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以债券形式持有。
对我而言，能够认识杰里·古德曼（Jerry Goodman）并与他长期共事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们定期接受《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杰里·古德曼是创刊者之一）的访问，一起参与家喻户晓的公共广播网络电视节目“亚当·史密斯的金钱世界”。20世纪70年代，我们一同供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顾问委员会，他那些强有力而且有凭有据的观点是我们每年圆桌讨论的热门话题。毋庸置疑，杰里高超的思维能力和出色的写作技巧实在是结合得天衣无缝！我只能以赛场领域的平局来安慰自己（确切的平局：几年前在普林斯顿壁球球场，我们在比赛中打成2 : 2，又在决胜局中战成7 : 7，而就在此时停电了，比赛就此结束）。
经历了过去55年间金融市场变迁的人并不多，这其中包括“沸腾岁月”和最近的新经济泡沫，作为为数不多的亲历者之一，我为自己能为这本著作的2006年再版写作前言而倍感荣幸。在这里，我将首先讨论“超级金钱”时代的越轨行为，然后描述随之而来的残酷惩罚，最后讲述关于“非比寻常的大众幻想和群众性癫狂”的最近例子，这样的例子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中俯拾皆是。当然，如果明天的投资者能够从前辈的磨难中真正吸取教训，那么将来也就不会再有泡沫的出现。不过，这或许只是一种奢望。
第一部分：超级金钱时代
在古德曼的书中，那个时代的金融界接近，有时甚至已经丧失了理智：感性认知凌驾于现实之上，关于利润的短暂错觉（毫无计算和预期可言）战胜了资产负债表和贴现现金流的真相。在那个年代，投资者把“概念”和“趋势”看做检验投资优劣的试金石，而不管支撑这些“概念”和“趋势”的数据是否真能站得住脚。正如古德曼在他的新版书的介绍中所说：“……人们认为金融市场上发生的事情是合理的，因为衡量这场游戏的标准是数字，而数字是有限且明确的。”
在金钱游戏与超级金钱的时代，感性认知能够击溃现实要“归功”于财务骗术的花招，这些花招使得表面情况看起来要比实际好很多。亚当·史密斯向我们展示了夸大公司利润是多么容易：“将加速折旧改为直线折旧以减少折旧费用……改变对存货的计价……将研究支出资本化，不作为费用处理……在融资和购买（会计）上做手脚……处处着眼于股票，不必在意现实的经济情况。”与此同时，那些公共会计师则安静地坐在一边冷眼旁观，任由游戏继续。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会计师，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前主席伦纳德·斯佩塞克（Leonard Spacek）几乎是在孤军作战：“我的行业居然能够容忍如此公然的作假，这实在让我难以想象，我们怎么能够面对公众……财务报表简直成了轮盘赌的赌盘。”然而，他的话被当成了耳旁风。
投资界全盘接受了这样的愚弄，并且深信不疑。1968年1月，后来成为机构经纪公司Donaldson分析员的勒夫金（Lufkin）和詹雷特（Jenrette）在《机构投资者》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短期投资有时也许确实比长期投资更安全，股票的价格运动比大多数研究所依据的‘基本情况’更重要……投资组合的经理是在购买股票，而不是在‘投资’某家公司。”
然而，现实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当这一刻到来时，位于泡沫前沿阵地的股票崩溃了，高高在上的神像被证明只不过是泥偶。下面是摘自《超级金钱》的一个表：
后 果
最高点 最低点
National Student Marketing 36 1.5
Four Seasons Nursing Homes 91 0
Parvin Dohrmann 142 14
Commonwealth United 25 1
Susquehanna 80 7
Management Assistance 46 2
这些股票曾经是共同基金经理的最爱，而金钱游戏中玩得最起劲儿的人也是短期内最大的赢家。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亚瑟·威森伯格出版公司（Arthur Wiesenberger&Co.）每年推出《投资公司》（Investment Companies）手册，而在1966年的版本里，它甚至专门为这样的基金单独设置了一个类别—“最大资本收益”基金（maximum capital gain, MCG），以将它们和传统的“长期增长，收入第二”基金（long-term growth, income secondary, LTG）及“增长与当前收入”基金（growth and current income, GCI）区别开来。在“沸腾岁月”，这几种基金在收益率上的差异令人瞠目：GCI基金为116%；LTG基金为151%；MCG基金令人惊奇地达到285%。
在“沸腾岁月”的初始年份，市场上有22家MCG基金，最多时达到143家。令人惊讶的是，在1966年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之后，杰拉尔德·特塞（Gerald Tsai）的曼哈顿基金被归为LTG基金类别。这次发行吸引到2.5亿美元的资金，几乎占到当年流入权益基金的总现金流的15%，这家基金的资产在两年后迅速膨胀到5.6亿美元。特塞是一位高深莫测的经理，在1958~1965年管理富达资本基金期间，他取得了296%的收益，而同期保守型权益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166%。《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一篇文章这样表达对特塞的崇拜：“散发出沉静的气质……令人目眩的业绩……没有人像他这样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共同基金的国王。”而在特塞的眼中，自己“实际上非常保守谨慎”，他甚至否定“沸腾基金”的存在。
在1963~1968年的泡沫时期，其他“沸腾基金”同样取得了出色的业绩。随着标准普尔 500指数上升了大约99%，富达趋势基金上升了245%， 温菲尔德基金上升了285%，而企业基金则火箭般蹿升了643%。但是在1968年的高峰过去以后，这些基金让人大跌眼镜—1969~1971年期间它们的收益实际上低于面值。但不管怎样，凭借在快速增长期间的非凡表现（别管是怎么做到的），截止到1971年，这些基金的业绩记录仍然令人目眩。
陷入市场疯狂的并不仅是共同基金。如果说基金经理的贪财之心至少还能为人所理解，那么非营利机构也参与进来就有些蹊跷，甚至连慈善机构福特基金会也在煽风点火，它声称“从长远看，谨慎让大学付出的成本比鲁莽或过多承担风险更高”。这个为鲁莽行为摇旗呐喊的家伙居然是罗切斯特大学的捐赠基金。《超级金钱》描述了福特基金会的做法：“购买所谓的大公司并不将它们出售”，构建由IBM、施乐和伊士曼-柯达占据主导地位的投资组合。该投资组合的单位价值（见本书附录）从1962年的2.26美元上涨到1967年的4.95美元，并在1971年达到5.60美元—加起来共获益150%。一切真的这么轻而易举吗？
真希望那个时候我就能明白现在才明白的道理。受到“沸腾”的蛊惑，我也不假思索地跳进了漩涡。1965年，惠灵顿管理公司主席和创建者沃尔特 L. 摩根（Walter L. Morgan）引导我做了“必要的事情”，使我1951年加入的公司脱离了学院派的束缚，迈入新的时代。 我迅速与波士顿资金经理桑代克（Thorndike）、多兰（Doran）、佩因（Paine）和刘易斯（Lewis）策划了一次合并，他们的Ivest基金是那个年代表现最好的“沸腾基金”之一，合并于1966年完成。1967年，初出茅庐的我向员工宣布：“我们是排头兵。”—截止到1966年12月31日的5年间，我们的总收益超过了行业中其他任何一只共同基金。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
那次合并的故事在1968年1月的《机构投资者》杂志上被放在了显要的位置， 而这本杂志的主编正是乔治J.W.古德曼。《奇才们接管了惠灵顿》一文描述了新的合伙人如何将惠灵顿从传统的“平衡”投资路线转向一条崭新的“当代”路线。在惠灵顿基金1967年的年报中，它被新任投资组合经理沃尔特 M.卡伯特（Walter M. Cabot）描述为“动态保守主义”：
时代不同了，我们决定使投资组合更好地与现代概念相契合。我们选择“动态保守主义”作为自己的宗旨，强调重视那些在时代变迁中展现出强大适应和获利能力的公司。（我们已经）将普通股头寸所占的比例从64%调整到72%，并明显侧重于成长型股票，减少对传统基础行业的投资。一只保守的投资基金也应该积极地追逐收益，寻求资本增值、潜在利润和增长的股息……（它）需要想像力、创造力和灵活性。我们将投资于市场中许多成长型的企业。在投资中，动态和保守并不矛盾，因为强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当整个共同基金行业中最保守的一家机构也开始“积极地追求收益”时，很明显“沸腾岁月”应该已经走到了尽头。事实上，它的确结束了。不幸的是，在随后到来的“大屠杀”中，基金强有力的进攻却被证明是最差劲的防守。
第二部分：惩罚到来
当感知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时，二者的弥合只是时间问题。但现实是如此倔强，它无法容忍那些花招儿，提升现实与感知一致变得不可能，所以感知必须低下头来面对现实。
1968年，“沸腾岁月”结束了，紧接着在1969年和1970年期间股市下跌了5%。新一代的激进投资者遭受的损失甚至更加严重（平均30%）。而在1971年，股市上涨了14%，市场的复苏很快抵消了此前的下滑。1972年股市再次上涨19%，市场的回暖还在继续。在这两年间，市场和MCG基金一共获得了35%的总收益。
泡沫阶段的最后这两年折射出股票市场从“沸腾岁月”到“漂亮50”时代的微妙过渡，但那次转型并没有使得其他更加保守的权益基金从中获益。为什么？因为泡沫开始从整体规模较小的概念股向一些已经成立一段时间的大公司，即罗切斯特投资组合强调的“巨型公司”转移。人们有时将这些公司称为“漂亮50”，有时也把它们叫做“纯洁圣女”。同样，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也脱离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它们的市盈率高得惊人，用某些人的话来说，“不仅折现了未来，甚至折现了来世”。
然而，随着1973年的到来，游戏走到了尽头。在随后的两年中，积极基金平均下跌了近50%，其中富达趋势基金下跌了47%，企业基金跌落了44%（温菲尔德基金在1969~1970年期间下跌了50%，甚至没有支撑到“大屠杀”的到来）。 特塞的曼哈顿基金运作得更加糟糕，下跌了55%。截止到1974年12月31日，曼哈顿基金给出了整个共同基金行业最糟糕的业绩记录：股东资本累计损失了70%。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失败的投资者和成功的企业家，特塞将他的公司出售给CNA保险公司。到1974年，曼哈顿基金已经萎缩了90%，只剩下5400万美元的资产，这家盛极一时的投资机构逐渐成为一个空壳，被市场无情地扔进了垃圾堆。
而在罗切斯特大学，不管基金经理们的动机有多么高尚，捐赠基金的价值仍然直线下跌。“沸腾岁月”泡沫和“漂亮50”泡沫的到来一度将基金的单位价值从1964年的3.17美元提升到1972年的7.20美元，然而随着泡沫的破灭，这个数字在1974年跌回到3.13美元，甚至低于10年前基金成立之初的水平。
那时，我的脸也涨得通红。对于自己做出的糟糕决策，我先是羞愧，继而恼怒。我和“沸腾岁月”中大部分的基金经理并没有什么不同。不需承担超额的风险就能获取超额的收益，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我甚至曾经幼稚地相信，我有足够的智慧来挑战历史留下的教训，是能够持续取得超额收益的经理。我还曾经试图用不合时宜的营销手段去拓展惠灵顿基金的“生产线”（在资金管理领域，我对这个词语十分憎恶，而现在这种说法是恰当的，因为基金领域现在也是一种资金营销，或者说产品生产）。总之，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也陷入了“非同寻常的幻想”之中。
最终，我努力寻求并设法完成的合并并没有解决惠灵顿基金的问题，反而使情况更加恶化。尽管公司在“沸腾岁月”取得了昙花一现的成功，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黄粱一梦。从商业角度看，合并在最初的5年成效卓著，然而不论是我，还是激进的投资经理，最终都让基金的股东们大失所望。在1973~1974年的熊市期间，股票价格下降了惊人的50%，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在这两年内的总收益（包括股息）为-37%。
大多数权益基金的表现甚至更加糟糕。在同一时期内，Ivest亏损了55%的价值。作为主席，在1974年写给股东的公开信中，我尴尬地承认：“到本财政年度的8月31日，基金的净资产价值下跌了44%……与标准普尔500指数下降31%相比……我们认为基金的业绩不能令人满意。”（基金的一位成员对我的坦诚惊恐不已，不久后他退出了董事会。）我们也曾经设立过其他的积极基金，但当结算日到来时，人们发现它们的业绩同样远逊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水平：开发者基金，-52%；摩根增长基金，-47%；“信托”权益基金，-47%。最后一只基金于1978年破产，而“利用技术市场分析”进行投机的技术基金甚至在更早之前就已歇业。
就连我们皇冠上的钻石—惠灵顿基金—也陷入了窘境。尽管这只基金在早期增加了权益资产的比例，并且在投资组合中塞满了“市场中出类拔萃的成长型公司”，但在1973~1974年期间，基金亏损高达26%。从1966年合并完成时计算，这家基金的业绩记录已经接近平衡型基金的最低水平。同期平衡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23%，而惠灵顿基金的累积总收益率（包括股息）几乎是零—只有可怜的2%（投资组合经理卡伯特于1975年离开公司，成为哈佛捐赠基金的经理）。
一周接一周，商业环境每况愈下。糟糕的业绩让曾经合作无间的伙伴之间出现了裂痕，不同的个性、冲突的观点以及每个成员的自负和掌权的欲望使得团体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不出意外，我和新合伙人之间渐行渐远。不过他们在董事会拥有更多的投票权，于是他们把我解雇了，在我“自己的”公司里。
我辜负了股东，并且毁掉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不是因为被解雇，而是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跳进激进投机的陷阱。生活是公平的，我犯下大错并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十分沮丧，事业摇摇欲坠，但是我并没有被击败。有人告诉我说，当一扇门在你面前关上，总会有一扇窗户为你打开。我决定自己去打开那扇窗户，重新上路，并改变共同基金的运营结构—原先的结构要为“沸腾岁月”共同基金业的惨痛失败负重要的责任，我决心让这个行业成为更好的投资选择。
不过要怎样实现这个目标？简而言之，为什么共同基金要让外面的公司来管理它们的事务—这似乎成了行业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当资产达到一定规模时，基金完全有能力管理自己并从手续费中小赚一笔。为什么不创造出一种结构，使得共同基金真正成为“共同”所有的基金？它们不应该为外来的顾问所左右—顾问的目标只是为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赚取最高的可能收益，而共同基金应该在最低的可能成本下为自身股东或所有者牟利。基金不应该以产品营销为运营的根本，它们应该关注整体市场，而不只是关注其中的热门产业。投资的核心理念应该建立在长期投资的基础上，而不应该被短期投机的谬论蛊惑。于是，1974年9月24日，我们走出了“沸腾岁月”和“漂亮50”年代的放纵与疯狂，在灾难过后的废墟上建立起先锋投资集团公司。
意味的是，解雇我的那些原先的合作者—那些应该对业绩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完全控制了惠灵顿基金的管理工作，并且在1982年出现的巨大牛市上获取了丰厚的回报。不管怎样，他们从大崩溃阶段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并最终使惠灵顿基金回到了它成立之初的样子—一个健全的、令人尊敬的、保守的资金管理者。
第三部分：另一个泡沫
《超级金钱》中最吸引人的一则轶事出自纽约城的一次年度投资会议，这次会议吸引了大约1500名信托人员和基金经理（据推测1970年的这次会议由《机构投资者》杂志主办）。杰里·古德曼负责会议的组织和协调，他写道：“如果先前的赢家能够站出来承认他们的罪过，那么在经历了大熊市之后最糟糕的一年以后（就当时而言），我们将得到一次很好的心灵净化。”也许这的确会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但是人们在会议上并没有听到多少坦白。不过直率的新英格兰人戴维·巴布森（David Babson）还是让人们意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他将那个时期的股票市场描述为“一次全国范围的掷骰子游戏”。作为一位投资经理，他的理念植根于勤奋和常识，他笃信“美德将笑到最后”。
巴布森不留情面地对人们提出了批评，描述了专业投资者如何“深陷于投机中不能自拔”，他甚至还开出了一份名单，指名道姓地抨击那些曾经不可一世而后又重重跌落的股票（从80美元到7美元，从68元到4美元，从46美元到2美元，从68美元到3美元，等等），并且建议与会的部分经理离开这个行当。尽管古德曼向他提出了警告（“戴维，你戳到了听众的痛处”），巴布森还是将他的眼中钉一一列了出来：“那些购买糟糕的新发行股票和其他垃圾股票并兴风作浪的新一代投资经理，大发其财的承购人……把一批新手吹捧成投资天才的金融媒体……这些人在管理别人的金钱时毫无责任感可言。”巴布森最后总结道：“在美国金融史上，1967~1969年的欺骗堪称绝无仅有。就像1929年的那场灾难一样，这场骗局毁掉了整整一代人，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后类似的情况才会再次出现。”
不难想象，听众们并没有把巴布森的话太当回事。尽管巴布森没有预见到泡沫的迅速死灰复燃（“漂亮50”时代），他的其他观点却是正确的。从1929年到“沸腾岁月”开始的1965年，过去了整整35年，而在这次灾难过后35年，又一个泡沫出现了，这一次，投资者仍然没能吸取历史的教训，继续重蹈先行者的覆辙。
新旧泡沫的起因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用戴维·巴布森的话说：“会计师们为了提升股票业绩而胡作非为，将根本不能算作利润的项目归为利润；‘现代’公司的财务主管们把公司养老金看做新的利润增长点……梦想一夜成为百万富翁的共同基金经理用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方法粉饰自己的业绩……证券分析师们忘记了职业道德，任意胡编乱造，导致他们服务的机构被一群骗子拖入泥潭。”查尔斯·埃利斯（Charles Ellis）在1968年就洞察了这样的事实：“投资组合经理们购买股票，他们并不‘投资’于公司。”如今，这个死灰复燃的幽灵又重新回来困扰我们（当然，事情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经理们并不仅仅购买股票，他们同时也以史无前例的凶猛残暴在市场上进行着交易）。
事情改变得越多，它们就越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如果你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你就真正懂得了我的意思。不过，每个泡沫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末的那次泡沫就向人们展示了一些新的元素。在这次泡沫中，人们戴上了玫瑰色的眼镜：“美国人的胜利、战事的平息、新技术浪潮的到来、生产率的迅速提升、真正的全球化市场、公司结构的改变—在一体化的世界中，开放的社会推动着一个完美的循环。”随着2001年的到来，人们开始为新纪元感到兴奋（尽管大多数人在2000年1月1日庆祝世纪的更迭）。“信息时代”、科技革命、激动人心的“新经济”，种种因素似乎都在昭示着一个无比光明的未来。于是，投资者又一次丧失了他们的洞察力。
这一切并不让人感到惊奇。毕竟，早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演说家加图（Cato）就曾经警告过我们：
在人类的本性中一定存在着大量导致愚蠢的基因，否则人们怎么会在上当1000次之后仍然掉进同样的陷阱。过去的不幸带来的创痛还没有从记忆中消失，人们却又忍不住朝着灾难之源迈进。
在经历了早前的泡沫之后，我已经将加图的警告铭记于心。2000年3月底，股票市场膨胀到极点，当时我正在筹备一次演讲，警告波士顿的机构投资者不要“落入人类本性中的愚蠢基因设置的圈套……专业投资者如果忽视今天的市场疯狂中四处充斥着的泡沫，那么他们就是在无视自己作为受托人的责任，玷污客户资产管理者的名誉。”
“怎样才算对得起这个荣誉？”我问道，“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做出的所有预期和假设……股票市场的收益在短期内完全无法预知，除非我们对25年之后世界的了解比对现在世界的了解还要深刻，在长期中进行预测也许更加困难。问题是，对未来的预期往往与未来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人们有时坐在马鞍上朝希望前行，有时又被贪婪和恐惧驱使。不，并不存在所谓的‘新范式’，希望、贪婪和恐惧构成了市场的永恒法则。”
在这次演说中，我还提出：“不论使用哪种定价指标进行衡量，如今的股票风险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我提醒人们，如果股息率降到3%以下，市盈率大大高于20，权益总市值达到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0%，那么就意味着市场已经冲到了顶点。“然而今天,”我发出警告，“股息率只比1%高一点……股票的售价几乎是前一年盈利的32倍……而权益的总市值已经快要达到GDP的200%。显然，如果过去的数据确实能够说明问题，那么在这个大牛市中，人们已经把风险抛在了脑后。”
我同样注意到了“沸腾岁月”和科技泡沫的相似之处。在我的演说中，我列示了下表，以对比两个时期中激进型基金的收益和基金从投资者那里吸引到的资本流入。
“沸腾岁月”与科技泡沫时代的比较
5只大型“沸腾”基金 5只大型科技基金
1963~1968年 1997~2000年
基金收益 344% 基金收益 403%
标准普尔收益 99% 标准普尔收益 92%
比率 3.4x 比率 4.3x
1963年资产 2亿美元 1997年资产 56亿美元
1968年资产 34亿美元 2000年资产 400亿美元
增长 17x 增长 7x
1969~1974年 2000~2005年
基金收益 -45% 基金收益
标准普尔收益 -19% 标准普尔收益
比率 2.4x 比率
我得出结论：
让我说得直白一些：我认为市场将会迎来一次惨痛的下跌，也许在我筹备这篇演说稿的10天之前这次下跌就应该发生。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罗伯特·席勒（《非理性繁荣》的作者），再到《纽约人》杂志的约翰·卡西迪以及史蒂文·莱乌托尔德、杰里米·格兰瑟姆、杰里米·西格尔、朱利安·罗伯逊、加里·布林森和艾伦·格林斯潘，他们都对这样的情况深感忧虑。等到10年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今天的股票市场不过是在为《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书写新的篇章。
事实证明，在我写作这篇演说稿的2000年3月10日，市场已经开始跌落（这是一个巧合，毕竟，虽然我们也许能知道股票市场将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却无法确知发生的时间）。我在上表的右下角处留下了三个问号，这三个问号的答案是怎样的？它们再次证明，最近和以前的泡沫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在2000~2005年期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收益只下降了7%，但大型科技基金的总收益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58%。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也许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总是前后呼应。”
那么，亲爱的读者，从这本书中学习历史吧。跟随作者重温一段狂野不羁的往事，正如加图警告的那样，这样的历史在反复不断地上演。在这本书中，亚当·史密斯将过往的教训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从我本人的失败中学到一些东西。最后，时刻铭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70年前说过的话：
对于大多数成熟老练的投资者而言，他们真实的私人目标……是运用自己的智慧预期几个月后的价格……而投资的社会目标应当是击败那些给我们的未来蒙上阴影的黑暗力量—时间与无知。
约翰 C. 博格尔
宾夕法尼亚瓦利福奇
2006年1月11日
“超级金钱”：以股票的形式在市场上存在，不同于钱包里的钞票和国家的财富。将工资支票兑现，你得到了金钱；将股票期权兑现，你得到的是超级金钱。 亚当·史密斯说我喜欢拿棒球来做比喻，他说的没错，所以我决定将这本书同唐·拉森在1956年10月8日的杰出表现相提并论——他在那天完成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史上最完美的一场角逐。 ——沃伦·巴菲特 和《金钱游戏》一样深刻而风趣。 ——保罗·萨缪尔森
沃伦·巴菲特是谁，什么是超级金钱
退休的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居住在法国南部，翻译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著作—这是他最青睐的业余爱好，而证券分析师的圣经—《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书的主旨，正是出自古罗马诗人贺瑞斯（Horace）：“现在正在跌落的，将来还会复原；而现在风光无限的，将来也会跌落。”
在认识格雷厄姆之前，我曾经在《金钱游戏》一书中提到过他。在我的笔下，“如果证券分析能被算作一门职业的话，格雷厄姆便堪称这个行当的教父。在他出现之前，这个职业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格雷厄姆的权威地位不容置疑。”
格雷厄姆本人对“教父”的称谓十分满意。他用希腊文纠正了我书中的几处错误，并表示自己愿意在纽约和我讨论一些问题。
在那之后不久，他果真来到了纽约，会见出版商并探望自己的小孙子，我借机询问他对当前市场的看法。
格雷厄姆希望我能为他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Intelligent Investor）创作一个新的版本。“我只愿意把这件事情交给两个人去做，”他说，“一个是你，另一个是沃伦·巴菲特。”
“沃伦·巴菲特是谁？”我问。1970年，在奥马哈城和格雷厄姆的朋友圈以外的地方，并没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名字。
而今天，沃伦的名头是如此响亮，当报纸提到他时，甚至不需要在前面加任何同位语，如果一定要为他安一个头衔的话，报纸会把他简单地称做“投资者巴菲特”。各处的书架上都可以找到关于他的传记。巴菲特的确当得起“投资者”这个称谓，他是有史以来这个领域里最出色的实践者。投资使他成为这个国家第二富有的人，仅次于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
甚至在1970年，沃伦的投资业绩就已经出类拔萃，而他的投资方法和技巧在当时并不流行。1956年，他用从朋友和亲戚那里借来的10.5万美元与人合伙进行投资，而到1969年他终止合伙关系时，最初的资金已经增值为1.05亿美元，复利收益率达到31%。沃伦的业绩表明，他的身价在2500万美元左右。他之所以让合伙企业关门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能理解当时股票市场的情况。
就写作新版《聪明的投资者》而言，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我是萨姆·斯特德曼（Sam Stedman）的信徒，他的投资哲学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增长”，他提倡寻找那些迅速成长并能将高增长率保持下去的公司。这些公司拥有受到保护的专利权和不可动摇的市场地位，至少在三年之内能够保证稳定的利润，不过它们的股票价格往往高于平均水平，而且不支付股息。
施乐914，这种机器让我们陷于“成长投资”中不能自拔。它是世界上第一台复印机，曾经有人说在将来的某一天人们也许会将“施乐”当成一个动词来使用，这在当时看来有些异想天开。施乐被认为是“10倍成长股”，一旦找到这样一只股票，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能吊起你的胃口。施乐的信徒甚至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了其他国家—英国的Rank 施乐和日本的富士施乐。
人们涌进57大街的登喜路专卖店，订做袖子上有四排扣的西装。我们将格雷厄姆抛在了脑后，尽管他很有个人魅力，但他在1949年说过的话让人们觉得不太中听，他说自己不会购买IBM的股票，因为这只股票的价格已经越过了“我所认为的真实投资的底线”。
在格雷厄姆的催促下，我和沃伦进行了几次电话交谈，然后专门飞到奥马哈去和他见面，即便在那时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格雷厄姆为我安排的工作。我们一起吃牛排，享用烤肉、鸡蛋和马铃薯。我和沃伦相处得十分愉快，他是一个随和、有趣的人，拥有惊人的天赋，正如每个人现在知道的那样，他堪称聪明绝顶。
从外表上看，沃伦并不像是施乐的拥趸。尽管西装革履，但他显然对衣服的裁剪并不在意，手腕露在袖子外面（如今，作为资深的金融权威，沃伦的衣着无可挑剔，不过我相信他对服饰的兴趣仍然不大），用一位施乐追随者的话说，沃伦看上去就像刚从卡车上掉下来的芜菁。
我来到沃伦位于法纳姆大街的住所，在1958年，他花了3.15万美元买下这套房屋。屋子略显凌乱，但却十分舒适。
我想知道，他是如何在奥马哈进行投资操作的。纽约的投资组合经理通常都会在早饭、午饭或宴会时聚在一起，交流一些信息。
“奥马哈给了我洞察力。”沃伦回答。他给我看了一篇出自华尔街的报道，上面写着：“证券分析来不得一时一刻的松懈。”
“噢！”沃伦感叹道，“这类东西总会让我觉得内疚—当我忍不住到外面来上一杯可乐的时候。”
沃伦似乎对寻找下一个施乐兴趣不大。笃信增长率的人们正在四处搜索，和小贩、顾客、竞争者谈论着菲利普·费希尔（Phil Fisher）的哲学，而沃伦的研究方法则别具一格。
举个例子，沃伦注意到印第安纳的一只高速公路债券售价为70多美元，而伊利诺伊州一只几乎一模一样的债券则卖到了90多美元。投资债券的人们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印第安纳高速公路的维护金额不够高。
沃伦亲自开车去印第安纳高速路上转了一圈，然后他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查阅了高速公路部门的维护报告，他认为这条路实际上并不需要那么高的维护费用，于是他购买了这只债券。很快，该债券的价格便上升到伊利诺伊州债券的水平。
沃伦向我说明了他的几条投资原则，他把它们记在一个发黄的小本子上：
1. 我们进行投资选择的基础是投资的价值，而不是受欢迎的程度。
2. 我们的投资要致力于将永久性的资本损失（而不是短期内的报价损失）降到最低。
3. 我和我的妻子、孩子对合伙企业中属于我的净价值拥有全部所有权。
沃伦已经关闭了他的合伙公司，所以我没法对它进行投资。这家合伙企业购买了一家新英格兰老式纺织企业—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当时它的股票在“粉红单”市场上进行交易。我查询过这家公司的资料，它似乎正在走向没落。
沃伦在给投资人的信中写道：“伯克希尔所处的市场存在过度竞争，因此它不可能像施乐那样赢取高额利润，不过拥有这家企业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我并没有购买伯克希尔的股份。在我离开奥马哈之前，我对沃伦说我对改编格雷厄姆的著作没有兴趣，沃伦说他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告诉格雷厄姆，他的书事实上不需要做任何改进。
《超级金钱》这本书记录了格雷厄姆和沃伦的一些小故事。该书出版时，出版商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为此举办了一次宴会。沃伦参加了这次宴会并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我们一起合影留念，照片上我的头发很长，而沃伦的发型使他看起来像个中美洲人。
沃伦购进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大量股份，这家报业公司的人很诧异：“这个沃伦·巴菲特是谁？”
我向华尔街的朋友询问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境况，他们似乎对这家公司的股票并不看好。
他们说：“在大城市中，报纸正在走向消亡。卡车无法开进狭窄的街道，劳动力的问题也十分严重，现在的人们都习惯于从电视上获取新闻信息。”看起来，华盛顿邮报公司成不了下一个施乐。
1976年，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对纽约杂志公司施行了一次恶意收购。我曾经是后者的创建人之一，并拥有5%的股份。我们花费了8年的时间让这家公司成为业内的佼佼者。我们不仅拥有《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还创办了《乡村之音》（Village Voice）和《新西方》（New West），而现在，默多克买下了这家公司50.1%的股份。
我给沃伦打电话并向他诉苦。
“你想把公司买回来吗？”他问。
他给我送来了新闻集团的年报，上面充斥着晦涩难懂的英国和澳大利亚会计术语。
“新闻集团的市场价值为5000万美元，”沃伦说，“如果你能拿出2700万美元，你就可以拥有两家澳大利亚的大型报刊、73家英国周报、2家电视台和Ansett航空公司20%的股份，而且还可以让纽约杂志公司重新回到你手中。”
“我们应该怎么做？”我问。
“‘我们’是什么意思？”沃伦说，“你想把杂志公司要回来，而我正在给你出主意。”
“但是默多克控制了新闻集团。”
“你没有仔细阅读。看看第14条脚注，Clarendon拥有40%的股份，其他股份由澳大利亚的一些机构持有。Clarendon属于默多克和他的四个姐妹，如果能够说服其中的一个就好办了，你和我看来得有一个人去澳大利亚待上一年了。”
我没有去澳大利亚，也没能要回纽约杂志公司，也许我本应买下新闻集团。默多克后来出售了这家本属于我们的杂志公司，卖价是他买进时的几倍。
当电视节目“亚当·史密斯”开始录制时，我们迅速把节目现场搬到了奥马哈，这是沃伦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也是很长时间内唯一的一次，在节目中沃伦不断地使用棒球术语来打比方。
“当我审视我的公司管理者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扬基队的米勒·哈金斯 （Miller Huggins），注视着自己的选手阵容。”
“在股票市场上，你就是击球手，而市场就好比投手。市场不停地掷出各式各样的球，但除非其中有一个好球，否则你没必要挥棒。”
“所以你也许6个月都不会挥一次棒？”
“你可以两年都不挥棒，这就是伯克希尔不在华尔街上市的好处—没有人会在围栏后面冲你喊叫：‘快挥棒击球，你这个废物！”
在后来的几次电视访谈中，沃伦继续和我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你曾经说过：‘也许纽约股票交易所会关闭两年，但我并不会太在意。’不过你被认为是投资界的权威，那么你怎么才能自圆其说？”
“纽约股票交易所是否开放和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会不会升值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交易所在周末也关门，但我并不会因此慌张。当我审视一家公司的时候，它的价格是我最不关心的部分。你不会一天问三次‘我的房子值多少钱’对吗？每只股票都代表一桩生意，你真正应该关心的是，这桩生意的价值是多少？”
沃伦曾经送给我几份国家互助人寿公司（National Mutual Life Assurance）的年报，当时凯恩斯是这家英国企业的主席。“这个家伙深得主席报告写作的精髓。”沃伦漫不经心地说。
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主席，沃伦写给股东的公开信甚至比凯恩斯的报告还要著名，它们已经成为了投资的教科书。在公开信中，沃伦不仅细致地阐述了公司的各项业务，而且对会计流程进行了分析。
伯克希尔在奥马哈的年会吸引了超过1万人前来参加，巴菲特和他的副主席查利·芒格（Charlie Munger）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场独一无二的研讨会，参加人数的纪录每年都在不断地刷新。不论伯克希尔每年的业绩如何，当你从奥马哈年会离开的时候（伯克希尔的年会堪称资本家们的伍德斯托克），总会觉得轻松许多。
在“.com”泡沫期间，巴菲特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说，如果由他来教授一门投资学课程，他会在课堂上提问：“.com能值多少钱？“如果有学生给出任何一个数值，巴菲特说：“我都会毫不留情地给他一个F。”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司和机构坠入了凡间。令人敬畏的“成长型”公司正在“烫平”自己的利润，而一家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则失去了信誉。正如贺瑞斯所说：“现在风光无限的，将来也会跌落。”
然而巴菲特却还是巴菲特，仍然在法纳姆的居所里居住，仍然在位于Kiewit广场的办公室里办公。政府指望沃伦能让我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显要位置发表文章，就一些重要的问题展开论述。而最近，巴菲特致股东的公开信则给人们上了一堂道德课，“查利和我对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事情感到恶心，股票持有者遭受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而作为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公司总裁、推销商和其他高层人物却带着惊人的财富扬长而去……这些商业领袖把股东视作替死鬼而不是伙伴，他们真应该感到羞愧。”
沃伦·巴菲特有权感到愤怒，他的话也得到了听众的响应。金融界总会招来一些擅耍花招的骗子；金钱以数字的形式编制，而数字又是如此容易受人摆布。大萧条时期的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最终锒铛入狱，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马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不过如今的社会已经变得更加宽容，斯图尔特甚至有机会主持一档广播节目并在电影中过一把影星瘾。
《超级金钱》在1972年首次出版，书中有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戴维·巴布森。他被描述为“复仇天使”，当着许多大银行和共同基金代表人的面，这个粗暴易怒的新英格兰人说：“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应该离开这个行当。”他宣读了一份股票名单，那些曾经的市场宠儿无一例外地摔了个稀烂；他还分门别类地细数金融界的罪过：空壳集团的骗局，把养老基金当成摇钱树的公司总裁和财务总监，粉饰书面业绩的共同基金经理，等等。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事实上他单子上列举的东西一点儿都没有过时。如果戴维能看到如今对冲基金的状况，那该多么有趣啊！不过很遗憾，他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超级金钱》是《金钱游戏》的姊妹篇，两本书都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口吻，用戏剧化的手法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在《金钱游戏》中，大人物温菲尔德闪亮登场，他穿着牛仔裤和牛仔靴，追逐那些从5美元飙升到50美元的股票，而到了《超级金钱》，他的资产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信用收缩和股市萎靡中缩水了90%。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心慌意乱，他仍然拥有位于滑雪胜地阿斯彭的豪宅，并且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艺术史，他购买了一些公用事业部门的股票。“温菲尔德搞公用事业？”我对此感到诧异。“时过境迁，孩子，时过境迁。当情况发生改变时，我们必须有所觉察。”他回答。在这本书中还提到一位人物，他卷入了大规模的法律诉讼，关于他是否曾向原告支付非法回扣的问题争论至今。
正如温菲尔德所说，事情总会发生改变，但在有的时候，它们越是改变，就越是接近原始的样子。比如，在《超级金钱》的这个新版本面世的同时，我们正进行着一场昂贵且饱受质疑的战争，并且面临着巨大的财政赤字，整个国家陷入了争吵与焦虑。这样的情形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景象如出一辙：越南战争以及由战争引发的赤字，对未来潜在危险的担忧，而在当时的金融界，结构性的变化即将发生。70年代的这些变故使得华尔街3/4的公司从市场上消失。我们无法预知下一个十年将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已经感觉到了隐隐的震颤。
除去轶闻趣事以及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两本书中也涉及了一些严肃的话题。比如，《金钱游戏》指出，人们总是试图从理性的视角看待金融事件，因为他们认为金融游戏的衡量标准是数字，而数字是有限且明确的。不过，按照《金钱游戏》的说法，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任何一位敏锐的观察者都能看出，金融游戏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或者心理。再者，人们并不总是像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在理性收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行事。《金钱游戏》中引用了一些箴言，譬如“股票并不知道你拥有它”、“价格没有记忆”以及“昨天与明天无关”。富达的创立者约翰逊先生检验过这样一种理论—“一群男人合在一起的行为方式类似于一个女人”，而一位心理学家则推断市场上存在着追求失败的人。
几十年过后，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在行为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这个领域如今已经变得炙手可热。他们发现了什么？人的行为可以是非理性的。人们害怕遭受损失，因此他们不会将赌注放到最大。特韦尔斯基和卡纳曼并不研究经济，而作为心理学家，这两个人取得的成就激动人心：他们构建出种种游戏、问题和情景，以揭示出人们的实际行为方式，他们的研究结论与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正好相反。特韦尔斯基和卡纳曼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称为“预期理论”，并将它发表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杂志上，因为这份经济学期刊此前曾经刊登过几篇关于决策理论的著名文章。幸亏他们没有选择《心理学评论》（Psycholognical Review）—假如这篇文章最初刊登在一本心理学杂志上，也许它就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和我的同事认真学习了特韦尔斯基、卡纳曼及他们的追随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的理论。2002年，卡纳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特韦尔斯基已在前几年去世）。
《超级金钱》同样试图探讨一些严肃的话题。“超级金钱”这个词实际上是我创造出来的，我用它来区分我们钱包里的绿色钞票和国家的真正财富—资本化了的收益（或者说利润），它们以股票的形式在市场上存在。你在Google拼死拼活地工作，但与Google公司的股票期权相比，你每周得到的工资实在微不足道。将Google发给你的工资支票兑现，你得到了货币，而将你手中的股票期权兑现，你得到的是超级货币，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国家—事实上是在全世界—没有货币、拥有货币和拥有超级货币的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超级金钱》还将带你思考如何衡量我们经济系统中那些不能被量化的因素。砍下一株生长了500年的红杉，国内生产总值账户的金额增加，但是没有哪个账户的金额会因为红杉数量的下降而减少，因此，即使拥有大量的超级货币，我们也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这本书提出疑问，通用汽车会信奉和谐吗？通用电气会信奉美好与真相吗？本书用轻松的口吻给出了答案，然而，即使在今天，它们背后的问题也还需要进一步地讨论和思索。
在此，谨对克雷格·德里尔（Craig Drill）和沃伦·巴菲特对我的帮助深表感谢。
亚当·史密斯
〢dam Smith 2006.
（美）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暂无简介
李月平 曲绍宏：暂无简介
本书的作者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曾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顾问委员会，是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极富盛名的投资教育家和实践者。《超级金钱》最早出版于1972年，本书是2006年最新版。虽然成书已经30余年，但本书所蕴含的金融智慧和远见卓识使其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特地将这本享誉欧美的著作翻译过来，献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本书既是一本深入浅出的投资读物，也是一部妙趣横生的金融传记。作者犀利的眼光、细致入微的观察、轻松诙谐的文笔，将读者带回到美国资本市场的“沸腾岁月”，重温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在作者的笔下，金融界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褪去了光环，走下了神坛，像老朋友一样向读者娓娓道来。本书向读者展示了许多对立的投资理念，但没有武断地判明优劣，因此，本书虽不是一本结论鲜明的教科书式的读物，个中寓意却更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全书共分为4章。第1章提出了“超级金钱”的概念，在美国股市经历“沸腾岁月”的背景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阐释了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的原因。第2章则将目光投向了金融机构，作者由表及里，深刻地剖析了商业银行和经纪公司在金融动荡中陷入危机的缘由，指出了危机的罪魁祸首—混乱的机构管理以及对金融工具的不当使用。在第3章中，亚当·史密斯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资本市场上的众生相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借大卫·巴布森之口对投资界的蛀虫和小丑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而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亚当·史密斯将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沃伦·巴菲特推到了舞台中央，彰显出过人的远见。第4章揭露了公司管理者和会计师的作假技俩，并对意图在资本市场上获取“超级金钱”的投资者提出了忠告和建议。
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正在经历不断改革和完善，新的金融工具陆续浮出水面，这样的形势对投资者的鉴别能力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是资本市场发展较早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和种类众多的投融资工具，因此，借鉴美国投资者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股民乃至金融机构都是大有裨益的，希望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能够帮助中国投资者从纷繁复杂的资本市场中辟出一条蹊径。
本书由李月平和曲绍宏负责翻译，由谌龙审校，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其他人员还有南开大学的于凡、杨乃芬和王廷婷。其他参与录入和查找资料等辅助工作的还包括刘一君、何志宏、张巍、邓姗姗、汪静月、黄东升、王超、王灏等。在此我们谨向上述所有参与本书出版工作的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大力支持。
在本书的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和各位工作人员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心尽责、反复推敲，力争做到准确合理，但译稿中不妥或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李月平
2007年3月22日，于天津南开大学
译者序
前言
2006版序言
第1章 超级金钱/1
1.1 思辨的疑问/1
1.2 流动性：零股交易商罗伯特先生被问及他的感受/1
1.3 超级金钱，它们在哪里：超级货币/7
第2章 音乐逝去的日子/14
2.1 1970年6月的银行/14
2.2 1970年9月的经纪商/24
第3章 专业人士/33
3.1 怀旧时间：巨大的购买恐慌/33
3.2 一次针对1500名专业投资人员的集体诊疗：复仇天使登场/38
3.3 在欢庆胜利的时候，牢记这些告诫/47
3.4 我的瑞士银行如何亏损了4000万美元并走向破产/55
3.5 一定有人做了正确的事情：大师的训诫/88
第4章 体系瓦解了吗/103
4.1 超级货币的低级语言/103
4.2 夺取超级货币/111
4.3 b，或者用代数语言温柔地对我说话/116
后记 明天会发生什么及其他/123
关于注释/152
附录/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