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小巴达拉克（Joseph L. Badaracco, Jr.）是哈佛商学院约翰·沙德商业伦理讲席教授。在哈佛MBA项目及高级经理培训项目中，教授战略管理、一般管理、商业伦理等课程。他也担任哈佛大学股东责任咨询顾问委员会主席。
巴达拉克教授是圣路易斯大学、牛津大学以及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在哈佛商学院，他获得了MBA和DBA两个学位。他也曾作为访问教授在哈佛大学伦理与专业项目中工作过。
除本书之外，巴达拉克教授还曾经写过三本有关管理者的伦理责任方面的著作：《领导与整合》（与Richard Ellsworth合著）、《商业伦理：角色与责任》以及《界定时刻—对与对的抉择》。他也写作了《Loading the Dice》—研究五个国家的企业与政府关系，《知识联结》—研究国际战略联盟。这些书已经被翻译为9种语言。
杨斌，清华大学工学学士、硕士，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研究员。专长组织、伦理、文化与领导等领域的研究、教学与咨询。著有《企业猝死》（2002，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曾翻译《商业伦理学》（1999，2001再版）、《企业战略规划》（2001）、《数字化变革》（2002）、《e流程优势》（2002）、《投资银行学》（1995）；主持编译《工商管理国际大百科全书—管理教育卷》（1999）、《管理大师手册》（2000）、《国际工商管理手册》（2000）；作为作者之一著有《代价》（2001）、《知识经济与中国企业发展趋势》（1998）、《数据库管理系统》（1994，1997再版）；《当代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第一辑》（2000）副主编。欢迎指正：yangb@em.tsinghua.edu.cn
沉静型领导有别于普遍受称颂的英雄式领导，过去我们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处理任何事情都该轰轰烈烈，让部署感到佩服不已。事实上，真正伟大的领导者，是在许多细微的事情上，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抉择，只可惜太多研究领导学的人不曾去注意与珍惜。
作者将沉静思考型领导者定位为现实主义者，我认为一个领导者如果能面对真实世界、实事求是，就已从解决问题的阶段，提升到避免问题发生的阶段，因为他们的态度，使得他们面对所有大小事都能处理的与一般人不同。
所以，沉静型领导者是平凡中的不凡人。平凡本身就孕育了不凡，但是唯有了解平凡、力行平凡，才能成为一个不凡的人。换言之，领导者总是能在极为复杂，无法完全掌握与控制的情况下，做出不惊天动地的事，可说是平凡至极，但却能让人肃然起敬。这对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对于一个自认不凡的领导者而言，却永远也不知道该如何这么做，永远也不知道做平凡事拥有无法衡量的价值。
我想引用部分章节的内容来诠释所谓的沉静型领导。
1984年，我接掌生产力中心时面临的问题是，当时生产力中心是一个官僚的、气氛沉闷的机构，我必须解雇几乎85%的人，才有机会让生产力中心起死回生。最后，我仅解雇了四位被生产力中心同仁称为“四人帮”的最高层主管人员，我亦给了他们最优厚的退职金。做这样的处置是因为，我能预测事情真正会如何发展，然后找出造成伤害最小的解决方案。
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不管我们的心中有多无私，还是会有很多看不清事实的人，认为你的手段是为了争权夺利，想干掉对手而不择手段。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陷阱，如果我们没有危机处理的能力，或者没有做好万全准备，或许“走路”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身败名裂的自己。
当领导者面临问题时，不仅是对其能力的考验，更是表现机会的来临，问题越多越困难，如果我们可以一一完美解决，就越能获得上司的信赖，部属的人心与尊重。反之，如果我们没有解决的能力，很可能就会成为问题的牺牲者或替死鬼。
作者认为领导者做决策时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的考量点往往是结合了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在本书中举出的案例：艾略特·柯特兹的故事，他是某大型制药公司的销售员，他面临的问题是，新的销售攻势违反了法律，他的抉择是就自己的能力范围，不试图去拯救世界，因此他保住了工作，也本分地阻碍问题的扩大。看来这像是一个最适当的解决方式，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却有几分自扫门前雪的意味，如果柯特兹没有思考到自身的安危，或许他能为别人做更多的事。
当领导者做决策时，如果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或者是掺杂了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这就会使得我们的心中感到不安，为什么呢？这是和人天生的良知有关，更与个人的潜在意识所触发的直觉有关。事实上，也只有从完全无私的利他主义出发，才能达成真正的利己主义。
另外，作者也谈到争取时间。我们处于十倍速时代，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而宝贵，所以有人说，好的领导者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果断明确的决定。但是我必须提醒领导者的是，当你的直觉对你的决定有些许迟疑时，就必须慎重思考，因为正确的决定，比争取时间重要得多。领导者也必须了解到，有时候不做决定，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坚实的决定。
我想阅读本书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沉静型领导很“中国式”，但我认为它又超越“很中国”的风格，因为它涵有印度先哲甘地的行事风格。为什么呢？甘地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发动并领导了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率领印度人民摆脱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取得了国家的独立。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柔性坚定诉求，在不引发流血冲突下，达成伟大使命，这可称为沉静型领导的最佳典范。
本书亦引用了许多发人省思的名言，激发我做更为深度的思考，例如：引用幽默作家戴夫·巴里(Dave Barry)的一段话：“宇宙之中最有力量的就是散播谣言”，这句话我更深刻的体认是，“宇宙之中最可怕的力量就是散播谣言”。
从第一章不要欺骗你自己，第二章相信混杂动机，第三章争取时间，第四章明智投资，第五章深入钻研，第六章变通规则，第七章投石审势、轻推渐进，到第八章妙手妥协，作者提出了许多案例，供读者能更为清楚地理解沉静型领导所应具备的不同特质。
本书所探讨的是领导之道与做正确的事情，当然个人得失是重要，但我认为沉静型领导者衡量得失不仅于自己，而是衡量整个团队、组织、社会，甚至于国家“利益”。所以，领导者必须以理智的态度，面对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唯有如此，才能让我们深刻地了解到，权力能够做些什么？而不至于被权力迷惑，或运用权力谋求自我的利益。
很高兴看到《沉静领导》一书中文版的问世，也很高兴受杨斌教授的邀请，为本书写推介，我相信本书以不同于以往的观点谈领导，确实能让读者对于领导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故我乐意推荐本书给所有愿意在领导上，力行平凡的不凡人阅读。
全球华人竞争力基金会董事长
不久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专访节目，那位多年前得奖、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非常诚恳地告诉记者：“在我们这行，全球的精英大约有100人，大家的智能、努力和贡献都不相上下。然而只有不到10%的人得过奖，绝不能说其他90%没有得过奖的人不如这些得过奖的幸运儿。”这番话说得恳切，却与时下“崇尚得奖”的风气背道而驰。媒体追逐得奖人是为了满足社会对英雄的需求，而社会需要英雄是因为英雄能带给群众兴奋和希望（英雄的崛起），在平淡的生活中增添乐趣和幻想（英雄的衰亡）。这种大众对英雄的热情崇拜似乎间接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观念：英雄造时势。
但是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即不断地强调：“伟大的领袖其实都是更大的历史力量的产物，而这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却是由绝大多数的平凡人在处理日常琐事中一点一滴地累积而成的。”另外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医生也曾说：“在人类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只有非常微小的部分能为众所周知；而这部分与其他琐细而模糊的努力的总和相比，就好像浮在深海波涛上的泡沫一般微不足道。”托尔斯泰和史怀哲的意见直接反映了另外一个观念：时势造英雄。
到底是英雄造时势呢？还是时势造英雄？传统的领导学研究似乎比较偏向前者。原因并不难理解：英雄们拥有纯洁的动机，坚定的毅力，挑战现实的勇气和追求梦想的浪漫；这样的领导者才有资格鼓舞人心，号召群众。相对于这种理想主义性格的领导人是那些现实主义的妥协者，他们因为自私而短视，所以不够资格被称做英雄。多年来，这样的观点一直成为MBA领导学课程的核心，然而哈佛大学巴达拉克教授(Prof. Joseph Badaracco, Jr.)的一本新书《沉静领导》(Leading Quietly)却企图努力扭转这个观点。
经过长达四年的研究之后，巴达拉克教授认为英雄风格领导人的成功并不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关键，真正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来自于那些不为公众所知的无数“沉静领导人”(quiet leader)每日所做的现实而有效的决策。这些沉静领导人没有浪漫的英雄主义，不做大胆和英勇的决定；他们有利他和利己交错的混合动机，他们在做组织、做决策的时候也会兼顾自己的地位和前途；他们采取谨慎的步骤来解决复杂的问题，以便保护组织、同事、部属以及自己；他们虽然重视信任，但也了解信任的脆弱；他们对理想没有过高的期望，但也不会愤世嫉俗，怀疑一切。总之，沉静领导人似乎是一群懂得妥协的现实主义者。
这些非英雄主义的沉静领导人很少站在舞台上接受公众的歌颂，因为一般人认为他们不够资格被称做英雄。巴达拉克教授却认为：这些无数个“远离群众视线的沉静领导人”每天所做的“正确决策”的累积才是推动世界前进的关键。但是他们和其他更多“庸庸碌碌的现实主义者”又有什么不同及值得尊敬之处呢？巴达拉克教授的研究得出三项沉静领导人不平凡的品格特质。
首先，沉静领导人虽然也坚持原则，但是拒绝用英雄式的强硬态度来达到目的：他们选择自我克制。由于自我克制，他们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复杂问题的真相，设计有效解决的方案。自我克制不是袖手旁观，也不是太极拳式的脱身之道，更不是一般人的麻木不仁，沉静领导人的克制是充满了自我警觉而又有创造性的。换言之，他们在坚持真理的本能之时，自觉地采取冷静的停顿和反问，除了要避免良心的直觉被强烈的情绪所拖累，也同时争取到妥善解决问题所真正需要的时间。自我克制说来简单，要实践并不容易，沉静领导人藉由日复一日长期的自我练习，已经把自我克制变成了习惯和本能。它象征的是谨慎、智能和耐心，而不是“逃避责任”和“和稀泥”。
沉静领导人第二个不平凡的品格特质是谦逊，由于他们的现实性，他们并不追求永恒的光荣和胜利。他们认为每一件事都比自己能力所能解决的要更复杂和充满变数，事情最后的成功一定是由许多力量共同作用而成，因此自己的贡献也像沙滩的足迹一般：既不伟大，也难持久。虽然他们不会因为“缺少光荣”就放弃了努力，但是他们在努力达成有意义的目标之时，了解到自己的才智和决心并不是成功的保证。正由于沉静领导人不会高估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和抬举自己努力的重要性，他们更能忍受挫折，也会用更实际的态度专注于眼前该做的工作。法国哲学家蒙田曾说：“光荣之降临，纯属偶发事件”，沉静领导人因为笃信于此，绝不汲汲营营，为光荣而争取光荣。
沉静领导人最后一个不平凡的品格特质是执着。执着和勇敢之不同在于，前者是理性的坚持，而后者是感性的冲动。的确，沉静领导人缺乏英雄式领导人那般鲜明的理想和无私，他们为了组织的成功和自己前途的保障，较倾向于把“妥协”视为必要的领导艺术。但是他们在妥协的过程中又必须发挥很高的创造力，使所有的努力都能朝最终目标迈进。他们把精力集中在理性的能达成的事物上，而非理想化的境界，因此他们可以接受较不完美的结果，这正好也成为他们最后能够成功的必要条件。总之，沉静领导人的妥协并不是“随波逐流”，反而像是“因为执着，所以妥协”。
纵观全书，巴达拉克教授极为睿智而且公正地把组织的成功和世界的进步归因于那些寂寂无名的沉静领导人。在这个英雄横行的世界做这样反传统、反潮流的努力，我个人对他崇高的正义感表达敬佩。本书的译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斌教授告诉我，这本《沉静领导》中的许多观点和中国的中庸之道甚有神合之处，但因为巴达拉克教授不谙中国哲学，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引述。杨斌教授提醒我，能否对此借题发挥一番？
中国的孔子是东方提倡“中庸之道”的大师，他在《论语》中说道：“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所推崇的最高境界是“权”，也就是通权达变，这点岂不是和巴达拉克教授所称扬的沉静领导人的三种美德—克制、谦逊、执着—不谋而合？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客座教授Debra Meyerson把沉静领导人称做“tempered radical”，也让我想起了《论语》里的另外一段话：“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狂”莫非就是“radical”?“狷”莫非就是“tempered”？西方的中庸大师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 B.C.)呼吁人们应该培养四种美德：公正、勇敢、谨慎、克制，其中公正和勇敢乃狂者所为，谨慎和克制属狷者所为。西方的管理哲学因为植根于个人主义和扩张主义，因此走成今天的英雄主义；而东方的管理哲学却因为长期的权贵主义和自保主义，又走成了民间的乡愿主义。二者皆有所偏，西方学者于此有所体会，而东方学者能无体会乎？
我的“狗尾续貂”也该点到为止了。杨教授学贯中西，译文流畅，这本《沉静领导》，必能带给中国各界的领导人们足够的深沉和静思。
尤克强教授
元智大学研发长
元智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
为这本书写序的确让我为难了好一阵子。
不是因为自觉文笔不济、惟恐日后贻笑大方，也不是因为找不到“实在忙得不可开交”之类的借口推托，而是因为这本书让我产生了不少“混杂的动机”，而伴随这些“混杂的动机”而来的诸多感想，又让我一时难以梳理。
这是一本非常另类的管理书。
其一，在当今“造神”之风日盛、管理“大腕”“大鳄”层出不穷的时代，本书却认为“大多数的卓越领导者通常并非公众英雄”，而是平常之人，即所谓的“沉静型领导”；更有甚者，作者进一步告诉我们，绝大多数需要运用领导术解决的问题都不带战略性和关键性，也不是专门留给公司高层领导去解决的；其二，当MBA学子们在商学院的殿堂里苦苦求索CEO们如何能力挽狂澜、改变历史的时候，本书却告诉我们“那些发誓要成为伟大人物的角色，总是以失望和痛苦告终”。而次要的角色，因为他们的“雄心恰如其分”往往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其三，当畅销管理书喋喋不休地教导我们什么是成功的“步骤”和领导的 “习惯”的时候，本书却说习惯也好，步骤也罢，这些东西到关键时刻通通派不上用场，好领导各有各的“与众不同的” 绝招，而且“这主要是他们的性格而不是他们采取的手段”。
妙哉！
何谓“沉静型领导”？英文中“quiet”一词有“不引人注意”、“默默无闻”的含义，与之相对应的当然是家喻户晓的、动辄可以呼风唤雨的“英雄型领导”。
我们崇拜英雄，承认英雄的作用，甚至也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英雄。若没有英雄，我们的历史将多么乏味。回到管理话题上来，英雄其实就是企业CEO，行政部门的首长，军队的首长等公众人物，他们有权做出各部门的最高的决定。在公众的眼中，他们决定着各部门的未来与兴衰。然而盖洛普对企业进行的大量的组织行为学研究发现，企业高层领导对一线员工的工作绩效的影响力为零（r=0），而一线经理的日常管理与员工工作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4，也就是说，一线员工的工作业绩有40%受一线经理的管理直接影响，而高层领导的管理对一线员工不产生直接影响。这一研究成果的确出人意料。它告诉我们两条管理真谛：
1. 一线的员工是企业的微循环，他们既是企业管理的末端，又是企业价值链上价值交换的最前端。企业的利润是一线员工直接创造的，一线员工敬业与否决定企业的兴衰。“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似乎被现代组织行为学证明。
2. 决定企业一线员工工作效率的直接因素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即一线管理人员。在充分承认企业CEO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默默无闻”的一线经理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正是“沉静型领导”的典型代表与化身。
纵观当代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我们看到了这样几条变化主线：一是从工业经济时代的以“管物”为核心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的以“管人”为核心，即以人为本的管理；二是从工业经济时代的“标准化”管理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的“个性化”管理；三是从重“步骤”的管理逐步发展到重“结果”的管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TQM风靡全球，以日本为代表的制造业经济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人痛定思痛，举起了企业重组的大旗，使美国又重新夺回了领头羊的地位。到了上个世纪末，人本管理的理念开始流行，发源地还是美国。
人本管理的实践使各种企业和组织更加扁平化，一线员工和一线经理对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被行为学研究所肯定，企业文化建设被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沉静”的领导，通常是中层和一线经理们，一夜之间成了企业管理核心的重中之重。的确，他们是企业文化的具体体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企业竞争力。
提到“沉静领导”不能不提到他们的性格与优势。作者在书中着力刻画了他们的三种美德：克制、谦逊与执着，并认为这些美德是打开通向成功之门的钥匙。其实成功的路不止着三条。如果以为仿效书中的方法去做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结果就太天真了。
盖洛普的研究表明，成功的关键在于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前提在于了解自身的优势。很可惜，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优势何在。这也许是许多人尚未取得成功的原因吧。
只了解自身的优势还不够，还必须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行动方案和建立合作的团队。这些都是“沉静型领导”每天的必修课。
最后，还想和大家谈一谈本书的研究方法。作者自认为这是一本随笔性的书，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并从新的角度讨论领导之道。很明显，作者从MBA商业伦理学教学案例中获得了大量的素材，并从一百多个案例中得出了较为明晰的结论。在承认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的基础上，我们也不难看出上述案例的局限性，特别是作者试图用本书的理论概括“沉静领导之道”。
瑕不掩瑜，这本书毕竟能给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带来思维上的启迪。
盖洛普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02年12月于北京
第一次看到《沉静领导》时，以为是学者刻意标新立异的课题，没有太注意。当与译者讨论翻译出版中文版的《沉静领导》事宜时，才认真拜读了小约瑟夫·L·巴达拉克的大作。读罢，“本书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已成为无需争议的结论。
经过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年代，今天的中国已经少有英雄了。英雄一词被偶像替代，大腕儿明星们（包括明星企业家）的前台表演代替了他们的一切。对厚积其“台下十年功”，薄发于“台上一分钟”的演艺界也许台前的表演代表了一切。但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需要的不光是口才与风度。在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赞许背后是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讲，守摊子的算不上领导，能推动事物向前发展，把握时代变革脉搏的才是领袖。中国由于历史积淀深厚，面对当今缤纷的世界，要变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关系的错综复杂，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国的事情难办是众所周知的。但回首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毕竟我们把难办的事情办好了不少。用巴达拉克的话说，这是“通过一系列长期的细微努力才能解决”的。是不是在中国存在着大批“沉静领导”？是不是改革的成果就是“沉静领导”所推动变革的集合？
巴达拉克的笔下有执掌公司生杀大权的CEO们，也有“微不足道”的普通职员；他们面对的都是每天会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琐事；恰恰是这些事，与人们的利益观念有着冲突；恰恰是这些事，考验着人们处理问题的能力。在他们处理这些琐事时，看不到我们崇尚的刚正不阿、破釜沉舟式的英雄壮举，但最终的结果是事物在变化，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故事中的各自的主人公处理问题的手法各有不同：奥尔森静时不动声色，动则志在必得，反映了手中有权的女CEO的处事手段；而柯特兹这样的小人物在无法直接改变上司时，取道客户那里，在最后的关卡处维护着公司的长远利益和个人的道德准则。读者能感受到小人物的困惑与无奈。又恰恰是这些小人物维护了商业伦理。
作者以随笔的形式讲述着故事，又从故事中萃取着沉静领导之道的精华。读者会惊讶地发现，作者提炼出的沉静领导的三种美德：克制、执着和谦逊，恰恰是中华民族倡导的美德。几乎每一个案例都可以用一个十分恰当的成语来描述，甚至可以在“三十六计”中找到身影。作者所讲的沉静领导之道看来没有东西方人文环境的界限。
贯彻全书不难看到，不论你的职位高低，都可以应用沉静领导之道来应对看似棘手的问题。书中的各位主人公有各自的能量与功力，但有几点是共同的：面对问题，他们首先表现出的是责任心和勇气，勇敢地面对挑战；其次是快动脑缓动手，细心观察，深思熟虑；第三是投石问路，审时度势，循序渐进；第四是必要的灵活性与妥协，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第五是成熟的价值观，“两害相权取其轻”。凡此种种，都符合实干家的思考与步伐。
读完全书，读者会突然发现“沉静”不是唯唯诺诺的别称；“领导”也不是上司的代名词。“沉静”是稳重实干的象征，不论你说与不说；“领导”是主宰和推动事物变化的人，与级别没有关系。
在今天改革日益深入的中国，在出现了众多“壮志未酬身先逝”的英雄后，真的是更应该提倡每个人，每个基层干部，每个基层管理者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变革，树立新秩序，重塑商业诚信。应该提倡面对困难和挑战研究什么方法最解决问题，什么方法最有效；而不是什么方法最解气，什么方法最悲壮。
译者杨斌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一直从事商业伦理、组织文化和领导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近年在美国MIT进修。颇有东西方文化功底。曾任《总裁学苑》系列丛书的总策划。此次，精心选择了巴达拉克教授的著作，并倾心翻译。相信会丰富读者领导艺术方面的视野，向渴望成功的人介绍新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
有人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水可以融化一切。沉静领导之道就像润物无声的水，滴水穿石的水，造就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的水，默默地改变着世界。
于无声处听惊雷。
钱小军
清华大学MBA项目负责人
美国普渡大学博士
（美）小约瑟夫.L.巴达拉克：暂无简介
杨斌：杨斌，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企业战略与政策系副教授。1987年从河北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后留校任教；在获得清华工学学士与管理学博士时均获颁“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读书时曾获“陈岱孙经济学奖学金特等奖”。
杨斌博士专攻组织、领导、伦理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教学与咨询，在清华MBA项目中教授《领导与变革》、《文化、伦理与领导》、《组织行为学》、《危机管理》等课程，深受学生喜爱。获颁“2004年度清华，大学教学优秀奖”；2003年、2004年连续获“清华经管学院教学优秀一等奖”。2004年还作为团队成员获“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杨斌博士还一直为清华经管学院高级管理培训中心讲授《卓越领导之道》、《商业伦理与组织信誉》、《组织行为学》、《再造领导表现》、《危机管理》、《知识管理》等培训课程，是培训学员最欢迎的教师之一；获颁“最佳教学创新奖” 与“培训突出贡献奖”。作为培训讲师，杨斌博士为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人寿、国家体育总局、奥组委等公司与机构的内训授课。
杨斌博士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兼党委副书记。2000年至2001年， 曾任清华大学MBA项目负责人。杨斌博士曾担任多家公司的咨询顾问、独立董事，具有相当丰富的企业咨询实践经验。
2002～2003年，杨斌博士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访问学者；并访问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BABSON商学院等多所世界著名商学院。
著有《企业猝死》(2003)、《中国管理教育报告》 (2003)；译有《管理者而非MBA》 (2005)、《温和
激进领导》(2004)、《沉静领导》 (2003)、《极客与怪杰》 (2003)、《商业伦理学》 (1999，2001再版)、
《企业战略规划》(2001)、《数字化变革》(2002)、《e流程优势》(2002)、《投资银行学》(1995)；《当代
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第一辑》 (2000) 副主编；主持编译《工商管理国际大百科全书——管理教育卷》
(1999)、《管理大师手册》(2000)、 《国际工商管理手册》 (2000)；作为作者之一著有《代价》 (2001)、《知识经济与中国企业发展趋势》(1998)、《数据库管理系统》(1994，1997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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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第1章 不要骗你自己 15
第2章 相信混杂动机 41
第3章 争取时间 65
第4章 明智投资 85
第5章 深入钻研 109
第6章 变通规则 133
第7章 投石审势 轻推渐进 153
第8章 妙手妥协 177
第9章 三种沉静型美德 201
附录A 释本溯源 215
注释 227
致谢 229
平常心译领导力（译者跋） 230
作者小传 242
译者小传 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