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上下两册，是约翰·博格的最新著作，为现年81岁的博格对自己的投资行业认识的总结。本书检讨了专业投资者与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展望了共同基金与指数基金的明天。本书上册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投资者们的各种误区和传统的错误认识，第二部分讨论了传统共同基金的问题，第三部分则检讨审视了自己创立的被动型指数基金的问题。本书下册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中博格从投资信托责任的问题讨论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对企业家与创新的讨论，这一部分内容与投资是密切相关的；第三部分是博格阐述投资对人生的理念；第四部分博格介绍了他所仰慕的投资与金融领域的英雄们，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彼得·伯恩斯坦、保罗·萨缪尔森以及摩根。
本书是对投资领域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的警醒与反思，但本书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对投资和市场的批判，博格本身就是投资与市场的佼佼者，他是怀着一种怒其不争的心态在检讨审视这一领域的问题，同时，还对未来做出了自己的展望。
我们的社会对数字过于信任，却没有意识到数字常常是瞬息万变而又易于被操纵的。我们一边将这种情况视为理所应当，一边漫不经心地用昨天的趋势和今天的状况来预测明天，甚至是遥远的未来。这些假象造成了我们所不愿承认的现代社会中产生的严重缺陷。然而，2007～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股票市场的崩盘最终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查找这些缺陷。由于过去三年的情形已经告诉我们，无视现实往往后果严重，这套书即尝试解释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地步的，以及我们该如何弥补我们已经广泛存在的损失。
宽泛地讲，本书讲述了我们是如何欺骗自己，以及我们未能接受生活的现实而给社会造成的后果。本书的目的是展示近年来金融史上的奇闻逸事，其间自我欺骗的例子比比皆是。本书同样为了鼓励美国国民去进一步了解我们复杂的金融系统—检查它、讨论它、挑战它，履行我们的职责，提出直接的问题并要求得到明确的、智慧的以及最重要的、明智的答案。
显而易见，我们自我欺骗并无视了2008年开始的那场灾难性经济衰退的最初原因。虽然我并没有预期到造成这一衰退的房地产市场会彻底垮台，但我在2007年10月就警告过这一不可预测的事件将成为现实，主要迹象是不断高涨的债务，投机打败投资所带来的股市的剧烈震荡，从一个致力于服务业的经济体向另一个由金融业主宰的经济体的转变，以及金融复杂性的大大增加。
在灾难来临之前，我对被证明是灾难性发明的信用违约互换（CDS）、担保债务凭证（CDO）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产生质疑，它们共同成为2008～2009年股市崩溃和经济垮台的主角。在2007年，我就对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而又昂贵”的产品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担心，并且警告过“现在是该面对现实的时候了”。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7月签署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显示出我们首次尝试去改革金融体系并阻止未来可能的投机灾难。当然，这一新的改革法案并不能完全保证这种后果不再发生，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减少了类似经济危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第一部分，我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失败”，大部分都是我们已经被粉碎的信念（只要利己主义和自由市场就能够指引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社会达到最佳有效）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我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来修复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的损失。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的信用社会，着重要求机构资金管理者/代理人（他们现在控制着整个美国）把客户的利益/原则作为最优先的考虑。这被称为代理职责。
下面是《伦敦时报》的编辑阿纳托尔·卡勒茨基（Anatole Kaletsky）总结的我们出现错误的地方，这支持了我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分析：
凯恩斯从未公开发表过经济预测，并且哈耶克、李嘉图或亚当·斯密也从未这样做过。经济学家提供的确实是一成套解释现实状况的分析工具以及对特殊事件的合理解释……用概率分布来替代可见的事实是不能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的。这样几乎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忽视了金融固有的不可预测的特点。
现代经济理论不公正的、过于简单化的假设的倾向导致政治家、监管者和银行家为他们自身创造了市场基要主义思想的假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要政府退出，高效的、无所不知的市场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这种自私的假设—市场是有效的、自我坚固的（现在）已经被质疑了。
在第二部分，我阐述了“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的主题，就是为社会大众最大利益服务的决心远比仅仅获取自我财富的欲望要重要的想法。归根到底，两百多年前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最高典范的亚当·斯密，就比我们的商业领袖更多地去探寻：
自私人必须……另辟蹊径，努力做到知识渊博、工作勤奋、任劳任怨、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他必须开创一番大事业，通过艰苦的努力，不懈的奋斗和精明的眼光，让人们了解他的才干……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要做到通情达理，慷慨大度。同时，他应该被委以大任，以他过人的才干和优异的品质圆满完成艰巨的使命，从而博得人们的一片掌声。
在2010年年中，阿纳托尔·卡勒茨基援引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荣誉和更大的好处促成了领导者们的野心—大概既包括政治家也包括企业家，附和了亚当·斯密的看法。马基雅维利认为“‘荣耀’是促使领袖们从事‘伟大的事业’和采取‘伟大的行动’的激励原则，这并非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那些跟随他们的民众的利益”。在对企业家精神的探讨中，我展示了17条成功法则，其中最终法则仍重复了亚当·斯密的观点：“让世界更美好是我们最大的回报。”这一部分还讨论了创新这个与企业家精神息息相关的话题。虽然近年来金融创新从华尔街攫取了巨大的利润，但多数创新还是伤害了它们的投资者。即便如此也有例外，关于共同基金的六项创新就达到了为投资者服务的重要准则。
为了避免我们忘记，理想主义经常参与到在美国的传统习俗中，我们以数不清的无价的理想和尊重为代价去计较那些短暂而又无足轻重的东西，这种观念使我们远离了理想主义的传统。我以向美国学生演讲的方式阐述了“理想主义与新生代”（第三部分）这一主题，学生们面对着眼前各种各样职业的召唤，并听从他们内心更为强烈的意愿。“知足”这一演讲也包括在该部分中，后来我将它扩充成了一本书。许多作家和领袖激励了我，他们中包括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威廉·莎士比亚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你能在这一部分找到他们的踪影。
虽然我渴望与未来的领导者们分享我的价值观，但我仍然对我的职业导师充满着崇敬之情，他们向我反复灌输着自身极高的价值取向。在第四部分“英雄和导师”中，我提及的那些人确实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对那些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更确切地说是漫长的人生之路上，帮助我形成自我个性的许许多多的精神导师赞不绝口。沃尔特·摩根—我在惠灵顿基金（Wellington Fund）工作的23年期间的老板，作家彼得·伯恩斯坦，以及心脏病专家伯尼·雷恩，他们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都值得我用一个章节的文字去描述，并且，我所列出的这些令我难以忘怀的导师中的每一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支持者，他们更有着值得称赞的专业精神。历史将铭记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他们是在最近一段疯狂的历史时期里坚持自我原则的极少数代表。
统计陷阱
许多年来，我都没有去读达莱尔·哈夫（Darrell Huff）那本发表于1954年的经典著作《统计陷阱》（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然而，我也并不需要去读，因为每天我接触着大量的数字，即使不完全是陷阱，也是歪曲了的现实。比如，在2007～2009年这3年间，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的营业收入是1.67万亿美元。但是，在价格高估的资产和高成本的并购等管理上的错误行径贬值后，报告的收益只有1.17万亿美元。将近5 000亿美元的收益化为乌有（虽然我选取的时期可能有些凑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也就是这两种收益的计算方法间的差异开始显现的时候，营业收入的幻觉和报告收益的真实之间的差异就没有一年是不存在的）。但是，几乎如时钟般规律，我们的华尔街战略家们依赖的却是营业收入而非报告收益作为他们市场估值的基础。如果会计交易中存在欺骗的话，那么报告收益也可能夸大了现实。就像《华尔街日报》的编辑罗伯特·巴特雷（Robert Bartley）察觉到的：“与报告收益相比，现金才是真实收益的表现，因为它们一个只是别人给出的鉴定，而另一个却是存在的事实。”
我们的政府也部分地造成了现实的歪曲。绿光资本（Greenlight Capital）的领导者大卫·埃因霍温（David Einhorn）就提出：“在过去的35年间，政府多次改变了通货膨胀的计算方法……若用1980年前的计算方法，‘通胀’就超过了9%，而目前官方数据则是2%左右。”另一个例子：劳工统计局报告的我们2010年中期失业率是9.7%，但是这一统计数据排除了那些不愿意寻找工作的人、正在寻找全职工作的打零工的人、想要找工作但不付诸行动的人以及依靠社会残障保障生活的人。如果我们将这些失业人士纳入统计范围，失业率肯定会翻倍达到将近20%，也就是3 000万人不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公告的失业率显示出我们的经济正在下滑，而实际的失业率则昭示着更为严重的情况。
检视共同基金数据
即便我们所依靠的数据是准确无误的，那些对数据蓄意的歪曲来证明自己观点的行为仍是十分简单的。我经常注意到当一个人控制了度量和时期，数据就会犹如俗语所说的，“折磨到招供为止”。对这一情况来说，共同基金业也不例外。
例如，每隔几年，美国投资公司协会（ICI）就十分欣慰地公布基金的费用正在减少。当然，ICI是共同基金经理的团体组织（尽管它最终是由基金投资者支付开销）。在2010年对数据进行重新计算后，ICI的研究报告指出，“自1990年以来，共同基金费用和开销在不断减少”。但事实是，这一时期的费用实际上从120亿美元上涨到了690亿美元，足足增加了近5倍。
当ICI声称会讨论不断下降的费用时，它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度量方法—费用总额和费用率相混淆。用费用率（费用与资产的比率）来度量的话，基金的资产费用率从1.00%下降到0.86%。当我们将年销售额的计算纳入时（据说这一销售额从0.99%下降到0.13%，对此我十分怀疑），ICI计算出的股票基金的总成本（其实际意思是“总成本占资产的比重”）从1990年的1.98%下降到2009年的0.99%。
当我们考虑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度量方法—费用占股息收入的百分比时，它同样表明了费用率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基金费用开销消耗了基金自身的健康—1990年股票基金的费用只占股息收入的19.5%；到了2009年，这一数据几乎翻倍，达到38.5%（在2000年，这一数据达到惊人的51%）。如今，在股息收益率占到股票长期收益一半（9%的一半即4.5%）的事实背景下，股息收入的减少令人难以置信。而基金费用和成本正在消耗股票收益主要来源部分的40%。在收入被这样没收、股票市场如今的收益还十分低迷的情况下，股票基金目前平均为其投资者贡献着微不足道的1%的收益率。
接下来让我们将ICI选择的时间区间从短期变为长期—过去半个世纪。即使用通常的费用率标准来看基金费用仍然不是下降的，而是惊人地增加了60%。1960年的比率是基金费用占基金资产的0.54%，2009年的比率则达到0.86%。而股息收入费用率上升了超过100%，从基金股息收入的18.3%增加到38.5%。在同样的半个世纪里，股票基金费用总额（显而易见的，美元才是最终的衡量标准）增加了800倍之多，从1960年的5 000万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400亿美元。虽然股票基金的规模也增长得十分迅速，从100亿美元上升到50 000亿美元，也就是增长到500倍，但仍然不及基金成本的增长速度。正如ICI使你相信的那样，共同基金的费用确实减少了吗？别指望它！
结论：在人们的认知里，管理大众资产所产生的巨大的规模经济已经被基金经理掠夺成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们所管理基金的投资者的利益。ICI通过对时期和估量方法精挑细选所得到的基金费用日趋下降的假象显然已经被现实捅破：在三种度量方法下，基金费用的长期下降来自于对基金投资者的压榨。
“船尾的灯塔”
有时数字是精确和完整的，它覆盖了整个可用的时间区间（即使这个时期被称为“起始日到当期”，也被定义为选择时期）。尽管如此，当我们依靠这些过去的数据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时，我们很有可能得到的是无效的结论。我最为津津乐道的例子之一就是对股票市场长期收益历史记录的轻信。将过去的收益作为未来收益的参考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歪曲现象基本上是数不完的。
首先，这些收益是由名义变量（当前的美元价格）而非实际变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价格）来衡量的。因此，过去50年来在股票市场平均每年9.4%的名义收益率下，可以使得10 000美元的初始投资名义上增长到893 000美元（包括再投资收益）。但是算上那个时期4%的通货膨胀率之后，在剩下的5.4%的实际收益率下，最终的累计收益（例如对一个退休者来说）只有138 700美元。当然这一收益仍然十分可观—不过这只是在你意识到这一收益还没有扣除投资成本和税收之前，而这些在名义收入里是每一年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扣除的。这些成本可以每年轻易地减去3%的收益，将5.4%的收益率变为2.4%。现在，退休基金的现值就突然变为32 700美元了。这才是投资者要面对的现实，而它又明显地（令人遗憾地）捏造出了893 000美元的错觉。
其次，过去并非开始，因为即使股市未来收益和过去收益的来源是相同的（股息收益、盈利增长以及市场估值的变化），在具体数字上它们之间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过去110年间，股市9%的长期投资收益率半数以上都来自于4.5%的股息收益率。因此，在2010年中2.25%的股息收益率下，我们就应该将我们对未来股市收益率的预期相对历史收益减少2%左右。
显而易见的是，“蒙特卡洛模拟”（被投资专家们广泛地应用于预测股市未来收益的范围）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基本原则的变化。因此，这样的模拟是致命的错误。金融圈对这一简单问题的忽视（还有对名义美元价格和实际美元价格之间问题的逃避），说华尔街上没有自私自利，没有竭尽所能地美化股票投资的潜在收益，是理智上的欺骗。
但是，即使我们接受了市场历史收益只不过是一种错觉的现实，也不要指望它会重复。就像《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贾森·茨威格（Jason Zweig）观察到的那样，大部分19世纪最早期的股市收益数据“并不是有效的……当时存在的股票已经有97%退市了……只有蓝筹股中最优质的留了下来”。（在20世纪初期，银行股和保险股占据了数据的较大部分，而在20世纪后期，铁路占比较大，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即使在1884年数据是有效的，道琼斯平均指数第一次出现时它仅仅由11只交通股组成。到了1896年，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出现的时候，即使只有12只股票，但这一新的指数更多样化了，囊括了更多的行业，包括：美国棉花公司、美国糖业、美国毛皮公司，以及强大的美国烟草、国家铅业公司（Nation Lead）、通用电气这些自早期就一直存续下来的公司。
在现代，无论市场收益如何被仔细改进，谁能够真正说这些我们当做神圣令状的数据是没有严重问题的呢？标准普尔指数制定于1926年，但是如今著名的标准普尔500指数自它创立以来到1948年仅由90只股票组成。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CRSP）通过统计数据来反映整个美国股票市场（同样从1926年开始），但是直到1972年纳斯达克市场的股票数量从2 000只飞跃到5 000只后，它才将“场外”股票计入统计范围。当我们后退一步看这整整84年我们已经接受为有效股票收益数据的时期（这一时期只有50年左右的确凿数据），我们仅仅考虑了一个非常短的时期，这一时期（至少到2007年）完全是由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中一生一次的强劲牛市统治的。
即使我们能够使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股票市场收益数据趋近于完美（即真实的），未来收益是围绕过去收益波动的观点也是一种错觉。世界以我们难以想象、不可预知的形式，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国家起起伏伏，战争与和平将全球社会重新洗牌；自由市场竞争打破了旧秩序；技术改变了曾经可靠的基本规则。因此，过去不能简单地当做未来可靠的开篇。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发现了真理的一个重要核心，他曾警告说，历史“就像船尾的灯塔，只有在风浪靠近我们身后时才发光”。
经济学家的智慧
当然，我们需要数据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把握当下，估量未来。但是资本主义不仅仅只是数据。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一位诗人也肯定了这一观点。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据说是第一位认识到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前进动力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不关注那些验证其假设的数据，也不关心那些成功的创业能够带来的经济回报，他所关心的是成功创业中的特点和动力：“首先，是建立一个王国的梦想和愿望；其次，是征服的欲望、斗争的冲动、对成功而非成果的渴望；再次，是创造的喜悦、实践的意愿、活力和创造力的简单付出。”我能以我自己的个人经验说，这些品质而非金钱才是支撑我长期事业的主要动力。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在近年来又回到了前沿，他更将其成就完全脱离了数据。当他提出“动物精神”作为成功投资的基础时，他为我们提供的一段话仍然使用至今：
人之积极行为，有一大部分，与其说是决定于冷静计算（不论是在道德方面、苦乐方面或经济方面），不如说是决定于一种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假使做一件事情之后果，须过许多日子之后方才明白，则要不要做这件事，大概不是先把可得利益之多寡，乘以得此利益之或然性，求出一个加权平均数，然后再决定。大多数决定做此事者，大概只是受一时血气之冲动—一种油然自发的驱策，想动不想静。
不管企业发起缘起做得如何坦白诚恳，假使说企业之发起，真是因为缘起上所举理由，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企业之依赖精确较量未来利益之得失者，仅较南极探险之依赖精确较量未来利益之得失者，略胜一筹。故设血气衰退，悠然自然的乐观情绪动摇，一切依据盘算行事，企业即将委顿而死；虽然畏惧损失与希图利润，二者同样缺乏合理基础。
一般而论，设企业之起，乃由于发起人对未来存有希望，则该企业对于社会全体有利。但设企业要靠私人主办，则必须在冷静盘算以外，再有血气来补充，来支持……设今日之决策可以影响未来，则此种决策（不论是个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不能完全依据严格的冷静盘算，事实上也没有方法作此种计算。
虽然英国作家和诗人鲁迪亚德·吉卜林不是经济学家（也说不定他是），他的诗“字帖标题之神”（The Gods of the Copybook Headings）完美地捕捉到了熊彼特和凯恩斯的思想。下面是这首诗的选段：
我通过我的化身在每一个年龄和种族中穿梭，
我正确地朝拜市场的神。
通过虔诚的手指，我看着他们的起起落落，
字帖标题之神，我注意到，拖垮了他们。
我们感动于列位圣灵。他们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步伐，
作为既不是云也没有风媒的市场的神……
他们否认愿望是胡闹；他们否认猪有翅膀；
因此，我们崇拜市场的神，因为他向我们承诺了这些美好的事物。
然后市场的神受到重挫，他撤回了巧舌如簧的巫师。
最卑鄙的心变为谦卑，开始相信这是真的。
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二二必得四。
字帖标题之神一瘸一拐地开始了再一次的解释。
吉卜林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算术的现实（“2+2=4”）编造了市场的错觉，即“巧舌如簧的巫师编造的美丽故事……市场之神”。他这首被人遗忘的诗篇简洁明了地总结了本书的中心思想：市场固有的真实价值最终会战胜对投机取巧、夸大其词和自私自利市场的虚无期望。
日益脆弱的世界
即使我们逐渐明白那些能够依靠的事物中的简单的价值，但在这样一个复杂总是伴随着可以依靠的事物的世界中，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去处理那些在现代（大部分是未开发的）全球社会中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依赖，分裂世界的斗争（通常是在“有”的人和“没有”的人之间，自相矛盾的是斗争通常是基于宗教问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对科技不断增加的依赖性。综上所述，这些造就了我们日益脆弱的世界。自有史可依起，完全不可预料的事情爆发了。但如今这些通常是人为的破坏影响了一大群人类。
这类事件被称做“黑天鹅”，即我们自身存活概率的最边缘事件，但是其他毁灭性事件是不能以概率来测度的。它们是不确定的，经常缺少历史先例。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人类仍然一天天地活着，就像这些事件永不会发生一样。即便如此，它们仍将发生，而在这样一个脆弱的时代里，它们似乎发生得更加频繁了。想想以下事件：
▲ 2010年路易斯安那海滩石油钻机的爆炸造成数以万计加仑的石油泄漏，污染了大片的墨西哥湾，给海洋生物、鸟类、海滩和当地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破坏。我们最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花了5个月的时间才关闭了这口油井。
▲ 1986年“挑战者”航天飞船的爆炸，是极其复杂的工程里的一个极小错误的结果。
▲ 2001年纽约雄伟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毁灭性的覆灭。谁能够想到，在一瞬间，两架飞机将飞入这两座美国金融的丰碑，为美国发起两场战争埋下了伏笔？这两场远在世界另一端的战争，将近十年以后，仍然消耗着许许多多的生命和金钱。
▲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自然之行为）的势不可当之势，碰上了新奥尔良大堤的弱不禁风（人类之行为），造就了美国最大的城市灾难之一。
▲ 全球温室效应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温度，上升的水平面，健康危机，以及其他可能潜在的可怕改变。据大多数客观的科学家所说，这种温室效应大部分是人类造成的，因为我们的工厂、机动车以及生活中无处不在排出碳。
▲ 2007年以来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的世界金融危机，究其原因，更多的是由宽松的银根、高杠杆、房地产价格的暴跌、股票市场的崩盘，以及风险貌似可控但实际上无法估量的极其复杂的金融工具共同造成的。
是的，那些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的确发生了，那些我们认为发生概率太过渺小而忽视的事情也发生了。当我们思索一个灾难事件的发生概率时，《纽约时报》的记者大卫·伦哈德（David Leonhardt）写道：“过去从没有那样的事情发生，即使想象也是十分困难的。非常容易想到的是，异常的结果少得让人难以察觉。实际上，有这种期望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使之明智。”
坦普尔大学的教授、《超越算术》的作者约翰·艾伦·鲍罗斯（John Allen Paulos）恰到好处地击中了天平，挑战把数字当做现实的有效性：“没有一种衡量社会的方法……不能够被再次臆测、解构、蒙骗、拒绝或替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测量，而是意味着我们应该以我们能够驾驭的专心和智慧去这么做。”
我们的金融系统既是对我们复杂社会的一种度量，也是这一复杂性的参与者。就像近代金融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复杂性往往产生欺骗。我祈祷我的任务、圣战（如果这些描述对我的事业来说不会过于崇高的话）将帮助金融服务业重新思考它的价值，并由此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如果我们这样做，引用维吉尔（Virgil）的话就是：“通过各种机会，经历所有变迁，我们终于抵达……”
约翰·博格
瓦利福奇，宾夕法尼亚
2010年8月
金融投资
（美）约翰·博格（John C. Bogle）著：暂无简介
宋三江 屠炜颖 吴天雷 译：暂无简介
推荐序一
让世界更加美好是我们最大的回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震波未平，近期爆发的欧美债务危机又让全球市场哀鸿一片，虽然能否引爆新一轮经济危机还有待时间去证明，但是近年来频繁爆发的各种危机足以让我们在飞速发展的道路上稍微暂停一下脚步，深思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先锋基金创始人约翰·博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该问题的全新视野，在本书中他认为，修复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的信用社会—机构资金管理者将客户的利益作为最优先的考虑。这虽然是最基础的信用原则，但在实践中许多金融企业已经与之背道而驰。在本书中，作者对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的逐渐消亡表示非常担忧，现如今很多人都将金融体系的繁荣发展归结为金融创新，而忽略了最本质的“道德”根基，为此博格振聋发聩：“请不要忘记，从长期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心都不是权利，也不是金钱，而是那些价值观念，是它们在国家中的实践，使我们拥有了独立的人格；是坚持，是能屈能伸，是道德标准和美德让我们的国家变得伟大。让美国保持并加强全球地位和权力的不是美国在物质上的富裕，而是我们所拥有的品格、价值观和崇高道德。”
作者在强调只有道德才是治愈经济危机良方的同时，也警示金融服务机构不要忘记像《圣经》一样古老的受托原则—一臣不侍二主。现今美国融机构在公司治理、交易行为等方面，都没有像投资者所期待的那样尽责，他们关注的焦点从谨慎管理转向产品营销，从长期投资转向短期投机，希望募集更多的资金管理以便能获得更多的管理费，而这样牺牲的是投资者和委托人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冲突起源在于，他们忘记了应该服务于委托人。在本书中，博格希望金融机构，“为社会大众最大利益服务的决心远比仅仅获取自我财富的欲望更为重要”，从而建设一个更加坚固持久、更加公平的金融服务体系。
近些年来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也遇到瓶颈，本书中文版本的推出对于国内资本市场从业者而言颇具参考意义。例如国内共同基金行业如今面临着投资人信任危机，急迫需要进行一场深层次的改革。我国基金业实行管理人和托管人共同受托，管理人也就是基金管理公司雇请职业经理进行资产管理的模式，大股东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重视投资人的利益，甚至不尊重职业经理人的正确理念和基本贡献，这就在损害投资人以及职业经理人队伍的信心。要知道，没有投资人的利益就没有基金业，真正为广大投资人服务，才是整个行业的使命，也是其存在的理由。
18世纪亚当·斯密曾经说过：“让世界更加美好是我们最大的回报。”敬请各位从业者，不要忘记这一点。
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周道炯
推荐序二
执著地怀疑市场，是为了坚守资产管理行业的信仰
如果不十分了解约翰·博格的读者，在读完他包括本书在内的一系列对基金和资产管理行业的尖锐批评之后，说不定还可能会认为这位基金行业的怀疑者和尖锐的批评者可能是基金界的一位资深“愤青”。而实际上，约翰·博格是知名的先锋共同基金集团（Vanguard Mutual Fund Group）的创始人，也是第一只指数型共同基金的建立者，说他是美国基金业的先驱者之一并不为过；先锋共同基金集团也是美国和全球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其管理的资产是中国整个共同基金行业所有基金公司管理基金规模的数倍。约翰·博格的代表作《共同基金常识》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十本书之一，已经是基金界的经典著作之一，这本书在出版十周年之后，又由约翰·博格重新修订出版，我很高兴组织了这本十周年经典版本的中译本的翻译工作，该书充满了对基金行业的批评和怀疑，读者可以与本书很好地对照阅读。
这让我想起罗曼·罗兰的那句名言：
怀疑与信仰，两者都是必需的。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替明天的信仰开路。
从本书中可以看出，约翰·博格作为美国基金行业的先驱者之一，始终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关注着美国基金行业的新变化，并提出自己的反思和批评，在这些批评和怀疑之后，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出约翰·博格对自己所理解和坚持的基金行业信仰的坚守。
约翰·博格所创立的先锋公司的徽标是一艘有三支桅杆的船，其出处是18世纪末影响了全球格局的纳尔逊海战，英国的先锋号及其海军战胜了一时风头正劲的拿破仑的主力舰队。从这个角度看，约翰·博格及其先锋集团，也通过对基金管理行业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基金业的格局和版图，同时也使得先锋集团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在约翰·博格对基金行业的反思和批评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市场面前的谦卑，这些看法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和看法中，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类似中国道家智慧的投资哲学，奠定了他投资哲学的底色。约翰·博格在基金行业的成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培根所说的一句话：“凡过于把幸运之事归功于自己的聪明和智谋的人，结局多半是很不幸的”。
约翰·博格在本书以及《共同基金常识》等一系列著作中，在讨论资本市场的起起落落、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等时，也呈现出“道法自然”的智慧，他常常把这些比喻为花园里的四季轮回：
在花园里，草木生长顺应季节，有春、夏，也有秋、冬，然后又是春、夏，只要它们的根基未受损伤，草木的一切都将恢复正常。
在进行公司的评估时，博格提出了十分简单的所谓“奥卡姆剃刀原则”，认为决定股市长期回报率的无非是三个变量：初始投资时刻的股息率、随后的盈利增长率、在投资期内市盈率的变化。他用这样简单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一只股票以及一种股票产品的价值。
约翰·博格为了阐述自己的投资理念，也经常引用一个寻宝的故事：
古代波斯一位雄心勃勃的农夫为了寻宝而远离家乡，他一辈子孜孜以求的是希望找到价值连城的钻石宝矿，可惜一无所成，最后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绝望地投海自尽，死时囊中空空，远离家乡。
他家乡的房子也就转给了新的主人。这位细心的新主人认真勘测了解了后院的平原和丘陵，发现庄园的小溪中有不少晶莹剔透的颗粒，经过检测，原来这就是庄园的老主人万里漂泊所寻找的钻石。
这就是著名的戈尔康达钻石矿的来历。
约翰·博格在反复讲述这个故事时，他要反复提醒我们的，无非是要关注一直看起来平常的、就在身边的但是经历了市场检验的投资常识，钻石其实就在身边，就在市场中。
正因为这种简单清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教授就说过：“巴菲特不可能使你我成为沃伦·巴菲特，而约翰·博格却能……帮助我们中的任何一位成为一名精明的投资者。”
在一系列的各种演讲和著作中，约翰·博格反复证明，对于投资业绩来说，“均值回归”是必然的，即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基金，其最终的回报必将回归到长期的平均水平。因而试图通过不同的投资风格、市值规模、股票价格、发行市场的选择以期获得超额回报，这在长期是徒劳的。约翰·博格尤其强调提醒投资者要注重成本对业绩的影响。无论是交易成本还是税收成本，都会使投资业绩受到明显削弱，保守估计积极管理型基金的各种成本将使投资回报率每年降低2%以上。基于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的发展阶段，不少读者可能会对博格的“均值回归”不以为然，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本书在分析均值回归过程中所运用的一系列评估分析框架，本身对读者把握资本市场就很有参考价值。
在本书中，约翰·博格重点批判了一些所谓的流行投资观点，强调投资者要避免“投资错觉”。如历史收益率不能代表未来收益，股票市场收益率不等同于基金收益率，更不是投资者所获得的真实收益率，基于短期市场波动的投机收益长期来看都难免出现“均值回归”，美国资产管理部门的成本最高时曾经吞噬了其总收益的1/3，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复杂衍生品会让购买者受损并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作者运用翔实的数据和雄辩的史实，逐一论证这些看似简单却常常被市场忽略或者误读的观点。
约翰·博格还批判了美国基金业的各种弊病。例如，目前盛行美国的基金管理公司模式恶化了“委托-代理”问题，而真正有益于投资者的“共同化”基金治理结构却很少被市场采纳，基金管理公司越来越为自身利益而非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服务，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受托人原则逐渐被一些基金公司所遗忘，基金份额持有人需要更多的代言人和信息披露等。作为美国基金行业的先驱者，博格对基金业的批判是建设性的，因为这些弊病受到重视、关注和矫正的过程，正是基金业重返其创立之初价值使命的必然路径。
约翰·博格还批判了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出现危机的根由，他早在2003年就认识到房地产等美国实体经济受到严重的金融冲击而存在泡沫，从而指出像“次贷危机”这样看似偶然的“黑天鹅”事件背后都有着长期被忽略的经济逻辑。他认为，当前美国的代理社会取代了所有权社会，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专业价值日渐沦陷，作者也并不回避自己曾在“沸腾岁月”中所犯下的错误并以此为投资者提供经验。2008年金融危机后千疮百孔的金融系统面临着如何修复的挑战，在世界各国都在反思和重建经济增长秩序时，作者的冷静分析更有参考价值。
约翰·博格基于他近半个世纪的市场实践经验，对投资市场和基金行业进行批判性的剖析和建设性的建议，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博格的声音代表着华尔街的良知”。
实际上，无论是美国的基金市场还是中国的基金市场，如何通过好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投资者和基金公司利益之间的激励相容，都是关系到整个行业发展的重大课题。基金份额持有人是委托基金管理公司代其理财的，两者之间是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代理人（基金公司）如何才能如合同约定的那样，尽职尽责地为委托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仅仅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约翰·博格对美国基金业的分析标明，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美国的部分基金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是不相容的；相对于提升基金投资业绩，基金公司更乐于通过营销扩大基金规模。
约翰·博格对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建议很简单：选择被动型管理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被作者推崇为投资者分享商业收益的“几乎是最好的一条路”，理由是美国市场上的指数基金的咨询费和管理费显著低于主动型管理基金，最广泛的分散化投资、最低的换手率以及由此而来的最高的税收优惠。目前美国金融市场上指数基金早已超过1万亿美元，且增速远高于主动型基金。在中国基金市场上的上千只基金中，也有120多只不同类型的指数基金，如何开发更好的指数基金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值得我们关注。
本书收集了约翰·博格2000～2009年的35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评论乃至回忆录等，分别看来虽然可能有些零散，但如果将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串联起来，可以看到作者思想的一致性与逐步深化的过程。事实上，本书所涵盖的主题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投资市场或者基金行业本身，作者的笔触还延伸到了企业家精神和管理艺术，对“新生代”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和人生选择的寄语，以及对行业先驱的追忆和缅怀等。从这一角度看，本书比博格的其他著作，更能全面地、多侧面地了解其投资哲学和管理理念。正是因为由丰富多样的文章结集而成，不少就是演讲和对话，涉及的范围广泛且有一定的专业性，因此翻译起来有明显的难度，粗读本书的中文译本，发现了一些值得再仔细推敲的地方，希望读者注意。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2012年3月10日于北京
推荐序三
曾经有人对你说过“金融投资不靠谱”吗？众所周知，21世纪最初的十年，美国自负的金融体系曾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回顾历史，2000～2002年股票投机市场的崩溃为这充满喧嚣的十年拉开了序幕，被那些毫无道德底线的分析师捧得天花乱坠的上市公司，纷纷在我们眼前倒下，然而，这些分析师本来应该更了解这些公司的真相（事实上，他们也的确知道内幕）。2001～2003年，安然公司、世通公司以及共同基金的丑闻接踵而至，随后大规模的震荡全面爆发。自2007年夏天开始，一系列金融危机冲击着人们的生活，最终把整个金融体系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让世界经济奄奄一息。与此同时，或许你还认为美国的政治领袖和金融领袖会在他们竞选的时候给你一个详细的解释，并为这一切道歉，但事实上，你错了，他们对此选择了令人心痛的沉默。
在这里，让我们来聆听博格的声音，聆听代表着华尔街良知的声音，如果我们可以如此引喻的话。事实上，博格从来没有离开过华尔街。这些年来他那无情的声音、犀利的笔锋和永不衰竭的能量一直刺痛着整个金融行业的脊梁，特别是那些共同基金业的脊梁，而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争取一个更可靠、更严格的行业道德标准。其实，Don誸 count on it（原书书名）的出处源自2002年博格在普林斯顿大学（博格和我的母校）的一次演讲，而书里某些文章发表的时间比这次演讲还要早。如果我们的金融领袖和政治领袖们多听取和考虑一下博格的意见，那他们或许会有充足的时间去调整策略，而不是让事情变得如此糟糕。可令人惋惜的是，博格的声音常常只能在金融世界的上空孤单地回响。
本书收集了35篇极有价值的论文，它们中的大多数都短小精悍。这些文章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从高得离谱的金融中介机构费用，到可耻的不遵守最基本规范的职业操守；从将过度的资源浪费在金融操控而非有价值的生产性活动，到在如此多的投资决策中允许感性超越理性，投机超越投资……如果你曾听过博格对他这些主题的详细阐述，那请再聆听一遍，因为这些宝贵的经验永远都不会过时。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那么你将拥有一次彻彻底底的享受。本书的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作者的激情和信仰，更充满了他的热忱、睿智与出类拔萃的文学修养。而你在其他相关金融类书籍中，恐怕很难找到像本书这样对贺拉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埃德加·爱伦·坡、斯蒂芬·科尔伯特的引经据典了。
作为共同基金行业的领军人物、低成本指数基金的先驱，博格将其大部分愤怒宣泄在金融中介的高成本运营上，这并不足以为奇。他总会不知疲倦地提醒投资者以下基本恒等式：
投资者净收入＝资产投资的毛利-金融系统运营成本
该基本恒等式表明，投资顾问、经纪人或是共同基金管理人只有在他们“战胜市场”所带来的毛利贡献超过他们所扣除的成本时才称得上盈利。然而，基于大量反例佐证，博格对这些投资顾问、经纪人或是共同基金管理人的价值常常持怀疑态度。比如说，在第4章，他估算出2007年证券行业中介机构的费用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5 280亿美元。这相当于GDP的3.8%，更巧的是，这几乎相当于当年美国所有产业投资于新工厂、办公室和店铺的全部资金。可这些巨大的投入真能带来相应的回报吗？博格并不这么认为，而且他极有可能是正确的。由此可见，博格极力颂扬的扣除交易成本的指数所展示的优点将是显而易见的。
是否忠于一个受托人的职责，这在博格的善恶殿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本书里，有好几篇文章都体现出了他深刻的道德观念和极度顽强的毅力。毕竟就像博格在“受托人原则：一臣不侍二主”中所揭示的那样，金融机构应该“一臣不侍二主”。（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华尔街中有太多人都服务于超过两位主人。）S. 杰克（S. Jack，有时候大家这么称呼博格）曾说过，“受托人的职责是依法履行的最高职责”。这一原则优先于其他很多事情，一个受托人应当“永远只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工作”，并且绝不要“把个人的利益置于委托人利益之上”，或者“使对一个委托人的受托职责与对其他实体的受托职责发生冲突”。你能够想象如果华尔街早点遵守这些简单的规诫，金融危机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吗？如果你无法想象，那就请你拜读博格的文章，这样你就再无疑惑了。
尽管我还意犹未尽，但是，你们挑选这本书主要是为了拜读博格的文章，而不是我的介绍。因此，请让我以我自己读完博格的这些文章后萌发的一个想法来结束这篇推荐序。
自从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在2009年3月探底成功以后，政策制定者、金融市场专家、学者和其他人终于可以从应急措施中转移注意力，并且开始考虑长久以来就需要的结构改革，从而建设一个更坚固持久并且更加公平的金融体系。我们迎来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国家辩论。这场辩论已经带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2010年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并且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在这场辩论愈演愈烈的同时，我必须承认我有一个奇妙的、或许多少有些不民主的想法：把所有的事情交给像博格这样聪明的人来处理，难道不会更好一些吗？当你读完这本书，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想了。
艾伦·布林德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普林斯顿经济政策中心联席主席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副主席
推荐序一（周道炯）
推荐序二（巴曙松）
推荐序三（艾伦·布林德）
前言
致读者
下 册
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的失败
第1章 美国公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5
第2章 修复受损的金融体系 25
第3章 消失的珍宝：商业价值和投资价值 38
第4章 道德危机 55
第5章 黑色星期一和黑天鹅 58
第6章 沸腾的年代 80
第二部分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
第7章 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投资：18世纪对比21世纪 98
第8章 企业家精神的17条原则 111
第9章 “先锋：英雄传奇” 123
第10章 创新何时会过犹不及 145
第三部分 理想主义与新生代
第11章 商业使命 160
第12章 真正的成功 166
第13章 “最重要的一点：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170
第14章 “知足” 178
第15章 如果你可以相信自己…… 183
第16章 第五个“永不” 190
第17章 “当一个人觉醒” 195
第四部分 英雄和导师
第18章 沃尔特 L. 摩根 207
第19章 保罗 A. 萨缪尔森 212
第20章 彼得 L. 伯恩斯坦 217
第21章 伯纳德·雷恩医学博士 221
译者简介 227
上册内容导读
第一部分 投资错觉
第1章 别指望它！数字化误区
第2章 简单算术的无情规则
第3章 泄密的图表
第4章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5章 认知本质的超能力
第二部分 “共同”基金弊端丛生
第6章 共同基金行业的重新共同化：阿尔法和欧米茄
第7章 事物的新秩序：把共同化重新带回“共同”基金
第8章 受托人原则：一臣不侍二主
第9章 共同基金在千禧年：基金董事和基金神话
第10章 “商业荣誉的高标准……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与投资者的公平交易”
第三部分 指数基金大有裨益
第11章 投资管理的成功启示：我们可以从指数化投资中学到什么
第12章 指数基金从异端到教条，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
第13章 中流砥柱
第14章 趋同
译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