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革命的大致含义就是自1950年代以来，各种养老基金（如企业、政府雇员养老金，行业养老金）通过投资于美国上市企业的股票，并经过1/4世纪的积累，已经成为了上述企业的具有支配的所有者。工人阶级（养老基金的最终受益者）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是所谓“养老金的社会化”。但养老金革命后带来的问题不少。一是生产要素短缺。社会老龄化之后，劳动力的短缺自不待言，同时资本也会出现短缺，因为养老金其实是一种“伪储蓄”或“转移支付”，是用于老年人的消费，故而资本形成率降低，无法给经济发展提供较多的投资。二是养老金会受到政府部门的觊觎。作者期待养老基金能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在政治活动中发出声音。三是通货膨胀对养老基金的侵蚀。作者力主保持币值的稳定，即便出现较高的失业率也在所不惜。四是养老基金作为所有者应加强对所投资企业的管理。这里的一个难处是，养老基金不可能大幅套现所投资的股票而不引起股价的大幅下跌，既然无法有效退出，那么养老金则应该行使作为所有者的管理职能，使企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

养老金如何影响公司治理和
经济结构的经典著述
在我已出的书中，从来没有一本书能像《养老金革命》这样目标明确，也没有一本书像它那样完全被忽略。《养老金革命》只是讲述了一些既成事实，但根本就不被当时的美国社会所接受。本书的第二大主题——美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甚至更难以让人接受。到了1976年，美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也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
—— 彼得·德鲁克

彼得·德鲁克是美国社会首屈一指的思想家。
——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经典经得起时间考验，值得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历史渊源。
—— 邵明路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

一本优秀的著作就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可以陪伴人的终生。这样的著作一旦诞生，就已经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属于每个读者自己。这样的书是永恒的、跨越时空的。
—— 赵曙明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6年，《养老金革命》以《看不见的革命》为书名初次出版。彼得·德鲁克在书中讲述了“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金已经成为美国大公司的控股股东、美国真正的资本家”的故事。他坚持认为，这一变化始于1952年。那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设立了第一个现代养老基金。到了1960年，养老金在美国已经格外引人注目，以至于有一群年轻人决定成立一家股票交易公司专门为这些新的投资者服务。10年后这家公司，即帝杰证券公司（Donaldson, Lufkin & Jenrette）成了华尔街最成功的证券公司，并且也是最大的证券公司之一。
德鲁克认为，通过养老金，生产资料所有权在没有实行国有化的情况下实现了社会化。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可是一种与当时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观点。德鲁克在《养老金革命》中进行了种种大胆的预测，并且预言：
美国人寿命的延长将提出一个重要的医疗保健问题；
养老金和社会保险将成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核心问题；
美国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必然会推迟；
总的来看，中产阶级问题和老年人的价值观将日益主导美国社会的政治生活。
虽然本书初版的读者觉得德鲁克的这些结论难以接受，但是，德鲁克的著述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在本书后补的后记中，德鲁克讨论了养老金不断增强的优势代表着一种经济史上最令人吃惊的力量这个问题，并且考察了养老金已经产生的影响。现如今，《养老金革命》已经被认为是一本论述养老金所有权如何影响美国公司治理和经济结构的经典著作，它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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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如何影响公司治理和经济结构的经典著述
在我已出的书中，从来没有一本书能像《养老金革命》这样目标明确，也没有一本书像它那样完全被忽略。《养老金革命》只是讲述了一些既成事实，但根本就不被当时的美国社会所接受。本书的第二大主题——美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甚至更难以让人接受。到了1976年，美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也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
——彼得?德鲁克

彼得?德鲁克是美国社会首屈一指的思想家。
——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经典经得起时间考验，值得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历史渊源。
　　　　　　　　　　　　　　　　　　　　　　　　　　　　　　　　——邵明路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

一本优秀的著作就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可以陪伴人的终生。这样的著作一旦诞生，就已经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属于每个读者自己。这样的书是永恒的、跨越时空的。

　　　　　　　　　　　　　　 ——赵曙明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养老金革命》（The Pension Fund Revolution）于1976年初版，当时取名
《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在笔者已出版的书中，还没有一本书像《养老金革命》这样目标明确，也没有一本书像它那样完全被人忽略。本书只是讲述了一些既成事实，但根本就不被当时的美国社会所接受。书中指出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金）已经成为美国许多大公司的控股股东，甚至是美国唯一的“资本家”。这一变化始于25年前，也就是说，它是在通用汽车公司于1952年设立第一个现代养老金时发生的。到了1960年已经广为人知，当时，笔者在纽约大学研究生院任教，一群参加由笔者主持的研究生创新和创业研讨班的青年学生，在研讨班讨论主题的影响下创立了一家专门为这些新投资者服务的证券交易公司。10年以后（即1970年），这家公司—帝杰证券公司（Donaldson, Lufkin & Jenrette），已经成了最成功的公司，也是华尔街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尽管如此，传统的观念坚持认为，美国已经成为并且可能仍将是一个说不清有几百万个人股东拥有美国“生产资料”的“平民资本主义”（people抯 capitalism）国家。虽然所有相关证据都证明，所有权已经高度集中在大机构手里，并且通过养老金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没有实行“国有化”的前提下实现了“社会化”，但是，这些事实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接受。事实上，就连那些越来越注重与养老金投资者打交道的华尔街金融从业人员都在发声讽刺笔者的这本书。
对于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即美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能够接受的人甚至更少。到了1976年，美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也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当然，“婴儿潮”始于1961年，要比人口老龄化问题早整整15年。甚至在比“婴儿潮”出现年份更早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退休年龄。但是，在1976年的时候，每个人仍然信奉“青年文化”，并且认为“30岁以上的人不可信任”，美国社会还将长期（甚至是永远）由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以及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真诚”来主导。因此， 本书的结论—老年人赡养问题将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长寿将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医疗保健问题；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将成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核心问题；退休年龄还将推迟。总之，美国的政策将可能日益由中产阶级问题和老年人的价值观来主导—在那个时候当然是不可能有人听信的。
因此，本书初版时只有一个人对它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他就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他在《美国银行家》杂志上撰文把笔者说成“美国社会一流的思想家”。所有其他有关《养老金革命》的评论（而且为数也不多）则把它说的一无是处。
在初版15年以后，由于一本教科书中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范式转换”案例的出现，《养老金革命》被“重新发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本书突然火了起来，评论文章（尤其是法律评论方面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所涉及的问题最先都是由本书提出的，现在把它奉为“经典”。因此，这次Transaction Publishers公司再版拙作，可以说是恰逢其时，笔者要在这里感谢他们。
《养老金革命》仅仅是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连对于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养老金所有权对美国公司治理和美国经济总体结构的影响，也没有给出最起码的解决方案。直到15年以后，我们才开始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之前，我们经历了两个年代的金融和经济动荡、恶意接管和杠杆收购以及（15年前家家都被认为像金字塔那样坚不可摧的）企业的重组，其中的大部分接管、收购和重组都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向养老金的转移引发的。笔者在Transaction再版的所有书籍，除了增加一个新的再版说明外，书中的内容都没有做任何改动。本书的再版同样对原书的内容没做任何改动，只是在书后加了一篇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公司治理”作为后记。因为，这篇文章试图探讨我们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或者确切地说试图探讨我们已经正在朝着哪个方向迈进的问题。随着管理、权力和控制结构的巨大改变，美国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沈国华 译：暂无简介

我总是感觉自己没有资格为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写序，但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邀稿盛情难却，此外，作为德鲁克先生生前少数耳提面命过的中国人之一，我也有责任和大家分享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启迪。
改革开放初期，德鲁克夫妇来过中国。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从战争创伤的心理阴影中复原的艰难过程，他遇到的中国人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这一点令他惊讶不已。10多年前我刚认识德鲁克先生时，他告诉我，世界在苏联解体后，只有美国一国独强的局面是不健康的，应该至少还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国互相制约，在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这几个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只有中国有这种可能。他还说，中国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迅速培养大批有道德和高效的管理者至关重要。这也是他后来全力支持我创办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原因。
德鲁克管理学院开办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学院的教授建议我们走精英教育的路线，收取昂贵的学费，德鲁克先生反对这么做。他对我说：“中国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领导它们的精英人才，但中国像任何国家一样，90%的组织将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们必须发挥作用。单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国最大的弱点是作为一个大国，没有足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你们有一大批能干的人，这些人在实际磨炼中学会了怎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并取得成效。他们可能只受过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别聪明和优秀，却知道如何精巧地处理事情。这样的人可能有几百万，他们可以领导那些中型、小型和地方性的组织，他们将建设一个发达的中国。”
这段话透露出德鲁克先生对肩负中国未来的管理者，特别是中小型和地方性组织普通管理者的殷切期望。身为其中的一员，每当我回忆起这段话都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时代，而且这些变化影响所及，已经没有国家、种族、文化和行业的界限。这时德鲁克学说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尤其显得重要。德鲁克先生主张以创新这类演进的方式解决发展问题（剧变时期能提供更多的创新机会），他力图避免战争、革命和“运动”及其背后的强权与暴力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他一生致力于在延续和变革之间寻求平衡，创新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变革手段，而延续的基础则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那些普世价值观，包括同情与包容、诚实与正直以及让个人享有自由与尊严的同时承担起责任。这些普世价值观并不是他的发明，它们深深地根植于每一种代表人类文明的信仰和文化中。德鲁克先生还通过自己的著述和咨询工作，示范一种他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观察与思考方式，这就是从理解全局或整体出发，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达到把握和解决个别问题的目的。他的著作里没有令我们这些普通人望而却步的理论说教，而是把这些“大道理”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演绎，朴实无华地表达出来。
我想上述贯穿在德鲁克学说中的精髓，可能正是人们称其著作为“经典”的原因。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值得人们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不会代替你做出决策，制定方案，但是它会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它们的历史渊源。
迄今为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可能是在国内翻译出版德鲁克著作最多，也是最认真的一家出版社。我不知道这给它带来的经济收入如何，但是我知道这给成千上万渴望学习和成长的管理者以及知识工作者所带来的方便和欣喜，也可以猜想到华章的工作人员由此所获得的成就感。让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并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邵明路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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