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德鲁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工业社会进行分析和评判的系列专著中的第三部，初版自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是一部预言式的作品，书中揭示的很多重要趋势和思想都在短短的10几年中变成了现实。 这是一部复杂的作品，它融会了德鲁克在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高度智慧。这是一部现实的作品，它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业社会的一个全面、独特、深刻的剖析，最为重要的是，它不仅给出问题，还给出答案的关键要点。这是一部预言式的作品，正如作画者在序和后记中提到的那样，本书中揭示的很多重要趋势和思想都在短短和十几年中变成了现实。这是一部影响重大的作品，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在日本曾经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这是一部还需要继续挖掘的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毕竟，它融入了德鲁克多层面的智慧，也许，它思想的一鳞半爪，对我们来说却可能是开启一个新的想法的金钥匙。

一本优秀的著作就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可以陪伴人的终生。这样的著作一旦诞生，就已经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属于每个读者自己。这样的书是永恒的、跨越时空的。
—— 赵曙明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对新社会“预测”成真的速度
远远超出批评者的想象
本书的根本目的不是描述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寻求一个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
本书的基本方法、基本分析及基本概念框架在今天仍然适用。尤其是它关于基本的组织、管理的职能及限制、个人独立性需求及发达社会中主要机构的社区、将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的讨论及本书中首次提出的其他基本观点，在今天的情况下，仍然是适用的。顺便提及的是，本书是本人的著作中对日本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一本书。
—— 彼得·德鲁克
经典经得起时间考验，值得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历史渊源。
德鲁克先生对于管理领域的贡献并不需要我们去做注释，但是对于中国的管理者来说，他的价值却难以估量。因为德鲁克先生，管理可以变得卓有成效；因为德鲁克先生，管理者释放了自己的价值。
—— 邵明路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
—— 陈春花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93年版序
The New Society

本书第1版于1950年由Harper & Brothers出版，于1993年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译者注本书是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工业化社会进行分析与诊断的三本系列中最后一本。前面两本是《工业人的未来》(1942)和《公司的概念》(1946)。这两本书也都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了。第一本书试图发展出一个一般性的、尤其适用于工业社会的理论。第二本书则是对一家重要的工业企业，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成功的制造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分析。它的分析是从通用汽车的内部展开的，这是我对通用汽车18个月近距离考察的结果，在这18个月内，通用汽车对我的考察完全开放。而本书，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三本书，则是对前两本书精华的提炼，并将它们凝练成工业社会系统的、有组织的理论与实际分析，它涉及工业社会的关键构成要素、主要机构、社会特性、问题与未来。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类似的作品。事实上，以前一直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这是因为，本书不仅对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包括大型企业、政府、工会进行了分析，它还将个人置于这种社会环境下进行了分析。不仅如此，它还试图将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原理和自由社会的政治学原理联系起来。
最能令今天的读者吃惊的，也许是本书的洞识之一，即“工会组织能否长久存在”这一章所讲的内容。对40年前的许多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当时许多评论者也是这么说的。因为那时候，工会是渗透到工业社会各个角落的“统治者”，是真正的赢家、真正的权力机构。但是，我在那时对此却表示怀疑。在那时，我曾和几个主要的工会一起工作过好几年，我的经验告诉我，工会的权力基础极为狭窄，而且它们在工业社会中的真正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回答清楚。当然，我至今仍认为，掌有权力的管理层需要一个制衡的权力集团，这个观点在本书中表达得十分清楚，而且我本人至今仍对此深信不疑，一如40年前一样。但是，工会，作为我们从19世纪继承而来的事物，是否能成为这样的权力制衡者，我在本书中深表怀疑。之后发生的事情极大地支持了本书关于工会组织的结论，尽管那是1949年的工会组织，事实上它仍是美国至今知道的唯一的一种工会组织。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本书给工会太多的篇幅，把这个问题看得过重了。但是，这里仍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以雇员为主的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回答。
ⅩⅩⅣ相对于现在的类似书籍而言，工会在本书中占的篇幅可能过大了，与此同时，本书明显地忽视了现代社会中的另外一个重要要素。但是在1949年，没有一个人(我确实是说那时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知识工作者”。我是第一个认识到知识型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事实上，是我发明了这个词，但那是8年以后的事了，它出现在我关于社会及社会性分析的著作中，即1957年的《明日地标》（Landmarks of Tomorrow）。这本书现在也正在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现在回忆起来，真的觉得很奇怪，那时候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没看到受过教育的雇员中层阶级，也就是知识型工作者的形成，而他们在之后的10年、15年就成为社会的核心阶层。其实，在那个时候，促成这种巨大转变的重大事件早已发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退伍军人法案》（GIBill）。根据这一法案，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之门”向数以百万计的退伍老兵敞开了。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在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件极具革新意义的事件。我记得我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这样的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不可想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绝不会想象他们能得到这样的一种“奖励”或“好处”，他们怎么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这个政策明显地标志着社会价值，甚至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但是，当时的观察家，包括本人在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
本书描述的工业社会是它处于鼎盛时期的状态，而与今天的工业社会是有区别的。首先，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现在的经济中心都已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而在每个行业内部，经济中心也已从大企业转到中型企业，大型企业的成功故事是属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及50年代的事。其次，社会的中心不再只是企业，非营利的“第三部门”在每个发达国家(唯一的例外是日本)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另外，即如我们已提到的，发达国家的基本社会问题不再是产业工人了，他们的问题已经退居其次。我们关注的中心逐渐集中到知识型工作的生产率及服务业工作的尊严等问题上，这是本书没有涉及的，也是写作本书那个时代没有出现的问题。
尽管有这些可修正之处，本书的基本方法、基本分析及基本概念框架在今天仍然适用。尤其是它关于基本的组织、管理的职能及限制、个人独立性需求及发达社会中主要机构的社区、将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的讨论及本书中首次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在今天的情况下，仍是适用的。顺便提及的是，本书是本人的著作中对日本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一本书，尤其是其中关于利润的职能与功能，管理的职能与功能，特别是将劳动力视为一种资源的观点，及创建工厂社区的必要性等，对日本的企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日本，人们至今仍认为本书在日本工业重组、日本现代管理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雇员与劳动政策与实践的重大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彼得·德鲁克
于加州克莱蒙特ⅩⅩⅤⅩⅩⅢ1962年版序
The New Society
本书有两个主题。第一，20世纪的工业社会是一个新的、特殊的社会，它是全球性的，而不是“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现在，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第二，这个新社会有它自己特殊的社会性组织，即工业企业。工业企业里有它的管理层、工厂社区及其连体孪生兄弟，工会。
当本书首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这些结论对许多读者来说也许是令人震惊的、新奇的。而在今天，也就是短短的几年之后，它们就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了。当然，即使在今天，在苏联过于直白地表述这些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但自斯大林去世后，关于管理层的组织与功能问题，是苏联国内争论最多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这种争论与我们这个“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关于管理层的争论极为相似。这些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我们遇到的大型企业的管理高层的相关问题及解决方法，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换言之，从制度上说，我们所讨论的新社会，在任何地方都有着同样的形态和同样的结构特点，区别主要是政治的、价值观的，而不是制度（尽管这些区别的确很大）。类似的佐证是，解决组织的无人情味的逻辑与个人的理想、动机之间的矛盾，一直是苏联的小说家与剧作家钟爱的主题之一。
在美国，我们现在能听到“组织人”的说法，也就是将工业的社区的特征赋予员工。而在10年前，对美国社会及企业的主要批评，特别是自由党的批评，主要说它太“个人主义化了”。
我重读本书之后，倒觉得它更加适用于20世纪60年代。在本书里没有现成的问题解决答案。它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人们理解工业社会。相对于10年或12年前，本书显然对今天的读者更有吸引力。在那时，一个大的解决方案包治一切问题的想法很盛行。我们曾经有过的痛苦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承诺能包治所有问题的简单“药方”，事实上并不能解决社会、家庭和个人的所有问题，即如我们宣布“罪恶的朗姆酒”是非法的一样，这个简单的措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即使是这样，人们仍希望有一个更大的、更耀眼的、有着更大的经济影响力的包治百病的万灵丹出现，这种心理促使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接受了“禁酒令”，而这种心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十分盛行，只是“标签”不一样了。现在的“标签”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企业”；“劳工运动”与“全球政府”。甚至一些有识之士还相信，依靠新的“绝对武器”，即原子弹，至少能维持世界和平，甚至是世界的民主与繁荣。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也就是本书首次出版后的数月)之所以对美国民众来说是如此令人震惊的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打破了人们的这种幻想及其他类似的幻想。从这里开始，人们开始从迷信中觉醒，从对过去大的、简单的、包治一切的解决方案的迷信中觉醒。
ⅩⅩⅦ今天，我们要努力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府，对于我们面临的所有现实问题，都不要只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而这一代人正将步入政府及政治组织的领导岗位，正将成为科学、技术、文化与商业界的领导者。我们应认识到我们需要面对许多现实的问题，我们需要切切实实地做许多看似琐碎的事。这里有风险、困难和妥协。这里既有问题，也有机会。我们(这里的“我们”至少包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发达国家)正变得也许与我们的父辈以及更久远的父辈完全不同。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天然地倾向于复杂化，甚至是“幼稚的”复杂化(例如“现代文学评论”中的一些例子，及现在流行的个性心理学中过于细致、过于复杂的方法)，一如我们的先辈天然地倾向于简单化，甚至是“幼稚的”简单化一样。这两种倾向，其危险程度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至少现在可以直面这样的现实：这个世界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有些事情不是只靠良好意愿就能解决的。而这正是本书的核心假设，这个假设明显地是非“乌托邦”的、反“乌托邦”的。
这次再版，不太可能带来第1版那样的冲击效应。但是正是因为它不再是“冲击性”的，它对新读者来说可能会具有更大的意义。而这次再版正是针对这些新读者的。它也许会让他们觉得：“我不敢说我同意还是不同意，但是至少我懂它在说什么。”这正是本人所希望的。

彼得·德鲁克

（美）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著 石晓军，覃筱，等译：彼得·德鲁克1909生于维也纳，1937年移居美国，终生以教书、著书、咨询为业，是当代国际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家，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

译者序
The New Society
新社会·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
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思想才能够称得上伟大的思想，也只有伟大的思想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光芒。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来读德鲁克的这本书，仍能感受到大师的思想锋芒穿透岁月，照亮人的心智。即使在今天，本书仍然有着它的“新”意，常读常新，犹如老树新花，越发的绚丽。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本书仍然有它的当代性、启发性和现实性。
这是一部复杂的作品，它融会了德鲁克在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高度智慧。这是一部现实的作品，它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业社会的一个全面、独特、深刻的剖析，最为重要的是，它不仅给出问题，还给出答案的关键要点。这是一部预言式的作品，正如作者在序和后记中提到的那样，本书中揭示的很多重要趋势和思想都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变成了现实。这是一部影响重大的作品，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在日本曾经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这是一部还需要继续挖掘的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毕竟，它融入了德鲁克多层面的智慧，也许，他思想的一鳞半爪，对我们来说却可能是开启一个新的想法的金钥匙。当然，本书也是有缺憾的，正如作者在序和后记中指出的那样，“然而，这些都不是真正重要的、已发生的事件。真正重要的事件是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已经完全看到但是没有深入思考、已经完全认识到但是没有深入理解的变化，这一点适用于所有试图进行分析和预测的作者。”德鲁克尤其多次提到没有对“知识工作者”进行分析是本书的一大缺憾。但是，我们对待大师的作品，不能以一个全能全知的圣人来苛求，最重要的是，如何从大师的作品中汲取养分，服务于现实，服务于中国。
我们首先要认识本书书名的深刻用意。在我看来，“新社会”与书中另外的一个词“free enterprise society”(本书将它直译为自由企业社会)是基本同义的。这也许就是德鲁克在本书中试图追寻的答案。“这本著作的根本目的不是描述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寻求一个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德鲁克的用意在于，他认为本书中提出的工业社会中遇到的普遍问题，不会因为你是什么主义的社会而不同，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还是当时的苏联、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我国，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定下论断，市场主要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一语定乾坤，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式确立。
在我看来，指导我国今后十几年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思想有两个，一是构建和谐社会，二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当然，这两者都统一在“科学发展观”之下。我以为，前者主要解决的是“公平”问题，而后者主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本书中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对于我们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ⅩⅩⅩⅧ就业问题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遇到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本书中关于工人的就业与收入保障计划的论述对于我国解决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首先，德鲁克指出，失业问题最严重的后果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和心理性的。这就启示我们在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时，不仅要注意解决其经济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要在社会性层面和心理性层面建立起良好的机制，能够使他们摆脱失业恐惧。其次，德鲁克指出，真正能够解决就业与收入保障问题的是微观的经济主体——企业，而不是国家。企业可以通过收入的平稳化、专项基金的建立等方法，来保证员工有一个较长远的就业与收入预期。这就提示我们，中国的大企业应做出表率，切实地提出一些能够增加社会就业与收入保障预期的计划与方案。当然，中国的就业问题有其特殊性，第一是我国的人口基数大；第二，我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国民教育的力度，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力度，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大幅度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才能够形成必要的“人力资本”，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新增毕业生的就业压力；第三，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结构化的失业问题也十分严重；第四，我们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因企业经营不善而被迫失业的问题也比较突出。面对如此复杂的就业问题，自然不是凭一本50多年前的书能够全部解决的，这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另外，本书关于管理层、工会、工厂社区三者关系的很多精彩论述，也是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有启发意义的。本书中有大量的关于工会的论述，尽管本书所谈到的工会不太适用于我国的情形，但我们可以将它看成是组织中一个利益团体，这样，平衡管理层、工会、工厂社区三者关系的论述，实际上就成为平衡三个利益团体之间关系的论述，这自然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ⅩⅨⅩⅩⅠ胡锦涛同志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中明确指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表明，企业将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成为成果应用的主体，关键在于投资者和管理者。德鲁克在本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思想是“管理者应该是企业的主人(governor)”，他应该拥有相应的社会权力、权威和责任。这一思想是深邃的，不太容易理解，要把它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但我相信，它至少能提供一种思考的切入点。此外，本书提到的管理职能三重性，管理者为什么不能履行职责等，对分析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问题都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本书提出的，法定的所有权并不能解决问题，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等观点，对改善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更是有很大的帮助。
著名诗人、学者、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曾有一段关于翻译的精彩妙语，他是这样说的：“一本好书，等于让原作者的神灵附体，原作者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的喜怒哀乐。替古人担忧，总胜过替自己担忧吧。译一本杰作等于分享一个博大的生命，翻译也可以说是神游杰作之间而传其胜。神游固然可以忘忧，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尽传其胜，更是一大欣悦了。”翻译本书的经验，犹如穿越崇山峻岭，跨越汪洋大海，仿佛神游之感觉。然而，德鲁克是博大精深的，尽传其胜自不敢夸言，我只是尽我所能地把这本书翻译好，不足之处自是难免。
最后，特别感谢覃筱博士的出色工作，特别感谢张振霞女士为翻译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其他参与本书翻译、校对、录入工作的还有我的学生：李孟娜、朱芳菲、王豪、孙天雷、喻珊、王海峰、宋晓蓉、黄文昊、仇维佳、吴议晰、赵山河、杜沐、周蓉蓉、王文竞、王国成、肖远文、吴桃、石昭前、沈良凤。在此一并感谢。当然，文责由本人负责。

ⅩⅩⅡ石晓军
于北航·放晴斋

推荐序一
The New Society
我总是感觉自己没有资格为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写序，但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邀稿盛情难却，此外，作为德鲁克先生生前少数耳提面命过的中国人之一，我也有责任和大家分享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启迪。
改革开放初期，德鲁克夫妇来过中国。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从战争创伤的心理阴影中复原的艰难过程，他遇到的中国人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这一点令他惊讶不已。十年前我刚认识德鲁克先生时，他告诉我，世界在苏联解体后，只有美国一国独强的局面是不健康的，应该至少还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国互相制约，在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这几个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只有中国有这种可能。他还说，中国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迅速培养大批有道德和有效的管理者至关重要。这也是他后来全力支持我创办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原因。
德鲁克管理学院开办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学院的教授建议我们走精英教育的路线，收昂贵的学费，德鲁克先生反对这么做。他对我说：“中国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领导它们的精英人才，但中国像任何国家一样，90%的组织将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们必须发挥作用，单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国最大的弱点是作为一个大国，没有足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你们有一大批能干的人，这些人在实际磨练中学会了怎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并取得了成效。他们可能只受过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别聪明和优秀，但却知道如何精巧地处理事情。这样的人可能有几百万，他们可以领导那些中型、小型和地方性的组织，他们将建设一个发达的中国。”
这段话透露出德鲁克先生对肩负中国未来的管理者，特别是对中小型和地方性组织的普通管理者的殷切期望。身为其中的一员，每当我回忆起来都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时代，而且这些变化影响所及，已经没有国家、种族、文化和行业的界限。这时德鲁克学说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尤其显得重要。德鲁克先生主张以创新这类演进的方式解决发展问题（剧变时期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机会），他力图避免战争、革命和“运动”及其背后的强权与暴力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他一生致力于在延续和变革之间寻求平衡，创新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变革手段，而延续的基础则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那些普世价值观，包括同情与包容、诚实与正直，以及让个人享有自由与尊严并同时承担起责任。这些普世价值观并不是他的发明，它们深深地根植于每一种代表人类文明的信仰和文化中。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著述和咨询工作，示范一种他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观察与思考方式，这就是从理解全局或整体出发，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达到把握和解决个别问题的目的。他的著作里没有令我们这些普通人望而却步的理论说教，而是把这些“大道理”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演绎，朴实无华地表达出来。
我想上述贯穿在德鲁克学说中的精髓所在，可能正是人们总是称他的著作为“经典”的原因。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值得人们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不会代替你做出决策，制订方案，但是它会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它们的历史渊源。
迄今为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可能是在国内翻译出版德鲁克著作最多，也是最认真的一家出版社。我不知道这给它们带来的经济收入如何，但是我知道这给成千上万渴望学习和成长的管理者以及知识工作者所带来的方便和欣喜，也可以猜想到由此华章的工作人员所获得的成就感。让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并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邵明路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推荐序二
The New Society
我对彼得·德鲁克的理解
伟大人物似乎都是一个使命在身的人。德鲁克毕生的使命，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新社会，是要帮助世人去理解如何组织一个工业社会。德鲁克是幸运的，他的思想最终为世人所接受，使人们理解了工业社会的本质，理解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以及理解了工业社会的基本单元即企业及其管理全貌。德鲁克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社会学家，一个现代组织理论的奠基者，最后还是管理学的一代宗师。
我们称德鲁克为大师，并不表明德鲁克的思想源于某种莫名的启示。他的思想以及庞大的思维规模，源于独特的思维结构，很可能受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这只是猜测，德鲁克本人没有提及过。德鲁克分析“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思维框架、概念体系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与这两位思想伟人极为相似。韦伯曾经说过，现代西方学者以及他们所体会到的精神世界，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与思维结构相对应的是价值立场。德鲁克早年深受詹姆斯的心理学影响，使他的基本价值立场倾向于保守或中庸，自称是“自由保守派”；对待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既不悲观又不激进，主张有限理性，强调人的尊严；强调在社会成员共识的基础上形成公正，以此为基础来推动社会进步。德鲁克与历史上的伟人一样，终其一生所建立起来的思想成就，是可以“还原”的，可以还原到他的基本价值立场上。德鲁克庞大的思想和等身的著作，有着内在的统一性，统一于他的基本价值立场，统一于对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主张。
德鲁克自称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能非常准确地解析和叙述一个复杂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他的著作很直白，少有歧义，不必揣摩，也没有必要用心去悟；与巴纳德，乃至西蒙深邃而周延的“现代组织和管理”理论不同，这也许是德鲁克难以融入学术界或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德鲁克的思想是由普通人的经验和良知支撑着的，加上他“人本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也许是他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德鲁克在其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共写了29本书，大约发行了600万册。
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管理要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性的世界；管理要应对的是一个“社会群体心理”的组织过程。管理面对的不是物理世界，管理要应对的不是技术经济的组织过程。他始终不认为管理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充其量只是临床应用医学；管理强调的是有效性，需要实践的检验，而不是自我检验。企业是很实际的，关心“结果”胜于“理论”，在乎“实效”胜于“真理”。企业的成就或经济成果，是靠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干出来的。德鲁克把自己的第一本管理著作，取名为《管理的实践》，而不是“管理学原理”，这让很多人至今感到莫名其妙，尤其是让那些崇尚“从客观事物中发现绝对理性法则”的西方人备感困惑。
尽管德鲁克具有驾驭思想和文字的天赋，可他并不擅长也不打算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把概念、原理和方法结构化，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在他看来只要思想和观念合乎社会的需要，合乎人们的基本道德准则和直觉即可。而且他不喜欢咬文嚼字，四平八稳，做秀才文章；他追求思想上的完整性，讲究表达上的准确性，这导致他的作品思维跨度大，叙述上的附加成分多。解读德鲁克的著作，必须学学他把握问题的方式，即弄清楚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弄清楚德鲁克在说一件什么事情。否则，我们很难跟上他的思想主线，容易迷失在他那随心所欲的语言丛林之中。
德鲁克强调实践，始终把各个学科当做一种专业知识的来源，或当做多角度思考问题的工具，为自己“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服务。他习惯于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借用他的概念就是“使现实变得具有未来意义”。加上他涉猎广泛，尤其擅长从实践中提炼概念，终其一生不断强化自己的思维规模，不断演绎发展自己的思想体系，可谓与时俱进。要想领略彼得·德鲁克的精神力量，必须从他的思想源头开始，从他早期的4本著作开始，即《经济人的终结》（1939年）、《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公司的概念》（1946年）和《新社会》（1950年）。否则，难以把握他不断涌动的思想潮流，就像我们难以把握韦伯活的思想灵魂一样，只能窥其片断，不能与之神游。
《经济人的终结》是德鲁克移居美国大约两年之后写成的，那年他30岁。该书第一次展现了德鲁克的精神力量，即站在思想伟人的肩上，站在“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两者统一的高度，从普遍联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演变的内在动因，进而综合应用各类知识于现实，形成自己的概念和见解。尽管《经济人的终结》中形成的思想还很年轻，然而却有着毋庸置疑的洞察力，宣告着“经济人时代”的结束，认为人类将面临着时代的转变，令人震惊。而且，事实证明德鲁克是正确的。
按照德鲁克书中的观点，在重商主义原则上建立的“经济人社会”，企图通过“经济自由”带来“社会公平”，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相反，随着大工业的出现，经济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使社会大众对市场机制，以及对实现社会的经济目标失去信心和兴趣；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人类浩劫，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的生活信念，不再相信资本主义是好的，不再相信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政治原则和生活方式是可靠的，甚至是虚幻的，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在秩序上的全面危机；人们普遍期待着“非经济的社会奇迹”，结果落入法西斯主义的圈套，人类将为此面临一场灾难。
经济是基础，一个社会不可能在背离经济成就的情况下创造所谓的奇迹。社会的希望在于经济领域之中，在于那些不辞辛劳、努力工作、创造财富的人们，是他们始终默默无闻地支持着一个社会的运行，是他们的存在，保障着人类社会能够从灾难中走出来。他主张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依靠新观念的引导，确立一套稳妥的组织原则、政治方略和制度规范，重建社会新秩序。
刚出版《经济人的终结》，德鲁克就动笔撰写《工业人的未来》。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纳粹的军队在隆隆炮声中连连得手。对德鲁克来说，这一切并不决定未来社会的命运，只是历史表象上的一个事件，战争终究会成为过去，世界大战之后，一定是世界和平。他要窥测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的内在动因，赶在和平之前，为工业社会的正常运行，识别出有价值的观念和原则。
那个时期德鲁克是在本宁顿大学任教，他大约花了两年时间写成《工业人的未来》，于1942年出版。德鲁克认为，宣告经济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自然而然地建立一个新社会。事实上工业化生产方式，正在迅速改变着经济领域的结构，从而迅速改变着整个社会的结构，不断加深了现实社会的危机，加剧了现实社会的冲突。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不会是新社会的建立，而是人类社会的崩塌；伴随而来的是工业化实践以及工业主义，将以失败告终。可以断言，整合或组织一个新的社会，需要新的观念、原则和制度。
我们只知道有关“经济人社会”的一切都已经过时，但是并不知道新的观念、原则和制度是什么，这种缺失最终都通过社会转折期的种种震荡表现出来。必须透过现实社会震荡的表象，从社会转折的内在动因中寻找正确的答案，找到新的观念；依靠新观念的引导，形成普遍认定的原则，实现制度创新，重建社会的新秩序。毫无疑问，经济领域中的工业化是社会转折的本质动因；必须按照工业化的客观要求，建立“工业人的社会”，这是现实社会的根本目标，也是解决社会转折期阵痛的关键。
一个社会正常运行，涉及三个基本概念，即地位、权力和功能。满足一个社会正常运行，涉及三个最基本的条件，即每个人有明确的社会地位，并拥有正当的社会权力，按照整体目标发挥社会功能。因此，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工业人社会”，必须首先把人放在第一位，必须建立在“人的基本诉求”基础之上，这是建立一个新社会必须确立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原则。由此而论，必须赋予工业人或“工作中的人”以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社会功能。然而，这个过程不可能直接或自然完成，每一社会成员只能依托一个社会基本单位或企业，获取社会地位、行使社会权力和发挥社会功能。那么，合乎逻辑的派生观念和原则就是，企业必须成为一个社会组织，承担起整合社会成员或工业人的责任。同时，社会必须把企业当做一个社区，赋予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社会功能。形成社会、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新社会基本结构。
可是现实社会呈现出来的状态是，社会、企业和个人三者脱节。大规模生产方式，使每一个“工作中的人”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更不清楚自己的社会价值。企业并没有把他们当做组织的一个成员，他们在丧失家庭经济和家庭生活的依托之后，并没有在企业组织中找到归属而融入社会，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相反，“工作中的人”或工业人被边缘化了，成了可以随意替换的零件，被安置在只注重效率且毫无人性的机器中，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导致个人无意为企业承担责任，也无意为社会承担责任，只是一群“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的自然人；新生的工业人处在离散状态，企业和社会没有产生出内在的整合力量，新的社会秩序无法自然形成。
也许受韦伯职业研究生涯的启发，德鲁克意识到组织理论和企业管理是关键环节，而自己对企业的事情知之甚少，更缺乏质感，不知道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究竟是如何运行的。这关系到他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能否落到实处，能否用于指导未来的社会实践。于是，德鲁克开始寻找机会，进入一个大企业，从企业的内部去研究组织过程。当年一些关心德鲁克的人，为他进入企业深表遗憾或不解。由于《工业人的未来》的原因，也许是天意，1943年底，德鲁克接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邀请，希望他来帮助企业进行专题研究，弄清楚战后的企业应该如何管理员工。他们相信德鲁克有这样的思维高度，能够提出合乎未来工业社会客观要求的建议方案。1946年，德鲁克基于通用汽车公司为期18个月的调研，发表了《公司的概念》。该书标志着德鲁克在“组织理论”上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德鲁克打通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构建了“企业（组织）、管理、工业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
让德鲁克深感不安的是，《公司的概念》激怒了斯隆。时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的斯隆，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视公司为生命，希望德鲁克忠实记录所见所闻。而德鲁克却带着自己“对未来社会”的期待，按照自己既定的思维或假设，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过程进行主观剖析；而且书中大量的篇幅是在阐述自己有关整合工业社会的思想，无异于借题发挥，写了一本不像通用汽车公司的著作。斯隆决定要拿出证据，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通用汽车公司，阐明自己对公司的见解，这就是《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的由来。斯隆几乎凝聚了职业生涯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写成此书，于1960年出版，一举名垂青史，据说日本人从中学会了管理一个大企业。结局不错，令人欣慰。
先前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中已经明确：企业是什么，工业人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整合社会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原则。《公司的概念》的任务是要赋予企业以具体的内涵，告诉企业应该如何按照社会的要求组织起来，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这也许是德鲁克与斯隆冲突的根本原因。斯隆始终想不清楚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在斯隆的思维逻辑中，责任与权力应该是对等的，企业的责任是如何把各种生产经营要素有效地组织起来，企业并不对社会拥有权力，也谈不上社会责任。
在德鲁克思想体系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联系着“社会、企业和个人”三者的相互关系。在德鲁克的思维逻辑中，离开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整个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行。德鲁克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必要的，因此与斯隆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除非他能说服斯隆。问题在于斯隆是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人，是一个能为原则献身的人。事情只能这样，等待历史的裁决；大约十年后，历史选择了德鲁克。他的思想比斯隆具有高度和贴近现实，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和前瞻性。所以有人称德鲁克为乌托邦，把《公司的概念》比作柏拉图的《理想国》。
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很自然的事情。任何社会的运行，都是建立在基本单元基础上的，各个基本单元承担着社会运行的各项职能。即便是处在自然经济状态的家庭社会，也必须赋予自然家庭、家族进而社会团体以独立的身份或地位，赋予社会基本单位以完整的社会责任，包括经济、生活、伦理、教育、政治、宗教，甚至军事等方面责任，确保社会中的每个人能够依托企业或组织机构，谋求个人的发展，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工业社会要想正常运行，企业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就要像以往社会的家庭一样，发挥稳定社会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这就是德鲁克所说的“一个组织机构的社会功能”，有人把社会功能译做“社会机能”。
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企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不是单纯的经济单位；企业是员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组织，不是雇主借以挣钱的机器。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企业的目的存在于外部，存在于社会责任之中；利润是企业能否有效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结果，利润只是检验企业有无效能，有无存在价值以及能否存在下去的一个衡量指标。这是“经济自由与社会公平”，进而“经济与社会”的内在联系。
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如当年的通用汽车公司那样，单纯追逐经济利益或利润，忽视了人的社会存在，忽视了人作为社会一员的尊严，结果导致“工作中的人”对工作的敌视，对企业管理当局的敌视，导致组织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这种状态下，企业无法让一个“工作中的人”站在企业整体的立场上为产量、质量、成本和利润或效率作贡献，企业也因此无法在更大的运行规模上保持效能。可谓社会、企业和个人同时陷入困境。在德鲁克的思想中，社会是靠大家来维护的，如果某人丧失了社会功能，也就丧失了社会身份，就丧失了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成为一个被社会“放逐”的人，自然他也就不会关心或维护这个社会。
究竟如何摆脱现实困境，以及解决企业内部普遍的对立和冲突，尤其是劳资冲突，实现企业内部利益关系的整合，有赖于一个具体企业的“管理”。尽管我们不能给一个具体企业设定管理的内容，但是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思路是确定的，因为整个社会需要有内在的一致性。这就是承认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组织机构，是一个“社区”或社会的不可分割的“分子区域”；企业成员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地位，据此建立起一个组织的公正，形成组织协同的制度性规范，包括保障组织成员的生活和就业安全，以及满足组织成员的需求，统一企业成员的意志。
德鲁克认为，就像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功能组织”或一个“器官”一样，管理是企业或一个组织机构的“器官”，即通过管理来实现组织机构的效能。管理和组织，就像人体与器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可以从观念上分辨出来，分辨出管理部门和管理系统的存在，如同人体中的器官，以及某个器官主导下的功能性子系统。真是妙不可言，德鲁克总算自圆其说了，把组织理论和管理理论，在观念上区别开来了，也使自己成为现代组织理论的第一人，当然是基于“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现代组织理论，否则就是对巴纳德、西蒙和斯隆的不公。德鲁克一直强调，《公司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开创了“组织研究的领域”，而社会上的人则始终认定《公司的概念》是一本管理著作。
《公司的概念》出版后，德鲁克直面自己的未来选择，必须在“政治社会学”与“组织管理学”之间做出选择。当年韦伯始终是站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研究“官僚科层制组织”的；而德鲁克从“政治社会学”领域出发，最终进入“组织管理学”领域。不过他的心依然系于社会问题，尤其到了晚年更是这样。德鲁克的选择有种种主客观动因，他自己认为“组织管理领域”是一个空白，补全这个空白对工业社会的正常运行意义重大。
客观地说，他是为自己开创的“现代组织理论”找落脚点。《公司的概念》毕竟是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实践”基础上完成的，远在德鲁克介入之前，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成功地使生产经营过程处在“有组织的状态”，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组织”。德鲁克必须用“现代组织理论”，重新对过往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进行整合，包括重新解读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实践”，赋予斯隆创立的分权制管理以全新的含义，赋予泰勒进而福特的生产作业过程管理以人文精神等等。否则，他从“工业社会”的政治社会学领域演绎出来的“现代组织理论”，以及他不断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主张，无法形成始终一贯的体系，具有形态上的完整性，从而也就无法证明用他的工业社会的思想和主张，去改造现实企业的组织理论，并不是一种乌托邦，一种观念形态上的假说或空想，而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不可避免”的客观必然性。
《公司的概念》出版后，德鲁克必须为自己的早期思想做一个总结，把自己完整的思想聚焦于未来研究的方向，准备无拐点地向“组织管理领域”纵深开拓，这就是1950年出版的《新社会》。《新社会》更加集中，也更加清晰了他“建立工业社会秩序”的思想，明确指出企业组织是现实社会的代表性机构，代表着社会的经济基础；政府组织也是社会的代表性机构，代表着社会的上层建筑。企业组织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互为前提、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如果不改变现实上层建筑的观念、原则和制度，就无法解决工业社会的根本问题，无法使工业社会正常运行。上层建筑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依据企业组织的改变。现实社会动荡的根源，存在于企业组织之中，存在于大规模生产经营的组织方式之中，存在于企业非人化的组织方式之中。
企业作为工业社会一个独立的组织成员，必须像社会的一个普通公民一样，必须按照社会正常运行的要求自律，必须依靠自己的内在力量，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目标，获取经济成果，获取企业自身在社会生态中的存在价值和理由，这就是所谓的“经济自由”。上层建筑及其代表的组织机构即政府，必须按照企业组织运行的这种要求，形成相应的政治原则、政策方略和制度规范，两者互动，实现所谓的“社会公正”，或称社会的公平和社会的正义。经过这样一总结，德鲁克就有理由，也很有力量，去深入研究现代组织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预示着一个思想伟人的诞生。
ⅩⅦ从20世纪50年代起，德鲁克的主要精力是从事组织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咨询实践工作，主要代表作是《管理的实践》和《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最终打通了“社会、企业、个人及其管理”之间的关系，而且与现实非常契合。尤其是通过“企业的使命”、“企业的目的性”，或企业在社会生态中的“存在价值和理由”等一系列引申的概念，在“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进而“经济与社会”之间建立了联系，使他的思想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成为大企业普遍的指导原则。后人把德鲁克定义为管理学的集大成者，不无道理。
关于“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的联系，是他思想脉络中最重要的节点。顺便做一个简单的释义。比如一个职业球队，它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机构。球队的存在价值取决于组织的效能，取决于该组织能否使每一个成员按照球迷的要求，做好每一个动作，打好每一个球；取决于它有无优秀卓越的表现，而不是积分牌上的成绩。只有那些赌球赛的赌徒，才是唯一关心积分的人；就像炒股票的人一样，对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企业的利润，或企业是否挣钱。
如何理解或定义彼得·德鲁克并非本意，我等莘莘学子唯有心存感激之情。他的思想成就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他对社会的价值贡献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德鲁克走了，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朋友也时常提醒我，难道不想说点什么？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向中国的读者谈谈彼得·德鲁克，谈谈他的思想脉络，谈谈他的早期著作，以表达我和朋友们对大师的感激之情。为了不辜负华章的厚望，不得不用心再读德鲁克，再读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平，这段经历使我备感愉悦，更受益匪浅；我喜欢德鲁克活跃的思想，更喜欢他思维方式中的智慧和精神气质。当我写完本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彼得·德鲁克的早期著作，了解他完整的思想。ⅩⅧ

包政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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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1993年版序
1962年版序引言：工业时代的革命第一部分工业企业第1章新社会秩序
第2章现代社会中的企业
第3章对企业的剖析
第4章“避免亏损”法则
第5章更高产出法则
第6章盈利性和业绩第二部分工业秩序问题剖析之一：经济冲突第7章真正的问题在于工资的冲突
第8章工人对产量提高的抵制
第9章工人对盈利的敌视第三部分工业秩序问题剖析之二：
管理层与工会第10章管理层是否能够成为合法的
治理机构
第11章工会组织能否长久存在
第12章工会需求与共同福利
第13章工会领导者的困境
第14章企业员工分化的忠心第四部分工业秩序问题剖析之三：工厂社区第15章个人对于地位和职责的要求
第16章需要“管理者态度”
第17章工作中的人
第18章真的缺乏机会吗
第19章沟通缺口
第20章“投币机论”与“萧条休克症”第五部分工业秩序问题剖析之四：管理
职能问题第21章管理工作的三重性
第22章管理者为什么不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23章未来的管理者从哪里来
第24章规模大是良好管理的障碍吗第六部分工业秩序原理之一：消灭贫困第25章劳动力作为资本性资源
第26章可预见收入与就业
第27章利润中的工人利益
第28章失业的威胁第七部分工业秩序原理之二：联邦制管理
组织第29章“组织学就是研究人的学问”
第30章分权制与联邦制
第31章竞争性市场对管理来说
是必要的吗第八部分工业秩序原理之三：工厂社区的
自治性第32章社区的治理与企业的管理
第33章管理层必须真正管理
第34章工人及其社区自治机构
第35章工厂社区自治机构与工会第九部分工业秩序原理之四：作为公民的
工会第36章理性工资政策
第37章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民众
第38章罢工何时会变得不堪忍受结论：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1962年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