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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经济新纪元
作者 : [美]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著
译者 : 张慧聪 译
出版日期 : 2021-09-13
ISBN : 978-7-111-63486-7
定价 : 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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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信息
语种 : 简体中文
页数 : 220
开本 : 16
原书名 : Toward the Next Economics and Other Essays
原出版社: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属性分类: 店面
包含CD : 无CD
绝版 : 未绝版
图书简介

本书收录了德鲁克先生的12篇深度长文,尽管主题各异,但都涉及社会生态学,且都有一个共同观点:在过去的(即本书英文原版出版前的)十几年里,社会生态学已经发生了真正的结构性变化,为显著的可能就是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动态变化,同时一些貌似稳定的原有社会机构的角色和行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也发生了变化。基于此,本书致力于对大家关注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老年人的退休政策、技术的影响等进行细致的分析、并提出诚恳建议,帮助管理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当下面临的复杂挑战。

图书特色

图书前言

本书所收录的12篇论文拥有共同的作者和一致的观点,虽然这些论文的标题并不相同,但它们所关注的都是“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它们尤其关注“组织”—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人们试图通过这些组织来实现价值观、传统和信仰,并且大多数人(尤其是当代受过教育的人)要通过这些组织维持生计、成就事业,以此在社会上立足。在这些论文中,我认为,在过去10年中的某个时刻,“社会生态”出现了真正的结构性变化,最显著的,可能是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动态的变化。除此之外,那些成立时间较长、看似稳定的社会组织实体,如政府机构,或者企业、医院、学校的董事会,它们的角色和表现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出现结构性变化的还包括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那些被广泛视为“已被揭示的真理”的基本理论。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有关“当代”的书,它关注当前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如环境问题、老年人的退休政策、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我为本书挑选的12篇论文来自本人过去10年的著述,但我尽量只挑选学术论文,而摒弃了通常在媒体上发表的所谓的时事文章。在我看来,这两者的区别并不在于风格、篇幅或学术水平,而在于写作的意图。一篇好的时事文章能够准确地描述事实,但它只关注“此时此地”。然而,论文关注的是作者写作时的整个时代—我们身处的时代,每一篇论文都在试图透过现象去认识本质,通过观察当下所发生的事件及其演变过程去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并预判其长期走向。我相信这一点在本书收录的第一篇论文《迈向经济新纪元》和最后一篇论文《透过日本艺术看日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本书中的其他论文也有着相同的意图。一幅优秀的肖像画,即便它所描绘的主人公是几个世纪前的人物,它依然能够让观看的人对画中的人物有清晰的认知和直观的理解,我非常希望本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收录在本书中的多数论文都涉及世界范围内的关切与挑战,至少是所有发达国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些论文是在美国写就的,它们的作者是美国人,并且要在美国的期刊上发表,所以它们大量使用了美国的案例和数据。不过,对于美国之外的读者来说,只有一篇论文可能会稍稍显得难以理解,那就是提交给197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年会的文章《科学与工业:在对抗中相互依赖》。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意识到不同国家在构建有组织的“大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于德国人来说,在今天的美国,这两者之间的摩擦肯定显得很幼稚;对于英国人或日本人来说,却恰恰相反,无论存在何种摩擦,这两者之间都在不断地进行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流。在以实用主义著称的美国,一个世纪以来,有组织的“官方科学”一直沉溺于一种极端的纯洁之中,这可能会让这三个国家都难以接受。然而,这篇文章所关注的问题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使用者与消费者(政府和工业界)之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分歧日益扩大,这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同样明显,并且呈现出同样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对科学而言。
本书的最后两篇论文较为特殊,它们论述的不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发展问题,而是关于日本的。近50年来,我一直对日本感兴趣,到目前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对于我来说,日本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与众不同—它是如此独特,既不能被完全视为“亚洲的”,也不能被完全视为“西方的”,而且有时它兼具这两种特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理论家所认为的“普遍规律”很少适用于日本。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只有在日本,除了君主(天皇)和寺庙之外,任何人都不能拥有土地,而只能对土地的产出享有权利,直到100年前这种情况才改变;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日本是唯一自愿与外部世界隔绝两个多世纪的国家,但它对外部世界的艺术、知识和技术保持着最大的兴趣,并对其示以最大的尊重;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只有日本在两个多世纪里没有经历战争,无论战争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尽管在那段时间里它被军事独裁政权统治,民众生活在军事道德准则之下。最重要的是,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国家和文明中,只有日本是需要通过眼睛而不是头脑来了解的,尽管从1600年到19世纪晚期的漫长岁月里,日本是识字率最高的国家。因此,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代表了一种尝试,即通过感知,通过设计和视觉艺术,来认识和了解日本,正如通过哲学家和研究机构的分析来认识和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一样。这种尝试是否成功,将留给读者去判断。但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日本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西方世界不能不注意到它。如果这篇文章能够让一些西方或日本的读者去欣赏日本绘画,无论是去博物馆参观,还是去看现在可以买到的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我相信我们都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我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重新安排了第2篇到第10篇论文的次序,这似乎是最容易使人理解并且最不做作的安排。开篇论文是最近才完成的,但和我长期合作的哈珀与罗出版公司(Harper & Row)的编辑小卡斯·坎菲尔德建议我把它放在本书的开头,因为这篇论文论述的主题可能是绝大多数读者最感兴趣的—当前许多文章对这个主题的解读过于艰深,这是由于经济学家对专业术语的偏爱,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通常也会觉得晦涩难懂。第11篇论文比第1篇论文的定稿时间还要晚一些,它是我在1980年夏天最后一次日本之旅后写就的,其目的是回应西方关于日本在工业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诸多问题,并解读日本成功的“秘密”所在。因此,第12篇论文《透过日本艺术看日本》只有放在这篇论文之后并放在全书末尾,看起来才合乎逻辑。
在整理这些论文的过程中总是有重写的冲动,但我克制住了。我所做的只是澄清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内容。例如,在1978年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去年秋天”,我把它改成了“1977年秋天”,其他的均保持原样。我认为应该让读者来判断作者的观点、偏见和预测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才是公平的。但《透过日本艺术看日本》这篇论文,我不得不做了大量的修改。最初,这篇论文是我为宣传一本名叫《画笔之歌》(Song of the Brush)的书撰写的,这本书是哈佛大学的约翰·罗森菲尔德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亨利·特鲁伯纳为1979年和1980年在纽约、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丹佛、旧金山和西雅图举办的大型日本画展撰写的。该论文原文大量引用了此次画展中展出的画作和《画笔之歌》中的插图,此次修改时都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精美绝伦的图片的文字描述。不过我相信,读者仍然能够从文字中领会这些艺术作品的内涵。
本书是我的第三册论文集。前两册论文集选取了我近30年来的著述,《技术与管理》(Technology, Management & Society)于1970年由纽约的哈珀与罗出版公司出版,《人与商业》(Men, Ideas & Politics)于1971年由伦敦的海尼曼出版社(William Heinemann)出版。这两册论文集最初以精装本面世,最近又推出了平装本,它们都很受欢迎,读者众多。现在的这本新书让我和众多老读者可以再续前缘,同时,我希望它能够让我结交新朋友。对于一位作者来说,最挑剔的读者亦是朋友。

彼得·德鲁克
克莱蒙特,加利福尼亚州
于1981年元旦

上架指导

管理类

封底文字

我认为,在过去10年中的某个时刻,“社会生态”出现了真正的结构性变化,最显著的,可能是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动态的变化。除此之外,那些成立时间较长、看似稳定的社会组织实体,如政府机构,或者企业、医院、学校的董事会,它们的角色和表现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出现结构性变化的还包括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那些被广泛视为“已被揭示的真理”的基本理论。
                                ——彼得·德鲁克

译者序

本书是享誉世界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1909.11.19—2005.11.11)在1981年出版的第三册论文集,收录了他在1972年至1980年撰写的12篇论文。德鲁克在管理学领域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众所周知,译者不必在此赘述。除此之外,他的研究领域还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甚至在艺术领域他也颇有心得。然而,德鲁克并不是一位学究式的理论家,他的管理学思想来自他本人广博的见闻和丰富的经历,终其一生,他都在这个领域不断地学习、实践和反思。
虽然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约40年前,但德鲁克对世界大势和美国社会的思考并不过时。如他本人所说,“收录在本书中的多数论文都涉及世界范围内的关切与挑战”,而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与危机,对当前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亦有借鉴意义。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均成稿于20世纪70年代,这是美国历史上充满变革和分裂的转折时期。早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后的美国由于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工农业生产增长、消费扩大和对外贸易兴旺而迎来了经济的极大繁荣,然而这仅仅是虚假繁荣,1929年秋天的股市暴跌为美国带来了持续4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危机波及其他工业国家,世界经济形势迅速恶化。之后,美国经由罗斯福新政的实施爬出经济危机的泥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登上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宝座,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达到巅峰,人口大规模增长。彼时的美国进入福利社会,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造就了“美国梦”的光环。但随后美国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而急剧衰落。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国内掀起反越南战争示威高潮,社会动乱持续不断。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和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急剧上涨,引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各工业国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冲击。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繁荣与危机并存。一方面,科技仍在快速发展,街头依然繁华,小汽车随处可见,广告牌林立,消费主义盛行;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交织,工业生产持续下降,国际贸易竞争激烈,出口贸易额下跌,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加剧,宏观经济政策失灵,自由经济学说开始大行其道。德鲁克曾在欧洲亲历了二战,目睹了二战后国际权力格局的重塑与变迁,也目睹了美国国内的繁荣与危机、日本工业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与随后陷入的经济滞胀。他对美国的社会生态和各类组织模式的变化都有着深入思考,他对美国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关切和回应,对日本为何能创造经济奇迹的“秘密”的探究,为美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类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出的解决之道,读者都能在本书的前言部分和各个章节中找到相应论述。
在对时下流行的环保运动的批判,对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论述,对泰勒“科学管理”的认知,以及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考察等方面,德鲁克在本书中的思考呈现了更独特的视角、更广阔的格局和更深入的探究,对于“流行智慧”以及一些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中所存在的谬误予以有理有据的批驳。毫无疑问,德鲁克具备非常成熟的“批判性思维”。一方面,虽然他在书中旁征博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所有的观点。德鲁克拒绝接受“二手观点”,他总是从源头出发,通过实证、实验和实践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将问题引向更深层次的探讨。另一方面,具备批判性思维不仅意味着要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审视,而且意味着能够对自己提出的观点抱有谨慎的态度。虽然在本书中很难看到德鲁克为了显示谦虚而使用谦辞,但他的论点往往会引用大量证据做支撑,其中也包括大众所不熟悉的知识和数据。
鉴于德鲁克的观点有其个人立场,且12篇论文均成稿于20世纪,本书的部分内容在今天看来可能会有偏颇之处,读者可对其有所甄别。德鲁克堪称一部“百科全书”,他对各领域的涉猎广泛而又深入,本书中出现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科技、艺术、设计等诸多领域的专业术语、人名和作品名称。一些机构和刊物的名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它们和如今为学者或公众所熟知的名称有所不同,译者在本书中均采用了与作者成稿时代所用英文名称相对应的译名。此外,本书语言风格独特,语言结构复杂,这亦为翻译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对于书中出现的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同时,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李文静老师,她对译者工作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使得译者在翻译和求证的过程中,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思考。
诚以本书敬献给广大读者,以期为德鲁克的思想和智慧的传承奉献一份绵薄之力,同时希望能为各位读者朋友带来专业上的启发和精神上的享受。

张慧聪
2020年12月于北京

推荐序

推荐序一
功能正常的社会和博雅管理
为“彼得·德鲁克全集”作序
享誉世界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先生自认为,虽然他因为创建了现代管理学而广为人知,但他其实是一名社会生态学者,他真正关心的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况,管理则是新出现的用来改善社会和人生的工具。他一生写了39本书,只有15本书是讲管理的,其他都是有关社群(社区)、社会和政体的,而其中写工商企业管理的只有两本书(《为成果而管理》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德鲁克深知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他认为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包括人所设计的社会,也不可能完美。他对社会的期待和理想并不高,那只是一个较少痛苦,还可以容忍的社会。不过,它还是要有基本的功能,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这些功能或条件,就好像一个生命体必须具备的正常生命特征,没有它们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值得留意的是,社会并不等同于“国家”,因为“国”(政府)和“家”(家庭)不可能提供一个社会全部必要的职能。在德鲁克眼里,功能正常的社会至少要由三大类组织组成—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它们各自发挥不同性质的作用,每一类、每一个组织中都要有能解决问题、令组织创造出独特绩效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这个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同时要让组织里的每个人各得其所,既有所担当、做出贡献,又得到生计和身份、地位。这些在过去的国家中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或者说新的“政体”,就是“管理”。德鲁克把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中的管理体制与政府的统治体制统称为“政体”,是因为它们都掌握权力,但是,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力。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所掌握的,是为了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而调配社会资源的权力,政府所拥有的,则是涉及整个社会公平的维护、正义的裁夺和干预的权力。
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德鲁克纪念馆。走进这座用他的故居改成的纪念馆,正对客厅入口的显眼处有一段他的名言:
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
当年纪念馆落成时,德鲁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问自己,如果要从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出一段精练的话,来概括这位大师的毕生工作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会是什么。他们最终选用了这段话。
如果你了解德鲁克的生平,了解他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你一定会同意他们的选择。从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到他独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功能社会》之间,贯穿着一条抵制极权专制、捍卫个人自由和尊严的主线。这里极权的极是极端的极,不是集中的集。极权和集权,两个词虽只有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有着重大区别。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统治直到20世纪才有条件变种成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所谋求的,是从肉体到精神,全面、彻底地操纵和控制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把他们改造成实现个别极权主义者梦想的人形机器。20世纪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和伤害的战争和运动,都是极权主义的“杰作”,德鲁克在青年时代所经历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正是其中之一。要了解德鲁克的经历怎样影响了他的信念和价值观,最好去读他的《旁观者》;要弄清什么是极权主义和为什么大众会拥护它,可以去读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好在历史的演变并不总是令人沮丧。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从1800年开始,最近这200多年来生产力加速提高,不但造就了物质的极大丰富,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这就是德鲁克早在80年前就敏锐地洞察到和指出的多元的、组织型的新社会的形成:新兴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填补了由来已久的“国”(政府)和“家”(家庭)之间的断层和空白,为现代国家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种种社会功能。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的普及和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正在造就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而信息科技成为这一切变化的加速器。要特别说明,“知识工作者”是德鲁克创造的一个称谓,泛指具备和应用专门知识从事生产工作,为社会创造出有用的产品和服务的人群,这既包括企业家和在任何机构中的管理者、专业人士和技工,也包括社会上的独立执业人士,如会计师、律师、咨询师、培训师等。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知识的应用领域一再被扩大,个人和个别机构不再是孤独无助的,他们因为掌握了某项知识,就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和影响他人的权力。知识工作者和由他们组成的知识型组织不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和组织。知识工作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独立自主,可以主动地整合资源、创造价值,促成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层面的改变,而传统的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于当时的统治当局,在统治当局提供的平台上才能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在一个由多元组织构成的社会中,拿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这三类组织相互比较,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因为受到市场、公众和政府的制约,它们的管理者不可能像政府那样走上极权主义统治,这是它们在德鲁克看来比政府更重要、更值得寄予希望的原因。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可能因为管理缺位或者管理失当,例如官僚专制,不能达到德鲁克期望的“负责任地、高绩效地运作”,从而为极权专制垄断社会资源让出空间、提供机会。在所有组织中,包括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的工作社群中,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既为新的管理方式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对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管理方式带来了挑战。德鲁克正是因应这样的现实,研究、创立和不断完善现代管理学的。
1999年1月18日,德鲁克接近90岁高龄,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写了下面这段话:
我着眼于人和权力、价值观、结构和规范来研究管理学,而在所有这些之上,我聚焦于“责任”,那意味着我把管理学当作一门真正的“博雅技艺”来看待。
给管理学冠上“博雅技艺”的标识是德鲁克的首创,反映出他对管理的独特视角,这一点显然很重要,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却没找到多少这方面的进一步解释。最完整的阐述是在他的《管理新现实》一书第15章第五小节,这节的标题就是“管理是一种博雅技艺”:
30年前,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 P. Snow)曾经提到当代社会的“两种文化”。可是,管理既不符合斯诺所说的“人文文化”,也不符合他所说的“科学文化”。管理所关心的是行动和应用,而成果正是对管理的考验,从这一点来看,管理算是一种科技。可是,管理也关心人、人的价值、人的成长与发展,就这一点而言,管理又算是人文学科。另外,管理对社会结构和社群(社区)的关注与影响,也使管理算得上是人文学科。事实上,每一个曾经长年与各种组织里的管理者相处的人(就像本书作者)都知道,管理深深触及一些精神层面关切的问题—像人性的善与恶。
管理因而成为传统上所说的“博雅技艺”(liberal art)—是“博雅”(liberal),因为它关切的是知识的根本、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也是“技艺”(art),因为管理就是实行和应用。管理者从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伦理学,以及从自然科学中,汲取知识与见解,可是,他们必须把这种知识集中在效能和成果上—治疗病人、教育学生、建造桥梁,以及设计和销售容易使用的软件程序等。
作为一个有多年实际管理经验,又几乎通读过德鲁克全部著作的人,我曾经反复琢磨为什么德鲁克要说管理学其实是一门“博雅技艺”。最终,我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溢美之举,而是在为管理定性,它揭示了管理的本质,提出了所有管理者努力的正确方向。这至少包括了以下几重含义:
第一,管理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管理的要害,就是管理者和每个知识工作者怎么看待与处理人和权力的关系。德鲁克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生活经验相互印证,对他的研究和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看来,人是不应该有权力(power)的,只有造人的上帝或者说造物主才拥有权力,造物主永远高于人类。归根结底,人性是软弱的,经不起权力的引诱和考验。因此,人可以拥有的只是授权(authority),也就是人只是在某一阶段、某一事情上,因为所拥有的品德、知识和能力而被授权。不但任何个人是这样,整个人类也是这样。民主国家中“主权在民”,但是人民的权力也是一种授权,是造物主授予的,人在这种授权之下只是一个既有自由意志又要承担责任的“工具”,是造物主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主宰,不能按自己的意图去操纵和控制自己的同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才会谦卑而且有责任感,才会以造物主才能够掌握而人类只能被其感召和启示的公平正义去时时检讨自己,也才会甘愿把自己置于外力强制的规范和约束之下。
第二,尽管人性是不完美的,但是人彼此平等,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创造能力,都有自己的功能,都应该被尊敬,而且都应该被鼓励去创造。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所说的“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权利(rights)”,正是从这一信念而来的,这也是德鲁克的管理学之所以可以有所作为的根本依据。管理者是否相信每个人都有善意和潜力?是否真的对所有人都平等看待?这些基本的或者说核心的价值观和信念,最终决定他们是否能和德鲁克的学说发生感应,是否真的能理解和实行它。
第三,在知识社会和知识型组织里,每一个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既是知识工作者,也是管理者,因为他可以凭借自己的专门知识对他人和组织产生权威性的影响—知识就是权力。但是,权力必须和责任捆绑在一起。而一个管理者是否负起了责任,要以绩效和成果做检验。凭绩效和成果问责的权力应当是正当和合法的权力,也就是授权,否则就成了德鲁克所坚决反对的强权(might)。绩效和成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不但在经济和物质层面,而且在心理层面,都会对人们产生影响。管理者和领导者如果持续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大众在彻底失望之余,会转而选择去依赖和服从强权,同时甘愿交出自己的自由和尊严。这就是为什么德鲁克一再警告,如果管理失败,极权主义就会取而代之。
第四,除了让组织取得绩效和成果,管理者还有没有其他的责任?或者换一种说法,绩效和成果仅限于可量化的经济成果和财富吗?对一家工商企业来说,除了为客户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为股东赚取合理的利润,能否同时成为一个良好的、负责任的“社会公民”,能否同时帮助自己的员工在品格和能力两方面都得到提升呢?这似乎是一个太过苛刻的要求,但它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个人在十多年前,和一家这样要求自己的后勤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合作,通过实践认识到这是可能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把伦理道德的诉求和经济目标,设计进同一个工作流程、同一套衡量系统,直至每一种方法、工具和模式中。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在各自的领域做出肯定的回答。
第五,“作为一门博雅技艺的管理”或称“博雅管理”,这个讨人喜爱的中文翻译有一点儿问题,从翻译的“信、达、雅”这三项专业要求来看,雅则雅矣,信则不足。liberal art直译过来应该是“自由技艺”,但最早的繁体字中文版译成了“博雅艺术”,这可能是想要借助它在汉语中的褒义,我个人还是觉得“自由技艺”更贴近英文原意。liberal本身就是自由之意。art可以译成艺术,但管理是要应用的,是要产生绩效和成果的,所以它首先应该是一门“技能”。此外,管理的对象是人们的工作,和人打交道一定会面对人性的善恶,面对人的千变万化的意念—感性的和理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管理又是一门涉及主观判断的“艺术”。所以,art其实更适合解读为“技艺”。liberal—自由,art—技艺,把两者合起来就是“自由技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对liberal art的翻译这么咬文嚼字,是因为管理学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的成功学。它不是旨在让一家企业赚钱,在生产效率方面达到最优,也不是旨在让一家非营利组织赢得道德上的美誉。它旨在让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其中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社群(社区)更健康,使人们较少受到伤害和痛苦。它旨在让每个工作者,按照他与生俱来的善意和潜能,自由地选择他自己愿意在这个社会或社区中所承担的责任;自由地发挥才智去创造出对别人有用的价值,从而履行这样的责任;在这样一个创造性工作的过程中,成长为更好和更有能力的人。这就是德鲁克先生定义和期待的,管理作为一门“自由技艺”(或者“博雅管理”)的真正的含义。

邵明路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推荐序二
跨越时空的管理思想
20多年来,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关于德鲁克先生著作的出版计划在国内学术界和实践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每本书一经出版便会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广受读者喜爱。我非常荣幸,一开始就全程参与了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和推广活动。尽管这套丛书已经面世多年,然而每次去新华书店或是路过机场的书店,总能看见这套书静静地立于书架之上,长盛不衰。在当今这样一个强调产品迭代、崇尚标新立异、出版物良莠难分的时代,试问还有哪些书能做到这样呢?
如今,管理学研究者们试图总结和探讨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成功的奥秘,结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想,企业成功的原因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其中一定少不了德鲁克先生著作的启发、点拨和教化。从中国老一代企业家(如张瑞敏、任正非)及新一代的优秀职业经理人(如方洪波)的演讲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来自先生的真知灼见。在当代管理学术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出先生的思想指引和学术影响。我常常对学生说,当你不能找到好的研究灵感时,可以去翻翻先生的著作;当你对企业实践困惑不解时,也可以把先生的著作放在床头。简言之,要想了解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首先要从研读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开始。基于这个原因,1991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后,在南京大学商学院图书馆的一角专门开辟了德鲁克著作之窗,并一手创办了德鲁克论坛。至今,我已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举办了100多期德鲁克论坛。在这一点上,也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为德鲁克先生著作的翻译、出版和推广付出的辛勤努力。
在与企业家的日常交流中,当发现他们存在各种困惑的时候,我常常推荐企业家阅读德鲁克先生的著作。这是因为,秉持奥地利学派的一贯传统,德鲁克先生总是将企业家和创新作为著作的主题之一。他坚持认为:“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资源。”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总是面临着效率和创新、制度和个性化、利润和社会责任、授权和控制、自我和他人等不同的矛盾或冲突。企业家总是在各种矛盾或冲突中成长和发展。现代工商管理教育不但需要传授建立现代管理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准则,也要培养一大批具有优秀管理技能的职业经理人。一个有效的组织既离不开良好的制度保证,也离不开有效的管理者,两者缺一不可。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家需要通过对管理原则、责任和实践进行研究,探索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而衡量一个管理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就在于该制度能否将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一个再高明的制度,如果没有具有职业道德的员工和管理者的遵守,也很容易土崩瓦解。换言之,一个再高效的组织,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者和员工,组织的效率也不可能得到实现。虽然德鲁克先生的大部分著作是有关企业管理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成长、创新、多样化、多元化的思想在其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正如德鲁克在《旁观者》一书的序言中所阐述的,“未来是‘有机体’的时代,由任务、目的、策略、社会的和外在的环境所主导”。很多人喜欢德鲁克提出的概念,但是德鲁克说,“人比任何概念都有趣多了”。德鲁克本人虽然只是管理的旁观者,但是他对企业家工作的理解、对管理本质的洞察、对人性复杂性的观察,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这也许就是企业家喜爱他的著作的原因吧!
德鲁克先生从研究营利组织开始,如《公司的概念》(1946年),到研究非营利组织,如《非营利组织的管理》(1990年),再到研究社会组织,如《功能社会》(2002年)。虽然德鲁克先生的大部分著作出版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然而其影响力却历久弥新。在他的著作中,读者很容易找到许多最新的管理思想的源头,同时不难获悉许多在其他管理著作中无法找到的“真知灼见”,从组织的使命、组织的目标以及工商企业与服务机构的异同,到组织绩效、富有效率的员工、员工成就、员工福利和知识工作者,再到组织的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工作的设计与内涵、管理人员的开发、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中层管理者和知识型组织、有效决策、管理沟通、管理控制、面向未来的管理、组织的架构与设计、企业的合理规模、多元化经营、多国公司、企业成长和创新型组织等。
30多年前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就开始阅读先生的著作,学习先生的思想,并聆听先生的课堂教学。回国以后,我一直把他的著作放在案头。尔后,每隔一段时间,每每碰到新问题,就重新温故。令人惊奇的是,随着阅历的增长、知识的丰富,每次重温的时候,竟然会生出许多不同以往的想法和体会。仿佛这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让人久久回味,有幸得以伴随终生。一本著作一旦诞生,就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而专属于每个读者,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得到教育。这样的书是永恒的、跨越时空的。我想,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就是如此。
特此作序,与大家共勉!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商学院名誉院长
博士生导师
2018年10月于南京大学商学院安中大楼

图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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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前言
第1章 迈向经济新纪元 / 1
第2章 拯救华而不实的环保运动 / 20
第3章 商业与技术 / 35
第4章 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神话和现实 / 58
第5章 你期望得到什么结果:目标管理使用指南 / 74
第6章 重新认识科学管理 / 91
第7章 无聊的董事会 / 102
第8章 当固定年龄强制退休制度被废除之后 / 118
第9章 科学与工业:在对抗中相互依赖 / 135
第10章 为何会劳而无功 / 148
第11章 日本成功的背后 / 159
第12章 透过日本艺术看日本 / 175
致谢 /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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