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做事的方式、做事的人，以及工作带来的报酬。在本书中，作者描述了当下主要经济问题的最新研究和报告：现代世界是否可以管理科技变革的方方面面，就像应对19世纪破坏社会经济格局的那次动荡一样。从深圳到哥德堡、孟买，再到硅谷，作者调查了21世纪的工作意义：技术如何颠覆了经过时间检验的商业模式，如何将工作者推入一个完全不同于上一代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以及贫富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被推翻。作者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以及诸多专家关于社会重新排序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未来不一定是暗淡的，但正如本书阐释的那样，如果我们没有深刻地反思经济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就不能指望对世界进行重构。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作者
巴曙松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蒂姆·哈福德
《卧底经济学》作者
泰勒·考恩
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
《第二次机器革命》作者
劳伦斯·萨默斯
哈佛大学教授
劳动力充裕时代即将来临，
历史的斗争再度上演。
这是一场关乎个体的斗争：
我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了，怎样才能满足生活所需？
我该如何教育孩子追求幸福的生活？
我感觉城市的大门正在向我关闭，未来何去何从？
也是一场关乎社会的斗争：
政府应当如何向富人征税？
发达国家是否欢迎来自贫困地区的新移民和新兴国家的企业？
我们如何让孩子理解工作的意义，而不至于落入社会的虚无状态？
我们谁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工业革命，直至现在。
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做事的方式、做事的人，以及工作带来的报酬。在本书中，瑞安·埃文特带来了对于当下主要经济问题的最新研究和报告：现代世界是否可以管理科技变革的方方面面，就像应对19世纪破坏社会经济格局的那次动荡一样。
作者简介
瑞安·埃文特
《经济学人》杂志的高级编辑和经济专栏作者，自2007年起开始报道全球经济。其作品经常被刊登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共和》《大西洋月刊》《卫报》等媒体上。
当数字化革命、破坏性创新席卷全球，我们生活的世界将会变成怎样？
工作：科技使得全球劳动力产生了富余，大多数工作的薪酬将无法维持我们的生活所需。经济收入将更多地转化为资本，收入分配不公平将加剧。
企业：企业将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器，其核心业务将涉及公司战略、产品设计等需要高度认知能力的工作，而标准化的工作将会被外包。
社会：技能与数字时代需求相符的工作新贵推动了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他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大量劳动者的低薪会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贫困，政府管理经济的难度也会变大。
尽管有些悲观，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极其乐观的。生产率的提升带来了人类财富的整体增加，社会和经济制度也有必要进行变革，对资本和人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这些会将经济推向更大的繁荣。
管理理论
劳动力充裕时代即将来临，历史的斗争再度重演。这是一场关乎个体的斗争：
? 我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了，怎样才能满足生活所需？
? 我该如何教育孩子追求幸福的生活？
? 我感觉城市的大门正在向我关闭，未来何去何从？
也是一场关乎社会的斗争：
? 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停滞，国家对他们有何亏欠？
? 政府应当如何向富人征税？
? 发达国家是否欢迎来自贫困地区的新移民和新兴国家的企业？
? 我们如何让孩子理解工作的意义，而不至于落入社会的虚无状态？
2014年1月，我的雇主—《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我写的关于快速自动化时代工作未来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如下：
10年前，技术经济学家认为在街道上驾驶车辆是一项只能由人力完成，无法用计算机替代的任务。现在，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可以娴熟、自由地在加州道路上奔驰。到2030年或2040年，预计出租车司机将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对于依赖本地信息和个人观点的记者来说，这无疑是个坏消息。1
没过多久，洛杉矶在凌晨时分发生轻微地震。几分钟后，网上就出现了第一篇相关报道：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消息，周一早上加州韦斯特伍德5英里之外发生4.7级地震。地震发生时间为太平洋时间6:25，震源深度为5英里。
这篇报道的特别之处不是其内容而是其作者，它是由《洛杉矶时报》一位程序员开发的新闻软件（Quakebot）撰写的。2
细看之下，这两篇报道略有不同。Quakebot的报道缺乏情感激发性，至少目前如此。而我的报道是数月调查、报告和写作的成果，首先我要花费时间塑造观点，然后寻找论据加以支持，字里行间都透露出试图吸引读者关注的努力。尽管如此，它们本质上都是有效的新闻报道，兼具知识性、语法性和信息性。作为职业，新闻记者的生命力或许会比出租车司机长久一些，但恐怕不会像纸墨作品那样能够延续数十年（乃至更久）。
数字革命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威胁并不止于自动化。截至本书写作时，美国印刷媒体的广告投入价值（按扣除通胀影响因素后计算）已跌回到1950年的水平，预计不久的未来将会跌至历史最低水平。3实话实说，将来很可能会跌至零点。
数字革命正在给发达国家的记者和其他工作者带来结构性经济变化。它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祖辈曾经拥有过的体验，例如第一次通过电线听到语音的传输，两个遥远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从几个星期缩短到几个小时，以及铁匠、农夫等传统职业被新奇的技术工作取而代之。
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深受其影响。老一辈工作者会想起以前的美好时光，那时工厂工作很不错，不但好找，而且没什么学历要求。还有那时的办公室文员，每天忙着打字和整理各种文件，也是挺好的工作。但是今日的技术变革之快，就连最年轻的工作者也会感到世界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于以往。像Uber（优步）和Airbnb（爱彼迎，一个提供全球住宿选择的网上平台）等出现还不到10年的新兴服务，正在根本性地改变行业规则和数百万人的工作岗位。像Slack（一款便于同事协助的聊天服务软件）等产品，正在转变工作场合的人际沟通方式。这些自动小程序不但能向你的联系人自动发邮件，甚至还可以帮你订餐，就像真实的工友同事一样每天和你聊天对话。
受这种变化影响最大的是四五十岁的工作者，他们一辈子从事出租车司机或行政助理工作，临近退休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工作报酬降低，甚至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了。还有那些即将进入职场的新人，他们也毫无信心，不知道所学的东西在工作中能不能用得上。
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从事的工作领域也在面临不断的冲击。数字技术的出现让很多以码字为生的人失去了工作。随后互联网的出现，让全世界的读者可以免费接触大量新闻和分析资源，使付费订阅的新闻经营模式被严重削弱，印刷媒体的广告收入被Craigslist等网上分类广告平台一抢而空。现在，Facebook和苹果等公司正在推出代理新闻综合服务，为读者提供全球新闻刊物的最佳文章汇总，此举又会让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编辑人员失业。作为新闻消费者，这个时代无疑让我感到惊喜。我可以轻松阅读到来自各个平台的关于不同主题和观点的精彩文章。但是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新闻记者，我又感到极度不安。
令人担心的问题不只是未来工作的不确定性。目前貌似拥有“铁饭碗”的人，其未来工作收入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低。在过去几十年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扣除通胀因素几乎没有实现增长，其中一些国家这种状态的延续时间甚至更长。4除此之外，与此相关的其他趋势也令人失望。与企业经营者和地产所有人相比，工作者的收入比例出现了下降。5即使在工作者这个群体之中也存在着收入不均的扩大趋势，其中高收入者的收入比例出现了极大的增长。6
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工资的增长。不过这些经济体也存在两种趋势：一是收入集中在资本所有人手中；二是收入集中在高收入工作者手中，这些不断扩大的趋势也令人担忧。
接下来是令人不安的就业数据。在美国处于就业年龄段的劳动人口中，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数正在稳步下降，过去20多年的情况尤为严重。在他们当中，加入劳动大军的比例从1990年的76%下降到了2015年的69%。7这两个比例看起来差距不大，但换算成具体人数高达900万。受此影响，很多失业者的生活都出现了问题。由于社区萎缩、毫无前景，很多人无法从生活中获得意义感和满足感。近期一项调查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一直在上升，其中主要是自杀以及酒精和毒品的滥用所造成的。我认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是经济的不稳定性。8
这种趋势不只限于美国，也不能被解释为年龄增长或退休的缘故。在欧洲，25岁以下的人口中有1/5的人处于失业状态。9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15～29岁的人口中有12%的人既不在上学也不在工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从事违法活动或是在蹲监狱，另一部分则待在家里天天打游戏。长期失业者的情况也相差无几，很多年龄较大、没有多高学历的人整日闲荡，靠酗酒烂醉度日，基本上和社会已经脱节。
对很多人来说，工作已无法成为实现物质稳定的有效和有利方式。这种情况推动了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唐纳德·特朗普和玛丽娜·勒庞的得势和一系列经济图书的热销，如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10。这部2014年出版的探讨全球分配不公的作品，一经推出便销售一空。工作不只是我们赚钱养家的手段，它也是我们寻求个人意义的方式。它不但能组织人类的生活，还可以通过帮助他人建立个人成就感。此外，工作也是维系社会和保障其顺利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过去20多年中，工作的上述作用正在被显著弱化。这种情况带来了政府服务和预算方面的压力，导致国家政策日益偏颇和有失公允。与此同时，技术进步的力量使得这一趋势变得更为明显。
劳动力充裕出现的原因
数字革命以三种方式改变着人类的工作。第一，自动化的发展。新技术取代了某些工作，如办公室文员和电焊工，未来还将取代更多的工作，如司机和法律助理。如今的机器变得越来越灵活，软件变得越来越智能，这些变化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力工作逐渐被价格低廉的自动化设备取而代之。
第二，数字革命也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如果没有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持，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在短短20年内建立起遍及全球的巨大供应链。即使没有苹果等公司遍布全球的生产设施，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也会和世界经济衔接得更紧密，只不过它们的增长会有所放缓罢了。
尽管如此，全球就业市场在过去20多年中仍提供了超过10亿个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增长出现在新兴经济体。11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工作者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作者技术熟练，他们对全球化经济的参与主要集中在中等水平的制造业或后勤部门，他们不是专业白领工作者。当然，这种需求不会持续很久。发展中国家拥有数百万计的工程师、医生、财务人员和其他专业工作者，他们和欧美国家的同行一样，可以很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第三，技术显著提高了某些专业工作者的生产率，使其以极快的速度和极高的效率提供以前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的服务。例如，技术可以帮助一小群资金管理者运作庞大的基金，可以让水平高超的教师开发可供数百万名学生反复学习的课程，从而取代成百上千的现场授课人员。新技术的应用可以让医生、护士照顾更多的患者，让律师审阅更多的法庭文件，让研究人员更快、更好地分析更多的数据，测试更多的假设条件。
上述三种趋势，即自动化、全球化和高级工作者生产率的提高，共同带来了人类的巨大财富—劳动力充裕。遗憾的是，在如何处理劳动力大量富余的问题上，全球经济表现得忧大于喜。工作，作为除家庭之外人类社会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已经无法有效发挥其各种作用，如建立个人生活秩序，分配收入，强化社会联系，保证个人成就感等。
管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困难之处
说人类劳动力过量，这种观点似乎在挑战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劳动力的管理不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认为工作者的数量极大超出社会可提供的岗位，就会落入“劳动总量固定”的谬论。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上总共就那么多工作，因此总量是固定的。受此影响，政府会修改劳动政策，降低工作者退休年龄，以便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我们真的要为机器的出现捏一把汗了。
不过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运行的方式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时常提到“萨伊法则”，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认为“供给可以自主创造需求”。12也就是说，如果老员工干得更久，他们挣的钱就更多，消费时就会创造对其他产品服务的需求，进而推动这些产品服务的岗位就业。就劳动力节约技术的进步而言，经济学家认为机器每取代一个人工岗位，便会以其他形式带来成本节约，如帮助工厂老板省钱，或者以较低产品价格让消费者受益。这种变化会让受益者把节省下来的钱花到其他地方，从而推动相关领域的人员就业。
这一神奇的再分配过程之所以会出现，应归功于灵活的价格和工资设计。正在求职的失业者就像销售产品的商人，产品卖不出去意味着价格过高，这时他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善产品质量，要么降低产品价格。
我们来看看19世纪的自营纺织工会怎么做。在大规模机器生产出现之前，一个中等技术水平的纺织工可以通过自营维持体面的生活，我们不妨假设他可以挣得3美元的周薪。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纺织厂出现了，以1.5美元的周薪大量招募无须技术的车间工人。这位纺织工努力销售了很久还是没人买他的产品，最终只好作罢。大规模生产的机织布实在太便宜了，他根本竞争不过。最后，他跑到纺织厂，希望以3美元的周薪为工厂工作。他的毛遂自荐显然让经理笑掉大牙，谁肯花3美元的周薪请人做1.5美元周薪的工作呢？被工厂拒绝之后，这位纺织工失望地回到家里，从此又多了一个技术进步的失业受害者。
这位失业受害者在家沉沦了一阵子，做些19世纪打发时间的无聊活动，暗自诅咒那家工厂会被天上掉下来的流星砸个稀巴烂。身上的钱花光之后，他又跑到其他几家工厂碰运气，希望有人愿意付3美元的周薪雇用他。作为一个失业者，他必须对找工作有强烈意愿。只要拥有强烈意愿，最终就一定能发现新的机会。在四处求职的过程中，这位纺织工发现有几家工厂在招工程师，周薪5美元，负责维护机器设备。这样一来他有两个选择，要么花时间学习相关技能，然后得到5美元周薪的新工作，要么被迫接受1.5美元周薪的车间工作，和毫无技术的操作工混迹在一起。
经济学家并不认同劳动总量固定的观点，即每个国家只有固定数量的工作岗位。不过他们的确认为，新技术取代旧岗位会给工作者造成巨大的冲击。就像这个例子中说明的一样，这位纺织工有两种选择：要么忍受低工资的生活，要么想办法学习更有价值的工作技能。
显然，这些转变是否易于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时需要做出转变的人数有多少。换句话说，对几百人再培训要比对几百万人再培训轻松得多。招聘活动需要投入时间，当一份工作的求职人数出现猛增时，雇主就有权变得挑剔。最终，企业会想办法聪明地利用数量巨大的失业劳动人口，因为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是一项宝贵的生产资源。只不过，这一过程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就这样，人类利用技术方案取代曾经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的能力开始不断增强，未来仍将继续不断增强。
如前所述，全球劳动力人口在过去20多年中增长了10亿，未来20多年将会继续增长10亿。与此同时，新技术将会实现更大程度的自动化，把工厂、仓库、商店等需要大量就业的传统工作领域的简单任务取而代之。此外，技术进步还会改变教育和医疗等行业的工作状况，用数量更少的教师或医生完成以前需要大量人手才能完成的工作。
对于这些新趋势，未来的经济和社会都将做出适应和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很多工作者的工资徘徊不前、收入不公加剧，以及工作、生活之间的界限消失。毫无疑问，工作者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博弈的双方必须要付出代价。国家和政府必须想办法创造更多工作岗位或替代选择，否则工作者将会利用政治力量加以干涉，阻止这种转型对自身造成的冲击。
繁荣带来的政治挑战
这是一个需要人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劳动力充裕现象如果确实存在，其出现无疑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如今，拼命工作以求谋生的时代已经远去，人们努力追求的是怎样减少工作时间。像利用呼叫中心解决客户问题，或者在仓库中扛大包之类的工作，如果没有技术上存在的必要必然会被社会逐步淘汰。如果有办法实现这些工作的自动化，或者通过任务共享让工作者减少繁重压抑的工作时间，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对于拥有充裕劳动力却不知如何处理的现代化国家来说，这种进步可以通过技术的丰盛来创造和实现。就像一座大型金矿或油井，强大的数字技术可为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这种财富无须每个社会成员工作即可实现。从这个角度而言，乌托邦式社会很快就会出现（近期有多本作品对此进行讨论，其中包括保罗·梅森的《后资本主义》13），唯一需要管理的是如何逐步减少人类在琐碎工作中投入的时间，以及怎样在生产技术推动实现的共同富裕社会中进行全面的收入分配。
但是这样理想的工作时代能否出现呢？几十年来，学者一直都在设想它的出现。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撰文描述人类的经济未来。14当时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严重萧条之中，他在文章《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中开篇写道：“当前，我们正深受经济悲观主义的困扰。”
在文章中，他建议读者忽略短暂的痛苦，从长远看待涉及人类福祉的经济增长和进步。经过1000多年人类生活标准难以觉察的缓慢变化，西北欧国家在陷入萧条前的两三个世纪中已经明确摆脱了传统经济时代的束缚。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出现了显著的财富增长。尽管面对萧条时代的伤痛，凯恩斯还是敏锐地觉察到潜在的技术进步遭遇了搁浅。
凯恩斯认为只要度过萧条期，世界经济就会继续增长，人类生活标准也会像以前一样继续提高。他认为快速出现的技术变革会导致一些短期不适（“临时调整阶段”），他敦促读者要学会放眼未来。他写道：
也就是说，长期来看人类将会解决这些经济问题。我预测100年后，进步国家的生活标准会是今天的4～8倍。即使根据目前的情况来判断，未来形势也很乐观。认为未来经济时代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这种看法并不是愚不可及的。15
鉴于如此巨大的进步，他认为未来时代的人们将不再担心如何满足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类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将会缩短到每周15个小时，直至完全不需要再工作。那时，人们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打发高度充裕的闲暇时光。
凯恩斯对于未来生活标准的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扣除生活成本的人均收入出现了巨大增长，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至少实现了4倍的增长。16到2030年，至少个别国家可实现8倍的增长。但是，所谓的充裕在哪里呢？人类的安逸生活，每周15个小时的工作制为何没有出现呢？
事实似乎表明，凯恩斯对于人类经济问题的描述并不准确。凯恩斯担心人类会在技术繁荣时代感到无聊烦闷，他没有考虑到国家和政府阻止其出现的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继续发展，我们清晰地发现寻找乌托邦最难的地方不在于如何生产更多产品（这个目标人类可以实现），而在于如何进行有效分配。
换句话说，我们没做到的是如何通过劳动果实的平均分配推动人类工作时间的全面缩减。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是因为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实现工作和分配之间的可持续平衡极其困难。富人和权贵阶层不愿出钱补贴穷人，穷人会感到富人提供的分配方式很不公平，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制造了难以跨越的巨大收入鸿沟。穷人不满自己在经济中无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心安理得地接受来自政府的援助。如果财富再分配处理不当，社会中聪明、有抱负的个体就会失去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导致增长停滞，没有足够的额外社会福利进行全民分享，使生活标准无法继续提高。
凯恩斯或许预见到了这个问题，他是那个时代国家政治活动的密切关注者。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各国备受经济悲观主义困扰时，欧洲已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100多年的阶级斗争。150年的工人运动和革命造成的威胁，就像幽灵一样时刻萦绕在精英统治者的心头。这场进步运动似乎站到了有利于劳动者的一边，工人一次次发挥影响并获得胜利：他们获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把公民权扩展到无产者和妇女，甚至建立了面向劳动者的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时，工人阶级在针对雇主的权利斗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此时的战后西方社会，各国也在蓬勃发展，大量经济活动得到管理，富人需缴纳很高的所得税，政府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待遇。
但是后来的政治风向很快又开始转变，技术进步和贸易逐渐掏空了劳动党派的力量。战后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中产阶级，其代表形象是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白领阶层。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7等知识分子主张建立不同的、更具市场导向性的经济。最终，随着二战后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的谢幕，以及70年代低增长、高通胀时代的到来，国际政治舞台开始风云变幻。
对于这场政治转型，一些国家的表现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全面。在欧美国家中，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富人纳税税率开始下降，政府放松管制，实施经济自由化，以劳动者为主的政治势力显著收缩。在北欧诸国，政府也在大力实施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但保留了全民福利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高税率政策。欧洲大陆各国，如法国和德国，采取的是中间道路，一方面实现经济自由化，削减国家福利；另一方面保留了英国和美国曾经赖以生存的干预机制和再分配系统。
我们这一代工作者大部分出生在这一政治变化开始之后的年代，对于工作的理解显然继承了这种长期斗争的意识。我们的工作观基本上是积极向上的，认为工作既是经济上的必需又是道德上的裨益。我们认为，投身工作可以为社会带来稳定的秩序。它让人们有事可做，让工作者感觉到有益于社会和个人家庭幸福。它对收入的分配，尽管并不能让每个人都如愿，但仍可以让大多数人接受，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此外，它还能鼓励人们寻求那些个人擅长且愿意进行技能开发的工作领域。总而言之，它能维持整个世界的良好运行。
但是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清晰地发现这段历史仍未结束，围绕经济增长的政治斗争也没有结束。在经济自由化几十年来努力塑造和发挥影响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改变了工作者的经济角色。这一时间和进程，在繁荣社会可享受的成果以及（目前状态下）可提供的成果之间拉开了显著的差距。新的政治变革正在前方时隐时现。
为劳动力充裕时代创造社会变革，这意味着历史斗争的重演。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某些观点新颖，某些观点不过是故纸堆里的老玩意。这是一场关乎每个个体的斗争：天天没事做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教育孩子追求幸福生活？怎样才能满足家庭生活的所需？此外，这也是一场关于社会的斗争：政府应当怎样向富人征税？20多年收入未曾增长的中产阶级，国家对他们有何亏欠？发达国家是否欢迎来自其他国家、希望寻找幸福生活的新移民，或者那些希望在贫困地区向富裕消费者销售产品服务的企业？（反之，贫困国家是否应被动接受孤立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向富裕国家的倒戈呢？）如果我们无法让孩子理解工作的意义和特性，怎样才能保证他们的精力会得到正常宣泄，而不是沦落到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或社会虚无状态呢？
我们已经看到不少极端民粹主义者对新移民的口诛笔伐。在法国，一向以反移民和脱欧观点自居的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参与了总统竞选。大肆宣扬民族主义的匈牙利首相维克特·奥尔班，依然备受民众欢迎。在美国，新一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也是靠反移民和反伊斯兰的煽动性演说获得了国内支持。纵观西方世界，右翼民族主义的势力正在普遍抬头。
与此同时，左翼激进分子的力量也在觉醒。只不过这些新左翼还没有像右翼激进势力那样成功问鼎总统选举活动。左翼分子杰里米·科尔宾接管工党主席职务极大地撼动了英国议会，但是他还无力和保守党争夺政府控制权。佛蒙特州社会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虽然在民主党总统提名中意外地对希拉里构成严重挑战，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还有些激进的左翼党派表现稍强，例如希腊反对紧缩政策的左翼激进联盟党在2015年年初赢得议会控制权，正试图暂缓执行欧洲债权国强加给这个国家的经济紧缩政策（这些债权国认为此举可以帮助希腊解决债务危机）。
目前来看，这些左翼和右翼组织的极端运动还算温和。欧洲右翼势力正在得寸进尺，要求保护国家主权（甚至主张脱离欧盟）和加紧对移民的控制。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全面攻击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程度，但这一天显然不会太远。另外，左翼正在鼓吹终止紧缩政策和扩大全民福利。桑德斯的竞选口号是免除大学学费，建立单一付费医保体系。左翼运动目前还没有发展到没收税款和生产设施国有化的地步。
尽管两派的极端运动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其终极目标，但这些活动势必会为全球政治运动不断推波助澜，直到各国政府有能力对数字革命带来的新问题做出有效解答。当人们变得失望，感觉被疏远时，他们便会不断要求得到更好的待遇。观点和意识的碰撞很快就会出现，导致激进分子和保守的管理者进行权力争夺，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至于结果是好是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虽然听起来十分凶险，但是好在我们都知道这些状况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工业革命对传统社会秩序的破坏方式与此非常相似，它扫荡一切传统工作，用机器取代人力，扩大收入不均，使曾经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被迫边缘化。在应对这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激进的新式社会运动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工会、旨在推动普选权、教育投入、节制和其他目标的社会进步运动，以及包括无政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内的各种激进观点。最终，这些团体或组织的社会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要国家建立新的观点，明确其在个人生活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国家责任，如义务教育、全面医保、失业和贫困补助、养老金以及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和维护，完全都是不可想象的新事物。
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世界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引发的动荡差点葬送了整个人类。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革命一直都是很多发达国家时刻面临的威胁。各国政府在试图驯服肆虐已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时，往往把安稳的国计民生一起摧毁殆尽。特别是1939年开始的那场牺牲数千万人口的意识形态之战，让很多国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更糟糕的是，这场战争带来的核武器开发甚至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由此可见，人类通往世界繁荣之路无疑是漫长而残酷的。
这条路尽管异常艰难，但它的终点是世界繁荣，至少对全球大多数人口而言的确如此。100多年前，当世界各国进入工业革命一个多世纪之后，它为人类带来的种种好处还没有惠及我的太爷爷，他依然是弗吉尼亚南部的一个贫穷铁匠。尽管那时的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扣除通胀因素，美国人均收入在20世纪初超越英国），但整个国家很多地区仍缺水缺电，很多人的收入水平和中世纪欧洲的工作者不相上下。18我不知道太爷爷是否相信，仅仅80年之后他的孙子和重孙会达到连古代国王都艳羡的生活标准：舒服地待在空调房里，坐在沙发上看彩电，储藏室里食品一应俱全，冰箱里装满各种冰冻饮料，车库里停放着两辆汽车。实际上，这些不过是20世纪末美国普通中产家庭真实的日常写照。可以说，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从未有这么多人同时变得如此富裕。
如今，另一场繁荣革命正在隆隆迫近。在我们抵达终点之前，即人类全面和平地分享数字革命带来的成果之前，各种问题仍会暴露出来。实际上，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了。
数字化经济的工作未来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很多重要的报刊和图书对此都有深入报道和描述，其中包括我供职的《经济学人》杂志。2011年，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和安德鲁·麦克菲在《与机器赛跑》19中详细描述了智能软件和机器人的进化速度，此后有关数字经济的担忧和猜测便一发不可收拾。马丁·福特2015年的作品《机器人的崛起》20对后工作时代进行了描述，称机器人和机器智能将创造出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未来世界将通过技术社会主义等形式保障社会运行。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名著《21世纪资本论》中大胆提出分配不公理论，预测未来世界的经济发展将会充满矛盾。克里斯·海耶斯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精英的没落》21中敏锐观察到精英群体和技术统治者在应对经济变革过程中的信仰丧失。
观点纷纭，对于如何看待自动化趋势，人类社会如何转型到无工作可干的未来时代，以及我们应当怎样加以应对，目前人们并没有取得多少一致意见。像风投资本家马克·安德森22等技术乐观派，讽刺悲观派是杞人忧天，以世界各地就业率上升为依据证明他们的担心纯粹多余。与此同时，很多左翼思想家依旧认为，造成发达国家工资停止增长和收入不均扩大的根源是全球化和工作者议价能力的丧失，而不是机器人的出现。一些作者，如布林约尔松和麦克菲，以及泰勒·科文在2013年的作品《平均时代的终结》23中都对美国的经济未来进行了猜测。他们认为未来将会出现广泛的增量式经济和社会变革，其中明智的政策改革（如教育改革）可以使技术诱发型衰退对劳动者的需求变得易于管理。
这种莫衷一是的局面很像是传统寓言里的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只有把大家的看法拼凑在一起才能全面地了解问题。这本书发挥的正是拼凑全局的作用。上面的分析没有明确说明快速技术变革与全球就业增长和工资降低、产量下降等问题之间的并行关系。就像后工作时代预言家福特所预测的那样，技术繁荣时代正在不远的未来等待人类，尽管此言非虚，但我坚持认为，把数字革命归结为一件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与此相反，本书认为数字革命的本质和工业革命非常相似。工业革命的经历表明，人类在广泛实现可接受的社会体系和全面享受新技术成果之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动荡。很不幸，那些在经济变革中获益最多的群体并不愿分享自己的财富。当失利的一方利用社会和政治权力为自身争取利益时，社会变革便会出现。我们现在要担心的问题不只是在技术进步的未来采用怎样的政策保障生活更美好，还有如何管理刚刚出现的剧烈社会斗争，它不但决定着各方的利益所得，还决定着以哪种机制对利益分配进行保障。
财富创造者和接受者
这场社会巨变斗争双方之间的战线已经明确。双方最关心的问题是：谁负责创造经济财富？经济财富创造出来之后谁有权从中分一杯羹？
很多高收入者，特别是在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自认为他们是社会中背负沉重税负的财富创造者。他们认为，高收入是对其努力、创新和创造就业应得的回报。2014年，乔治·布什经济顾问团前主席、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曾写道：“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其财富创造动机并不是推动大众福利的进步。尽管如此，他们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带来了这样的结果。”24让富人承担一个国家过重的税负既不明智也不公平，不明智是因为这样做会打击他们创造财富的动力，不公平是因为这样会把资源投向生产率低下的“接受者”。无论正确与否，抛出这种观点在政治上都具有很强的煽动性。2012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米特·罗姆尼因为声讨美国的“47%现象”而声名大噪。他在一次募资活动中说道：
美国有47%的选民会无条件支持现任总统，即47%的支持率。这些人依靠政府度日，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认为政府有责任照顾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享受医疗服务、食品、住房和各种福利。这些人即不承担所得税的群体，在美国这个群体占全民数量的47%。25
看到这里，你或许会明白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富人都在抱怨受到的对待不公平。19世纪的富人可以通过出租祖产或证券投资等方式赚钱，现在的富人更多是白手起家，比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更加起早贪黑地工作。他们大多数人都拼命工作培养技能，不畏风险建立职业生涯，终日辛勤为工作打拼，没有这些积淀怎么会有今天的高收入？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依靠这种高回报，至少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鼓励人们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投资。如果缺乏这种回报，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将会逐渐失去创造财富的能力。
但是，一个人付出努力能够创造财富并不等于选择少干活就会导致财富无法得到创造。比如，没有比尔·盖茨肯定不会有微软，没有他的辛勤工作和对公司的独创性付出，比尔·盖茨也不会创造出巨大财富。但这是否等于，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和微软，全球个人电脑行业就不会出现垄断性的操作系统了呢？当然不是，这个领域肯定会有其他公司和其他天才出现，同样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讲个人努力无足轻重，实际上这一点至关重要。只不过个人努力创造的财富离不开这种努力得以有效发挥的社会环境。如果比尔·盖茨在索马里出生并长大，他根本不可能成为技术型亿万富翁。假如童年时代的盖茨被带到索马里，另一个索马里孩子被带到美国，几乎可以肯定现在的盖茨比这个索马里孩子还要穷。这是因为索马里社会不存在支持高收入增长的经济环境，但美国社会拥有这种环境。
把人们简单划分为财富创造者和接受者，这种观点忽略了财富创造的社会基础。我们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财富创造者和接受者，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参与者，根据广泛的社会共识发挥作用。这种共识一旦破裂，财富必将付之东流。有鉴于此，一个国家要么在财富分配问题上和大多数成员建立共识，要么导致财富创造系统崩溃，每个人可享受的社会财富会因此而缩水。
社会财富的兴起
财富始终具有社会性。最终推动工业革命的漫长文化发展历程，从很多方面来说其实是人类学习以更好的社会组织方式培育复杂经济活动诞生的历程。发达国家的财富创造必须培育复杂的法律制度（如物产权和支持这些权利的司法机构）、经济网络（如通往科技中心和资本市场的快速便捷的通道）和文化（如对“美好生活”概念的理解、对法律的尊重以及对勤劳致富的认同）。这是一个涵盖多个方面的系统性工程，绝非某个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必须以社会协作的方式构建和维持。
数字革命主要从两个方面增强社会财富的重要性。首先，新技术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率和产出。由于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那些在经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回报将会出现增长，例如推动政府更好地保护私人产权。可支持这些制度的社会收入和那些不可支持这些制度的社会收入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1980年，美国人的富裕水平是中非共和国居民的30倍；2015年，这一差距达到了90倍26（反之，1980年美国人的富裕水平是中国居民的40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行，现在这一差距只有4倍了）。
其次，可创造新知识并将其转化成可盈利和推动社会福利活动的小规模经济业务，其本质也变得更为社会性而不是更为个体性。以前，成功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高度有形化，反映在你拥有多少建筑和机器、专利和人才上。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改变，有助于激励员工和决定企业如何应对市场变化的公司文化，已成为数字时代更为重要的企业资产。如今，超过80%的标准普尔500强企业的价值都是“暗物质”，即保障成功的无形因素。企业拥有的有形资产和现金流所占的比例还不到20%，和20世纪70年代成功企业的定义相比出现了彻底逆转。27在这些暗物质中，无形经验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包括对现代企业至关重要的公司文化、激励制度和管理知识。
《经济学人》就是这样创造财富的。我们的记者从世界各地搜集信息，通过分析整理，汇编成客户乐意付钱购买的新闻报道。苹果公司也是这样创造财富的，它的巨额财富不仅需要人才，而且需要特定的内部文化和工作流程的支持。这些文化和流程视设计为生命，对产品进行无数次改善使其日臻完美。显然，这是一种竞争对手很难模仿的文化。每一家成功的企业，无论是高盛还是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都会进化出一套有利于公司成功的信息搜集、处理和应对流程，这种流程是很难被复制的。企业文化创造的价值，和一个城市人际网络创造的价值或一个国家经济制度创造的价值一样，都是社会性而非个体性的。文化是由很多人共同拥有的一套信仰和习俗，它只有在被很多人共同拥有时才能发挥作用。某个企业老板发布的命令不叫文化，文化是指人们对日常行为方式的共同理解。
通过企业社会结构获取的收入很难归功于某一个管理者或员工，但工作者肯定是要领工资的，在成功企业中身居高位的管理者通常获得的报酬最多。要升到这样的高位并不容易，比方说成为著名出版社总编或大型银行总经理，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辛苦工作。显然，这些位置上的管理者会把为此付出的辛苦和所得的报酬联系在一起。但是，努力工作，帮助企业创造更多价值，然后获得可观的个人回报，这是一方面；努力工作，在强调企业文化制胜的公司中战胜对手，确保自己登上管理位置，这是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文化可以创造财富，文化由不同的个体角色组成。努力工作战胜他人，在价值创造型企业文化中获得职位晋升，绝不等于努力工作创造价值。作为数字时代的重要斗争之一，如何分享社会财富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随着社会财富变得日益重要，有关特定圈子的归属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财富共享等方面的斗争也在加剧。在过去20多年中，企业规模变得越来越小，大量与核心产能无关的业务都被外包出去。在近期一本探讨该问题的作品中，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家大卫·威尔举例称，几十年前像时代华纳这样的大型媒体公司会直接雇用大量员工，范围甚至延伸到有线电视安装工。现在这种情况早已改变，负责安装有线电视的都是自由工作者，从有线电视安装公司接活儿，有线电视安装公司再从时代华纳承揽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可以把一部分工作者转移到企业这个“圈子”之外，这样不但能通过外包降低经营成本，还可以有效转移风险。由于安装工必须自行承担业务风险，一旦市场需求下滑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他们而不是企业。
这种圈子成员之争，即对特定群体归属权的争夺，在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这里的高房价限制了人们的流入和对国家富产区相关资源的享用。例如，谷歌多年来一直想在加州山景城为其员工修建经济适用房，但山景城居民强烈反对，称担心这样做会使交通状况恶化和破坏野生动植物保护。听上去很有道理，实际上表示反对是因为现有居民对自身福利的关注不允许新居民的加入。2012～2014年，旧金山湾区的企业增加了近40万个工作机会，与此同时当地住房市场的库存仅仅增加了不到10万套。29不难想象，旧金山的房价为什么会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同比增长率了。30这对于本地房东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他们享受到了科技繁荣带来的部分财富成果。但是高房价为企业带来了压力，对新工作者造成了打击。企业可以考虑在其他地方经营，但这样做同样需要付出代价，因为数字时代的创新具备社会性的本质。换句话说，托皮卡的房价肯定比硅谷便宜，但它缺乏硅谷那样的环境，即可以把大学发明转化成价值亿万的科技创新企业的湾区文化。
国境线是区分贫富“圈子”的天然屏障，任何排外形式都没有它造成的结果显著。在美国，一个菲律宾裔家庭成员每年一共可挣7.5万美元，是他们在菲律宾收入的10倍以上。31尽管目前美国社会民族主义高涨，对恐怖主义袭击十分担忧，但是以富裕国家的标准衡量这里依然相对开放。2012年，美国从全球共接收了500万新移民。32移民不但能极大地推动自身收入的增长，还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为美国财富做出贡献。他们比本国人更遵纪守法，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比例都是创业者。遗憾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关闭迎接新移民的大门。面对经济下滑和社会焦虑，这些国家的人民选择限制外来者对其财富创造文化的融入。
利益圈的缩小
上述两种矛盾，即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圈子）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数字革命时代的基本压力。为全面利用承诺，各国必须更好地分享社会财富。但是，社会成员之间财富分配得越好的国家，其社会成员圈子收缩的压力就越大。
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斗争主要集中在国家责任方面。人们组织起来为实现社会新秩序而斗争，新兴的城市和工厂拔地而起，仗义执言的改革者和投机钻营的政客建立起新的制度，试图磨平工业时代锋利残忍的棱角。经过长期而时断时续的社会谈判，大部分发达国家进入社会民主模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负责提供教育、基础设施，以及老弱贫困和失业群体的医疗与社会保险计划。此外，国家还负责管理行业和设定标准，制定法律规范企业对待工作者的行为方式。
数字革命将会重启上述谈判，同时迫使人们思考未来即将出现的新问题：哪些人有权享受社会财富？各国都必须明确规定，哪些群体有权分享新技术带来的共同社会财富。它们必须做出选择，这个（可享受社会财富的）圈子的进入门槛是什么？圈内成员怎样才能争取和保留自己的地位？
由于社会再分配的本质必须改变，这使得这场斗争变得异常困难。工业革命是一场全民盛宴，即使毫无技能的工作者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比方说在城市街头清理马粪，或者在工厂做搬运工。有鉴于此，那个时代建立的社会契约强调的是保护工作者安全，确保劳动所得合理，保证工作者不受剥削，以及为年老或年幼而不能参与生产的工作者提供保障。
但数字革命时代的未来是工作的终结。这种经济的特点是智能软件和智能机器的普遍使用，以及能源的极大丰富，它们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工作将变得毫无必要。正如19世纪西方各国距离二战之后实现大规模工业繁荣还有上百年之久一样，现在的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工作的终结）的实现也有上百年之久。但是建立可最终支持大规模数字繁荣制度的战斗已经打响。建立大规模数字繁荣，关键之处不在于如何开发可确保全体工作者享受经济增长的制度，而在于如何开发可支持人类无工可做的制度，因为这是一个无须通过人类工作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制度会怎样发挥作用并保持可持续性，更难想象的是人类社会竟然会决定为四肢健全的成年人提供富裕生活保障。而提供保障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必须做些什么，而在于富裕生活是其基本权利。
对于这种全然违反常识的新观点，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毫无前车之鉴可循。家庭可以作为我们尝试理解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下面是我的个人体验。
我成长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市郊的一个舒适家庭。和美国所有郊区家庭一样，这里夏季有茂盛的青草要割，秋季有很多枯叶要耙。每到周六上午，我和三个兄弟都要帮家里整理草坪。干完这些小活儿从不会超过两个小时，要是我们把发牢骚的力气都用来干活，所需的时间还会更少。当然也不是白干，我们都能得到点儿零花钱作为回报，尽管如此，这份差事还是让人十分讨厌。我的父亲是我见过的最为勤勉的工作者，他每次看到我们抱怨或缺乏工作精神都会感到失望。他在弗吉尼亚州南部的一个农场长大，干过很多我们这一代人毫无头绪也根本无法理解的农活，如摘棉花、剪烟叶、挖花生等，只有通过这些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满足一家人的温饱。每次要我们捡橡子时，他总是对我们的抱怨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其中是大有缘故的。
父亲本可以请人打理草坪，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钱。护理草坪是他想让我们学习的人生经验：周末的时间与其都用来玩耍，不如拿来做一些规划。尽管父母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一切，但他们不想让我们感觉这些都是孩子应得的。他希望我们意识到，子女应当在享受家庭幸福时力所能及地做出自己的贡献。捡橡子这件事无关物质方面的必要性，我们很幸运儿时所做的工作都不是为了挣钱。实际上，它是一种有意的投资，可以帮助我们成年后让家庭和社会运行得更为顺利和稳健。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人生经验。
社会经济虽非家庭，但父亲每周一次的督促，让我们坚持在周末花时间清理草坪或捡橡子的活动，可以作为对比帮助我们认识全球劳动力市场近期出现的问题。经济模型固然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西雅图程序员或达卡纺织工的命运遭遇，人人都知道供求关系和劳动生产率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工作本质的变化，即人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存在的社会环境。作为孩子，工作带来的奖励和意义感与工作的环境密不可分。清理草坪这些家务活绝不只是简单的经济交易，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父母教育我们的方式、向我们传输特定价值观的方式，以及体会抚养子女感受的方式。
全球市场中劳动者完成的工作，本质上与此并无二致。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其中的原因，探寻如何在技术丰裕时代面对组织个人生活和劳动等方面的挑战。
接下来，我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首先介绍的是技术进步对社会变革的加速，以及对工业经济时代各种基本制度（如企业和全球贸易协定）的破坏；然后探讨造成劳动者充裕现象的主要影响力，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的影响力；随后阐述劳动力充裕这一现实对经济运行的令人不安的改变方式，主要从城市、金融市场和贸易模式等角度说明；最后的总结部分介绍了人类应当如何管理这种变革，以及变革可能带来哪些方面的成功和失败。
毕崇毅 译：暂无简介
赞誉
序言
第一部分 数字化革命和劳动力充裕 ∥ 1
第1章 通用意义技术 ∥ 2
革命性机器 ∥ 6
数字化时代令人失望的一面 ∥ 9
创造和破坏的矛盾 ∥ 14
第2章 管理劳动力供大于求 ∥ 16
大规模就业时代的远去 ∥ 19
教育作为相应变革的方式及其局限性 ∥ 23
劳动力充裕时代的降薪现象 ∥ 28
第3章 寻求更好的弹性 ∥ 34
蓝领机器人 ∥ 35
成本病，以及就业创造的不利影响 ∥ 38
新经济、低工资的基础 ∥ 43
第二部分 数字经济的活力 ∥ 49
第4章 稀缺的重要性 ∥ 50
经济史和思想史中的稀缺性 ∥ 53
导致劳动力出现稀缺的影响力 ∥ 57
稀缺性的政治影响 ∥ 63
第5章 以信息处理系统为特征的企业 ∥ 66
企业的本质 ∥ 69
企业及其文化 ∥ 72
暗物质和破坏性创新 ∥ 75
社会型企业 ∥ 82
第6章 21世纪的社会资本 ∥ 86
资本和社会资本 ∥ 88
资本的崛起及其驯化 ∥ 91
社会资本的崛起 ∥ 94
企业之外的社会资本 ∥ 105
社会资本的驯化 ∥ 109
第三部分 数字经济的错误方向 ∥ 111
第7章 1%的乐园 ∥ 112
距离的产生和消失 ∥ 114
封闭的城市 ∥ 120
城市区划带来的阶级斗争 ∥ 123
第8章 过度全球化和永不发展世界 ∥ 127
迎头赶上 ∥ 129
关键问题 ∥ 130
过度全球化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井喷 ∥ 132
数字化分歧 ∥ 135
再次反思 ∥ 139
第9章 长期滞胀的痛苦 ∥ 142
收入与支出 ∥ 144
债务问题 ∥ 147
未来的危机 ∥ 149
越来越大的旋涡 ∥ 153
正统的终结 ∥ 155
第四部分 从充裕走向繁荣 ∥ 157
第10章 为什么高工资从经济角度难以理解 ∥ 158
增加收入的困难之处 ∥ 160
提高教育水平 ∥ 164
资本收益 ∥ 167
移民的巨大潜力 ∥ 168
吸引还是排斥 ∥ 169
第11章 劳动力充裕时代的政治 ∥ 174
收入分配问题 ∥ 175
未来竞争 ∥ 179
老龄化问题 ∥ 183
分享型经济 ∥ 184
影子制度 ∥ 186
第12章 人类的财富 ∥ 189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 192
人类的财富 ∥ 194
结语 ∥ 199
致谢 ∥ 201
注释 ∥ 203
延伸阅读 ∥ 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