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音乐在治愈身心过程中具有的强大作用已广为人知。这本动人的、启迪心智的书讲述了安德鲁·舒尔曼，一个57岁的专业吉他手，在生命垂危之际被音乐赋予了强大力量而摆脱死亡、重获健康的故事，以及之后他用音乐帮助别人康复的故事。这本书探索音乐的力量，以治愈身体和唤醒精神，作者与众多受他帮助的人之间的互动，展现了对生命的体悟和人性的温暖。
本书是奥利弗·萨克斯基金会年度最佳图书，入围“令人拥有更好生活的最佳第一本书”奖、《人物杂志》精选非虚构类图书推荐，被誉为和《最好的告别》一样感人。

封面宣传语：一位音乐家对音乐疗法的实践，启迪心智、振奋人心
国内知名音乐治疗专家 国内知名音乐治疗专家张刃老师推荐

我拐弯走进外科重症监护室（SICU）时，听到了一阵乱糟糟的声音，很是刺耳。病房总是这样：呼吸机与输液泵的嗡嗡声，心电监测仪的哔哔声，还有医生、护士、病人和访客来来往往的嘈杂声—各种强度的音量都有。电视一直开着，声音也调得很大，让这里变得更加吵闹。我再次感受到：这种环境对危重病人的康复而言实在是再糟糕不过了。但今天还有其他陌生的声音，于是我犹疑地停住脚步。从走廊尽头的病床上传来了很奇怪的说话声，语速很快，音量很大，听不出是高兴还是生气，是个女人在连珠炮似的讲话。但她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我甚至分辨不出她讲的到底是哪种语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声音从5号病床的帘子背后传来，响彻整间病房。我看到理查德·斯帕塔福拉护士一脸焦虑地跑出来，冲到护士站：“我们需要音乐治疗的磁带，什么都行，快点！”另一个护士答道：“别急，没问题的，安德鲁在这里。”
理查德把脸转向我，说道：“谢天谢地，安德鲁你终于来了。赶紧把你的吉他准备好，我们需要你。”我点了点头，把吉他从箱子里取了出来，抓上标着“巴赫”的蓝色音乐文件夹，跟着理查德进了帘子背后，我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我看到了一位女病人，六七十岁的样子，坐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绷带，可能刚动完脑部手术。她不理睬我，但蓝色的眼睛明亮有神，笑容灿烂，长得很美。她一直在用一种响亮而悠扬的语调说话，听起来像是俄语，而且她的颧骨高高的，看起来也像俄罗斯人。
这个小隔间里除了理查德还有其他两名护士，他们看起来焦头烂额。理查德摇了摇头，看向我。“她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两个小时了。”他的声音干巴巴的，“我们一直耗在这儿，既没办法安抚她，也没办法去照顾别的病人。”
我把椅子拉到床尾，搭了个琴谱支架。有一阵子我只是看着她，听她说话。她依旧滔滔不绝，似乎她的自言自语永远不会结束。她在说什么呢？她大笑着环视周围，在床上不断地扭动，挣扎着要下床。我注意到她的胳膊被白色的塑料条绑在病床两侧的护栏上，但她看起来既不害怕，也不焦虑。我意识到她并不是在对护士说话，而是仿佛在与周遭“只有她能看见的人”交谈。她言笑晏晏，言辞恳切，毫不生气。这场景让人不忍直视，但我没法移开自己的目光。她完全迷失在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联系不上她。
我坐下来，深吸了一口气，开始弹我改编自巴赫《第一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第一个音符响起时，她把头转向了我，看着我的脸，又看向我拨动着吉他琴弦的右手。随着这位病人的眼神愈发集中，她脸上那种涣散的表情消失了，嘴唇因惊讶而微张，陷入了静默，不再胡言乱语，接着她的脸和肩膀也放松下来，露出了微笑—不像之前醉醺醺般的傻笑，这次她笑得真心开怀。她从此前迷失的空间回来了，回到了这个世界，回到了这个房间。我不过弹了十秒钟吉他，音乐就让我们心灵相通了。
理查德长舒一口气，微笑着给我比了个大拇指，我也咧嘴笑了。5号床的病人情绪得到控制，理查德和其他护士便提起帘子悄悄离开，去照顾别的病人了。隔间里现在就剩下我，还有这位俄罗斯女病人。
我一首接一首地给她弹吉他曲。她安静地躺在床上，沉醉地听着。后来我弹完一首赞歌，停下来思索下一首弹什么好时，她立马又开始挣扎，扯着绑住她的塑料条，像是想从床上爬起来。我赶紧又开始弹巴赫的小步舞曲—一首欢快的三拍子舞曲。音乐响起，她再次平静下来。据我观察，如果我随着旋律的节奏摇摆，就更能吸引她的注意力。我决定在她的病床旁待够90分钟，给她弹琴。
她开始对我说话，虽然我还是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但与之前那种毫无意义的发声不同，她在和我交流。正如我的音乐触动了她的心弦，她也在尝试接近我。半个小时，接着又一个小时，只要我在弹奏，她的注意力就不会分散。值班医生过来给她检查时，她配合地往后躺好，眼睛朝上，孩子般地轻叹道：“多美的声音啊！”我又惊又喜，她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了。
时间差不多了，我得离开了。此前我弹的都是些短小优美的曲调，看起来效果很好，病人的情绪也得到安抚。但我想更进一步，弹一首由巴赫创作的意义最为深远的赋格曲，这也是史上设计最为精巧的复调乐曲之一。我决定弹奏巴赫晚年创作的《前奏曲、赋格曲及快板》中的赋格曲。我弹起这首开篇听着很简单的旋律，她感激地凝视着我，然后把头埋回枕头。一片静好。她闭上眼睛，享受着我独献给她的演奏。那是一种忘我的状态，我依稀记得我们待在SICU里，周围原是仪器蜂鸣，到后来就只剩音乐、她和我了。在那七分钟里，我细细观察她的脸。赋格曲起效果了。赋格曲（Fugu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Fuga，意为“遁走”或“逃离”，而病人已经进入这种状态—她被音乐局部治愈，逃离了这令人烦躁的环境，安详入睡。赋格曲演奏完毕，我收好我的吉他，还有那可靠的巴赫乐谱，悄悄离开了。

那天在离开SICU时，5号床的病人让我陷入沉思。尽管护士告诉我她是美国人，来自纽约州北边的小镇，但我仍觉得她是俄罗斯人。起初她说话很流利，但话语的内容却逻辑不通，令人费解。我了解到她前天动过脑部手术，有时这种手术会让患者的神经突触失灵，导致举止怪异。虽然护士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她，却没什么效果，现代医学对此已束手无策。神奇的是，音乐却能触及她大脑深处某个地方，让她快速好转。这应该归功于巴赫和他的音乐。这些回想让我灵光一现。我跑回家扑向电脑，决定把所有关于依靠音乐的力量治愈病人的资料都找出来。我人生的另一个征程由此开始。
我现在在纽约市西奈山贝斯以色列医院工作，职业是SICU常驻音乐人，这是我从事这项工作的第六年。这里有些病人病情危重，就像曾经那位5号床的女人一样，我会坐在他们病床旁弹上一个半小时吉他，每周三次。这些年下来，我见证了音乐在疾病痊愈过程中起到的奇妙作用：音乐可以平静病人的心绪，可以提升病人的士气，甚至在旁人都认为病人已经紧锁心扉、不为所动时，音乐仍可以触动病人的心弦；音乐可以减轻医护人员的疲劳与焦虑，把他们的注意力拉回工作，照顾病人；音乐可以为病人家属提供纽带，也许是重温旧时回忆，也许是开启愉悦对话，甚至在病人已无药可救之时，音符的流动还能覆盖治疗仪器冷冰冰的机械声，带来温情，平复这由生向死的痛苦。
音乐在健康人与病患间架起桥梁，这座音乐之桥，还有我与病患、医护人员之间的互动，永远改变了我。不过音乐对我人生最重要的影响并不是体现在这件事上。最重要的那次，我不是作为见证者，而是作为当事人。当时我处于临床死亡期—各种反射消失，呼吸和心跳停止，被推进SICU紧急抢救，没有人想过我能活下来。我躺在11号病床上，被医生和护士围着，身上插满管子，全靠机器维持生命，整个人肿胀得面目全非。而深爱着我的温蒂—我的妻子，抱着残存的希望守在我床边，用她最真切的爱意祈求着我的回应，祈求着奇迹发生。后来我总算挺住，活了过来。那时SICU的病人里就数我病情最为严重，是音乐救了我。
康复后我便决定带着感恩之心回到SICU，去奉献，去回报。我决定用我作为专业音乐人35年的经验，给其他病患带去正能量，带去生的希望。我热爱这份工作，作为医护队伍的一员我很自豪。我可以确定（因为我有确切的证据），我的吉他既是弹奏乐器，也是医疗仪器。现在西奈山贝斯以色列医院针对SICU现场演奏音乐的治疗效果开展了一项医学研究1。研究始于2011年1月，正值我在这家医院弹吉他满一周年，我的演奏也是研究内容之一。该研究意在记录现场演奏音乐的作用，包括音乐对病患、家属和医护人员声音环境的影响，以及音乐是否会改变这些人的压力水平、焦虑程度以及对疼痛的感知等。更有趣的是，音乐是否会影响SICU里人们对噪声的感知也是研究内容之一。我很荣幸能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
因为工作缘故（在病床边弹吉他），我见过数不清的案例，这些案例都肯定了音乐在抚慰心灵和治疗疾病中的力量。为何音乐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呢？近年来，大量关于音乐对医学影响的研究涌现。前纽约大学医学院神经学教授、世界著名作家—已故的奥利弗·萨克斯博士，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学和民族学教授、医学博士马克·朱德·特拉莫，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也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许多启发和提示。特拉莫博士于1997年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门“音乐与大脑”课程，并且在许多专业期刊，如《科学》《神经生理学》《认知神经科学》《音乐与医学》以及《现代音乐评论》上发表相关论文。而萨克斯博士也在他的畅销书《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里介绍了音乐的魔力以及音乐与人类心智运作之间不可思议的关系。2
萨克斯博士与康妮·托梅诺博士于1995年一同创立了音乐与神经功能研究所，他说过：“没有什么比音乐更能激活大脑了。”不过音乐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根据路易斯和露希尔·阿姆斯特朗音乐治疗项目临床主任约翰·蒙达纳罗的说法，音乐如何对患者生理及心理变化产生影响是当前的核心研究工作。
该领域大量的新研究带来可喜的成果。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音乐和医学中心创始人兼主任乔安妮·洛维博士引领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3，研究表明：现场播放音乐有利于早产儿喂养、睡眠以及各项生命体征，从而减轻其压力和疼痛。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儿科学》上，《纽约时报》也对此做了收录报道。该项研究还表明当父母给宝宝唱摇篮曲时，父母自身的压力也会减少。
在德国，过去的35年里国际音乐治疗学会（ISMM）主席拉尔夫·斯宾特治博士与《音乐与医学》国际期刊的主编洛维博士一直从事着音乐在术前、术中、术后对减轻患者焦虑与疼痛所起的作用的相关研究。4
纽约市大脑资源中心主任卡姆兰·法拉普尔博士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也是国际神经科学家联盟成员之一。该组织致力于协助开发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库之一：搜集整理有关大脑、认知能力和基因组的数据。法拉普尔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正尝试将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转化、运用到临床实践，包括使用音乐和声音协助激活或关闭大脑的局部区域以及调节神经系统，以此来管理患者的疼痛、压力和情绪。
康妮·托梅诺博士也在从事音乐治疗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即音乐对脑损伤（包括脑中风、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其他类型的痴呆症）的恢复作用。
2015年8月13日，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了一项新研究5，该研究证实：在术前、术中及术后聆听音乐可以有效减少患者的焦虑和痛苦，以及他们对止痛药的需求量。研究团队由伦敦玛丽女王大学领导，他们分析了73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这些试验旨在观察音乐对术后康复的影响，结论显示：音乐与“患者更低水平的焦虑、痛苦”及“更少的止痛药用量”呈正相关。即使是对全身麻醉的手术，这个结论同样有效。研究总结道：“音乐是种非侵入性的、安全的、成本低廉的干预手段，可以方便快捷地在医院内部推广使用。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开展了充分研究，以证明应当对所有处于手术流程的患者开放音乐治疗的渠道。”
为什么我—一个吉他手在SICU里为患者弹奏音乐在减轻病人焦虑感、管理患者疼痛还有预防患者精神错乱这些关键领域有如此重要、积极的作用呢？上述研究，还有其他类似的研究都可以给出科学的解释。
音乐治疗其实是医学领域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古埃及医学、古巴比伦医学、阿育吠陀医学（源于印度次大陆的传统医学），还有古典中医药学的早期记载中都包含了音乐治疗的内容。古希腊人也非常重视音乐和医学的关系，这一点在阿波罗神的身上得以体现，因为阿波罗兼具音乐艺术特长与治愈疾病的天赋。而“音乐治疗”这个术语的首次使用则源于毕达哥拉斯，他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而且据说罗马人在战地医院就使用音乐充当麻醉剂。
每次走过医院的长廊时，我常能看到医生、护士朝着我的吉他还有我的工作证点头，他们声称：“音乐是医学下一阶段的重头戏。”从各项新研究表明的结果来看，确实有可能，我也真诚希望如此。看着音乐作为一种极具性价比又不具侵入性的治疗方式在医院得到推广使用，看着音乐能够改善目前很多医院嘈杂纷乱的治疗环境，这感觉实在是太棒了！而已设立音乐治疗部门的医院也能够理解为患者利益最优化着想的重要性，而不再仅仅为医护从业者考虑。
我崭新的人生旅途始于我在SICU醒来，而为5号床女病人弹奏音乐是这段旅途中非常重要的时刻。马文·麦克米伦医生是我还是病人时的SICU主任，也是第一个允许我以音乐人身份回归SICU的医生。他说从医学角度谁也无法解释我是怎么熬过昏迷的最初几天的，但他确信音乐标志着我奇迹康复的转折点。最初我回到医院为其他病人弹吉他时，只是单凭直觉选择演奏什么样的曲目，为谁演奏，演奏多长时间等。但当我在那个“俄罗斯”女病人身上看到她听音乐前后不可思议的变化时，我猛地有了种“哇”的惊叹，这也促使我去追求相关专业知识。那天我从医院跑回家打开电脑时，很快就找到了神经音乐学家亚瑟·哈维博士的这段话：“在医学院针对病人、同事还有其他人进行测试的所有音乐中，相较于其他音乐流派，巴赫的音乐在持续促使大脑平衡运作方面明显占优。”6我醍醐灌顶，被这个结论深深迷住了。
于是我开始与相关人士多次交流，他们给我分享音乐在治疗康复过程中所起到的非凡作用。这些人包括患者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医生、护士、音乐治疗师、音乐家、教授还有作者。我开始阅读、学习和研究相关理论。
从医院病床边流传的奇闻逸事到前沿的科学研究，诸多丰富的参考资料让我深刻理解到自己作为吉他手在SICU弹奏音乐对患者护理起到积极作用的原因。还有那位有着明亮蓝眼睛的5号床女病人，为什么聆听音乐能帮助她顺利应对脑部手术后神经反应混乱的问题呢？因为音乐唤醒了她的灵魂。在我为她演奏音乐的那段时间内，音乐对她康复所起到的作用与当天医生配备的药物是一样的。也许音乐的作用更大。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部分姓名和细节已做修改。如未获得患者书面同意，本书不会披露或指明书中所涉患者身份。
如果本书所含信息讨论或涉及任何医学治疗的内容，这并不代表作者试图代替读者的私人医生或者其他医学专业人士给出建议。在读者做出自我健康护理决定时，读者本人或其监护人对相关决定的结果负有全部责任。本书作者以及出版商对于声称由该决定导致的任何负面影响不承担责任。

心理学应用

封底文字：音乐治疗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在临终关怀以及重症监护领域的技术推广，在我国还存在很大的 发展空间。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描述案例的过程中，充分地结合了相关的理论研究，与故事相交 织。这种描述方式不但没有破坏其故事性，反而提升了本书在音乐治疗临床方面的专业性，不但适 合音乐治疗和临床医学领域的专业读者阅读，对普通读者而言也相当具有可读性。
—— 张刃 中国音乐治疗学会理事，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心理专家

安德鲁·舒尔曼写的关于音乐在医学中的力量的伟大新书，必读之选。
—— 奥利弗·萨克斯基金会

遵循奥利弗·萨克斯的伟大著作《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的传统，舒尔曼用心、巧妙地讲述 了音乐不仅能治愈破碎的心灵，也能治愈破碎的身体的故事。
——《不抑郁：根音乐杂志》( NoDepression, Journal of Roots Music )

真诚且友善的回忆录……舒尔曼与神经科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交谈，并探索毕达哥拉斯的遗产。毕达 哥拉斯是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他是最早认识到音乐的治疗特性的人之一。书中，舒尔曼认为， 我们感受到的痛苦与我们喜爱的歌曲和作品之间，有着一种根植于温柔、超然的共生形式的关系。
——《纽约时报书评》

专业吉他手舒尔曼成功地结合了逸事般的病床边故事、个人经历以及神经科学家、神经音乐学家和 其他音乐家的研究，证明了音乐疗法有助于镇静患者的神经系统、缓解疼痛、稳定整体健康……对 于音乐的无限益处及其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本书给出了鼓舞人心的证明。
——《科克斯评论》（ Kirkus reviews )

推荐序一
中国音乐治疗学会理事、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心理专家
张　刃
本书是一本介绍将音乐治疗技术应用于ICU重症病房的临床纪实性图书。作者安德鲁·舒尔曼作为一个跨越过生死线的音乐人，以切身的体验为写作基础，详细地描述了音乐治疗在脑外科手术康复、唤醒临终重症病人、音乐镇痛等案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本书不但适合音乐治疗和临床医学领域的专业读者阅读，对普通读者而言也相当具有可读性。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描述案例的过程中，充分地结合了对相关的当代医学文献中的理论研究内容的论述，与故事相交织。这种描述方式不但没有破坏其故事性，反而提升了本书在音乐治疗临床方面的专业性，凸显了本书作为一本关于音乐治疗在重症病人人群中的应用的文献类读物的价值。
虽然本书中提到的大部分西方音乐作品，对于多数非音乐专业的读者而言，在阅读和理解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难度，但这并不会妨碍读者对音乐治疗技术的实施思路的理解。尤其是文中描述的一些有治疗功能的音乐的选择方法，以及部分古典音乐在临床上的应用方面的细节，对音乐治疗在重症监护病人人群中的临床应用，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音乐治疗在当代人文健康领域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在临终关怀以及重症监护领域的技术推广，在我国确实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本书的翻译与出版，无疑为我国音乐治疗的学术及临床领域的同仁提供了更多的阅读选择。



推荐序二
美国外科医师协会会员、医学博士
马文·A.麦克米伦

在过去的32年中，我在布法罗、明尼苏达州、布鲁克林、纽黑文、芝加哥、布朗克斯、曼哈顿和伯克郡等地的主要教学医院和医学院的重症监护室中照顾过大约三万名重症病人，其中不少人都向我坦承过恐惧，分享过感悟。而大部分人在拿到诊断通知书、发现自己患有危及性命的重疾时，似乎总会质问为什么得病的是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在他们身边其实还有很多重症病人。这是一个认知悖论，尽管每个人都存在患上重疾的可能，但在真正患病前，他根本无法理解疾病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直到疾病降临，我们才发现它的重击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孤独，一种怀疑自我存在的孤独。
1979年我作为器官移植外科医生受训时，得知自己患上了多囊肾病。这种疾病最终会导致肾功能衰竭，并使我的寿命急剧缩短—我有可能活不过50岁，而且有一半的概率会将这种缺陷遗传给我的孩子。就在我试图弄清楚这种遗传疾病的后果时，我发现我的同事开始疏远我，不愿交谈，不愿见面。我感到震惊，要知道我待的可是一家先进开明的医学院，这里的肾病研究水平堪称世界第一！
我也曾努力想改变当时的状况，可一谈及我的病情或它带来的影响，同事们就会表现得很不愉快，我能感受到他们身心的抗拒。他们当时大多还是30出头，可以继续积极地规划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而我，却被孤立了，我感到发自内心的孤独。教授们差不多也是这种态度，比起坐在办公桌边面对一个焦虑的小同事，他们更喜欢在课堂上高谈阔论。那些年我可谓“四面楚歌”，这场疾病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从医生变成了病人，而且随时可能病危。
此后我的人生和事业起起伏伏，时而扮演重症病房的医生角色，时而沦为重症病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如此往复循环。四年时间里，我转了四个重症病房。发病时，我盯着天花板，视线往下是一台呼吸机和肾透析机。我祈祷自己体液中的水电解质能得以纠正，达到酸碱平衡；我祈祷自己的呼吸功能可以好转；我祈祷自己的血液钾水平能够降低；我祈祷自己能活着离开重症病房，再多活一些时间，去看看温煦的阳光，吹吹怡人的微风。这种状态持续几周并得以改善后，我又“变回”ICU的医生，为其他病人解释呼吸机和透析机的工作原理，以及“休克”“脓毒症”等名称的含义和影响。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想要重新定义人生的优先次序，或是在大限将至之时分辨出自己最珍视的东西，那么医院的病床绝不是个做决定的好地方。事实上，外科重症监护室差不多是我能想到的最糟糕的场所，在这里，你会直面各种危重疾病的残酷与无情，你也不得不接受人类是如此脆弱与无助的现实。
刺眼的灯光、笨重的显示器、令人心烦的仪器蜂鸣，还有时不时响起的警报声……这一切让现代重症监护室成了一个糟糕的治疗环境，而且与其设立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在这里，病人的单次睡眠时长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因为护士会把他们叫起来做各项护理或身体检查。鲜花也是不允许带进来的，而且为了保持ICU无菌运转，所有与外界有接触联系的活物都被禁止入内，甚至亲属探望也要穿着无菌服。无怪乎住到ICU的大多数患者血压和心率都高于正常水平，仅仅是待在这个空间里就足够让人窒息。
那我们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让患者及其家属了解到所患疾病的真相，帮助他们康复痊愈、走出困境，或者……体面地道别呢？我是在尼亚加拉瀑布附近长大的，从小就见识了它的波澜壮阔，成年后我在风景壮美的地方当过园丁、徒步旅行者还有渔夫，这些经历影响了我应对困境与绝望的处事方式。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治疗环境对我还有我的病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忘不了自己在尼亚加拉瀑布的咆哮下战栗的灵魂，在鬼斧神工的大自然面前，人类只会感受到自己是沧海一粟而心生谦卑；我忘不了在夏日的早晨徜徉于花园的舒馨，蜂飞蝶舞，草绿花香；我忘不了那轮圆日在我最爱的鳟鱼溪头沉沉落下，红霞蔚蔚，长天流云。要怎样才能把这种幸福与美好带到ICU这个世界来，用阳光驱散这里由强光、绷带、噪声还有花花绿绿的屏幕数字带来的焦虑与恐惧，用希望引领患者与其家属应对困境、坚强生存？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治疗环境最重要的关注点在哪里？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
在我读过的美国医院行政文献中，“治疗环境”有时会作为商业医院建筑和设计的流行语。而英国在这方面则早已接受了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比如将园艺疗法、艺术疗法以及音乐疗法作为医疗手段。在英国，国王基金已成为推动治疗环境理念发展的重要触媒和转折点，这一推力中最为关键的特点就是重点关注患者个体的需求。
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曾说过，现场音乐之所以会对我们产生强大的感染力，是因为它在我们两耳所闻的一瞬间就消失了，“对每一个音符来说，它本身就是它的一生”。我们聆听它，它消逝了，于是我们渴望能再次与它相遇。我可以盯着透纳的港口风景画品研欣赏，累了我就走向下一幅画，但我知道前一幅风景画还在那儿，只要我走回来，我还是能看到的。而音乐不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曲在演奏完毕的那一刻便宣告结束。我们的大脑，特别是最先进化形成的控制血压和心率的部分，对音乐的处理方式不同于对视觉艺术。视觉或认知信息的输入会被视觉皮质区或颞叶皮层接收，与之相比，接收音乐信息的神经通路则穿过了那些维持我们最基本生存的脑区。因此，较之视觉艺术，音乐可能会对我们产生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早可以表现为母亲为肚子里的宝宝哼唱歌曲。

刚被诊断出患有危及性命之重疾的患者常常会患上焦虑症，很容易陷入深度抑郁。看起来就像巨大的阴影统治了他们的生活，患者的思想和视觉似乎也被装上了屏蔽网，世界看起来不一样了，他们对生活的感受也不一样了。在医生说出“是癌症，而且已经无法手术治疗”后，很少有病人能清醒地处理消化接下来的信息。重疾诊断带来的精神冲击就像计算机程序中的恶意软件一样，计算机必须重启或者重新编程才能恢复使用。
音乐就有这种“重启”的力量。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一听彼得、保罗和玛丽，詹姆斯·泰勒，伊迪丝·琵雅芙的录制唱片仿佛就能重回那个意气风发、无往不利的青壮年时代，还有《蓝色狂想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或者像《图兰
朵》这样的歌剧作品，它们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浩瀚的宇宙和壮丽宏伟的景象。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音乐的“处方”可能如出一辙，也可能因人而异，有的音乐因其悦耳动人而广受赞赏，有的音乐则与个体的记忆和经历紧密相关，这些记忆和经历甚至会反作用于特定音乐，增强其影响和效果。通过这种联系，我们可以从音乐中汲取面对疾病及其后果的力量、希望和决心。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就曾建议我的朋友在预立指示（为了防止自己身处疾病末期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愿而预先做出的医疗指示）中加入音乐的播放清单，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现场音乐的效果要比录制音乐更为强大。像驻唱歌手、战胜了病魔的音乐家，还有具备共情能力的音乐治疗师等，这些人都可以将音乐的治疗力量发扬光大。耶胡迪·梅纽因就曾在英国推出名为“现在！来点现场音乐”的项目，旨在推动音乐人继续发展并向社区提供音乐服务，以加强音乐家与听众的联系。音乐家开演奏会是在灯光的照耀下闪亮登场，展现他的才艺，结束后在落幕的黑暗中接受观众的赞美与掌声。但驻唱歌手不同，她需要直接面对她的观众，她可以直接看到观众的脸和表情，她要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演、分享。后者是一种双向的关系。
2004年，作为一名间歇性病重的透析患者，我漫长的疾病抗争史终告结束，我迎来了肾移植的奇迹。肾源来自一名已故的器官捐献者，他的家属将其作为匿名礼物送给了我。我的移植肾健康运作，给我延续了十多年高质量的生存期，这十多年我过得充实快乐，这是我此前从不敢想象的。
安德鲁·舒尔曼和我一样，曾熬过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幸存下来，我们都获得了上帝的恩赐，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并以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回归。其实，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安德鲁也和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在生病过程中，我们都体会到音乐、艺术和园艺在安抚自身痛苦与迷惘方面所起到的神奇、重要的作用。幸运的是，我们俩所从事的职业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可以尝试改善其他患者的治疗环境。
安德鲁在接到诊断结果通知后所经历的一切（包括他对音乐的爱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使得他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他带着这种变革性的体验回到重症监护室，并将其分享给他的病友和听众。安德鲁虽不能“读取”他人的感受，但他有着强大的洞察力和共情能力，这来自于他自己曾作为重症患者的经历。其实，要想对患者或其家属感同身受，并理解他们的孤独和恐惧是不太可能的，但至少安德鲁把这些患者带进了一个同伴的圈子，在这里，他们不会再自欺欺人，他们理解死生有命。他会和患者及其家属合作，找到那张最有效的“音乐处方”来帮助病人与病魔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安德鲁给我们展现了音乐的强大，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音乐在现代医学治疗中理应得到更广的应用。
姑息治疗是目前新兴的医学专业，它强调无论是在病人康复，还是临终护理的过程中都应以病人为中心。现代医学并不总是把患者的生理与心理护理作为重中之重，也许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实上，长期以来，患者接受的都是医疗行业认为最优的治疗方案，而这套方案不一定最适合患者本人。最近几年，患者和医生都已开始呼吁并且也看到了这个领域的积极变化。打比方说，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和病人认可，重大手术和化疗对患者生理和心理造成的影响可能远超其带来的好处。从病人享受生活的角度看，为“仅仅活着”（不保证生活质量的简单生存）付出的代价可能过大了，所以现代医学的追求重点转向了如何让病人在余下的时光中活得更好更体面，而不是让他们一次次经受痛苦的治疗折磨。这也是向人文主义关怀的转变。
我由衷地希望，在重症病人的世界里，在临终关怀的过程中，“音乐处方”能得到更多运用。我期望，那些战胜了病魔的音乐家，还有具备共情能力的音乐治疗师，能继续将音乐的治疗力量发扬光大。我期望，这些ICU床边的音乐人能够成为改善治疗环境的领路人与希望。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前言
第一章
终极真实
第二章
蓝色警报
第三章
温蒂之爱与巴赫之乐
第四章
苏醒
第五章
归家
第六章
重回重症病房
第七章
万物皆振动
第八章
身着蓝礼服的爱丽丝
第九章
你的好转胜过一切掌声
第十章
往彩虹的彼端
第十一章
穿越那扇门
第十二章
可别杀了那位病人
第十三章
诗之乐，乐之诗
第十四章
我要和我的宝贝去约会
第十五章
关于一切的记忆
第十六章
野马
注释
参考资料
关于乐曲的备注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