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科学与社会”，属于对支配管理观念的元理论探讨，第二部分是“临床式调研方法”，属于对霍桑实验以及其他类似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在霍桑实验的基础上，梅奥于1933年出版了《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一书，正式创立了人际关系学说，第一次涉及到了影响员工 生产积极性的社会与心理方面的因素，探讨了人际关系因素在生产与管理中的作用。1945年，梅奥又出版了《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

乔治·埃尔顿·梅奥在研究和深化理解工人个体、工人的工作，以及如何提升工人幸福感这三个问题的研究方法上开辟了新的途径。
在梅奥之前，企业的管理者常常将劳动者的工作生活与机器、生产工具相比较。而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成为人们后来进行行为科学研究的基础。
“以人为本”已经成为今天的管理共识，如何与员工共同创造价值并在一个组织平台上高效工作，要求管理者更要注重人力资源建设，注重团队建设，也必须对每一个成员的成长负责，这一切努力都是重要的而且切合实际的。
梅奥提出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是一个经理人员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组织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
20世纪以来对于工业社会影响
最为深远的经典著作之一
本书揭示了什么样的管理是好的管理：透过集体既能满足个人需求，又能实现组织目标。能够让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合而为一的管理就是好的管理。
管理不能够只关注组织目标而忽略了个人的需求，也不能够只强调个人需求而伤害组织目标，只有两者都能够得到同等关注并实现双方的目标，管理才能够有效。
今天，企业管理者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梅奥人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从梅奥开始，管理注重人的因素的程度超越了设备的因素。梅奥深刻地认识到人与组织的密切关系，强调人存在于组织环境中，而不是社会中。
本书主要提出了6大主张：
以人为本
人存在于组织环境中，而不是社会中
人际关系中的关键活动是激励人
激励是以团队精神为导向的
透过集体既能满足个人需求，又能实现组织目标
个人与组织都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梅奥创立的人际关系学说理论，使西方管理理论进入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阶段，人际关系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20世纪30年代的管理实践中，对当时乃至今日的企业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管理学家，行为科学奠基人，人际关系理论创始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22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梅奥移居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任教。其间，梅奥曾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产业工人的行为，认为影响产业工人行为的因素是多重的，没有一个单独的要素能够起决定性作用，这成为他后来将组织归纳为社会系统的理论基础。1923年，梅奥在费城附近一家纺织厂就车间工作条件对工人的流动率、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验研究。1926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专事工业研究，此后一直在哈佛大学工作到退休。
尽管梅奥从事过不同的职业，但使他闻名于世的还是他对霍桑实验所做的贡献。霍桑实验以及梅奥对霍桑实验结果的分析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久远的影响，使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过早期管理理论和古典管理理论（包括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阶段之后进入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阶段。
梅奥还著有《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和《适应性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

亲爱的多纳姆：
这是本你要求我在解除职务之前写的书。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并不是对这份研究的最终解答，因为你和我—那时你是管理研究院的院长—当时都认为关于人类行为和人类关系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一个研究，如果没有先验假设，除了那些能被生物学或者人类临床医学验证的假设，我们认为，将会比直接研究劳资关系更加有效。距离我们上次在纽约的谈话已有20年，而我们的合作也从谈话后的第二年（1926年年中）在哈佛的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以及后来的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启动了。几乎在研究启动的同时，来自疲劳问题研究室的劳伦斯·哈德森、阿列V. 博克（Arlie V. Bock）以及D. B. 迪尔（D. B. Dill）也加入进来。在1927年，弗里茨·罗特利斯伯格（Fritz Roethlisberger）开始了他基于哈佛大学生而开展的进展困难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目前其研究成果还未正式出版。在这本书里想要囊括他的这项研究和西方电气公司的研究以及疲劳问题研究室的许多成果（一些仍旧是军事机密）是不可能的。我不得不沿着一条单轨道去追踪我们各项研究的单一而复杂的启示的发展趋势。我将尽我所能，阐明我的信念，即掌握这些启示对于被战争蹂躏的世界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自从我们在1925年第一次探讨了这件事之后，局面已经发生了悲剧性的改变。那时，美国或者自认为是美国领袖的人们相信：大体上的繁荣水平已经建立起来了，并相信周期性复发的经济衰退问题也被克服了。许多人相信，或者至少希望，日内瓦国际联盟开始认真而谦恭地工作，用和平与智慧代替战争和民族自负。工业继发问题看来并不意味着对合法改革存在隐蔽的威胁，当然，也不出意外地存在着对于文明基础的野蛮袭击。简单地说，无论是这里还是其他地方，社会对于发生在历史转折点1929年之后的事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现在，经历过大萧条以及人类所遭受过的最可怕的战争，我们面对着一个经历了可悲改变的世界—在欧洲，城市沦为一堆瓦砾，社会秩序混乱；在亚洲和太平洋岛屿，觉醒的和游离不定的群众完全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艰巨责任。在东欧，和中国一样，农民彻底地从默默无闻和表面上的自满中觉醒，逐渐开始要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标准。同时，农民相信自己所要求的一定会实现，只要要求的声浪足够浩大。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来自于不断地重新创造和努力争取，他们无法理解这一点。如果需求得不到实现，他们会很容易认为这是某些人（美国人、民主寡头或者资本家）有意地阻碍他们获得物质财富。
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广播评论员）由于他们对民主的诚挚之心，似乎认为在代议制政体各种形式中的一些人能够发挥如同护身符般的作用—帮助一些无论文化程度多低的人成功且系统地整理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不幸的是对于这个理论假设，至少有三个条件限制着其在民主政体中的适用。
第一，工艺技术和文化水平必须有一个全面的通用标准。也许，这个条件并非完全适用，比如英国历史上一些时期，文学和学术等级是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时代，僧侣拥有的政治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至少在英国是这样的。实际上拥有权利和技术成就的阶级，虽然可能比平民更有行政经验，但通常并不是最有文化的阶级。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最后的决定权，如果其是合理且进步的，就必须交给拥有技术和社会知识的群体执行。当然，这个要求并没有从任何意义上试图剥夺工人及其代表的参与权，尽管这个要求可能将其从法律界某些部门的活动中排除—这些部门还沉溺于腐旧且口头上的主权论。事实上，强调建立技术和文化的标准，只是说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个适应性的社会必须且只能被具有适应性的人控制。同时，这也包含着一种需求，即对大幅度提升教育培训的理论及其相应技术的需求。个人的适应能力只有通过经验和教育才能获得。常规训练只能满足一个“稳定的”社会的需求，而无法满足由现代科学技术所创造的新世界的需求。
第二，在一个群体间物质生活水平差异显著的社会里，代议制政体并非能为社会福祉做出令大众满意的政绩。尤其是，当较低的社会阶层十分努力地工作而只能勉强换得不足以满足其基本生理和社会需求的报酬时，这一事实极为明显。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如18世纪后期的法国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智力，作为民主体制的一个先决条件，要求充足且高标准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如，英国在战时保证每个儿童，无论他的社会身份和经济状况，在生活必需品上都有充足的供应。
第三，在一个被群际敌对和群际仇恨分裂的社会里，代议制政体是无法有效运行的。民主政治和民主工业领袖如果对行政管理方法全然无知将导致日益渐长的合作无能，这是极其危险的。斯坦利·凯逊（Stanley Casson）指出郁积停滞，即具有社会职能的群际之间无法合作以及继而引发的相互敌视，都曾是伟大文明的破坏者。
在短短的15年中，苏联曾努力把生活在东欧和北亚这一广大地区的原始居民的文化水平提升到一个具有专门技能和能写能读的水平上，而这仅通过很多代所谓的民主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当和平的艺术刚要获得成就的时候，它受到了野蛮的德国侵略者的进攻，以至于这些成就被无情地破坏了。在美国和英国大量的物资救助之下，苏联挽回了危局，并将侵略者驱逐了出去，并且在盟国的军事协助下，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将德国人击败在了德国的国土上—这个希特勒自诩的在任何强国的联合下也从来没有屈服过的国家。显而易见，苏联的胜利来自于各方群体的自发且全力的合作。而这个结果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国家的危机，即便当时的危机的确是极其严重的。因此，很自然，对随便乱讲“民主方法”表示不安的是苏联，对上述三点限制条件的重要性理解得最深刻的也是苏联人。旧金山会议上的分歧是出于对类型完全不同的社会情况的观察。在英国和美国，专业技能和一般文化水平是很高的，这基于其将近200年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一个世纪以来普通居民都能粗略阅读的缘故。而在苏联并非如此，它所掌握的技术和文化能力在它看来还是十分幼稚的。苏联在发展和平艺术的同时是否能够同步发展民主以及公共管理能力，到现在来说，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引发盎格鲁–撒克逊人无休止争论的“民主”这个字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英语国家的民主政体和其他形式的政体之间的差异是意义重大且意味深远的。所有其他的政体是单面性的，只有民主政体是多面性的。其他形式的政体，从罗马帝国到墨索里尼的那个低劣的法西斯主义，可以用一张工程蓝图来表示—权威集中在顶部，以下各级权威只能由顶部的权威批准或授权。“霍布斯的伟大利维坦、圣典学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神秘的权威、奥斯丁的国家主权，这些都是同一样东西的不同名称，即为了国家或教会的统一而产生的立法者不受限制的无上权力。至于这里所说的到底是国家还是教会，已无关紧要。”
在民主政体中并不存在中央集权；理论上讲权力中心的轨迹会根据情景的需求不断转变。民主政体比君主政体等其他政体更为优越。民主政体大体上非常接近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经济萧条、战争、瘟疫、洪水、饥荒，中央当局必须暂时集中权力。但是，度过危机之后，中央的控制就放宽，权威的中心仍旧归到周围的许多组织中。因为正处在权力的舞台上或其他地方的非正式组织才是自发性合作的起点。中央和周围的权力就是这样互补的—逻辑性的以及目的性的权力来自上部的控制，自发性的以及合作性的权力主要来自下部的掌控。从历史角度讲，伟大的民主国家所探求的是明智的控制而非权威，它试图依据情景的需求，将应对各种困难的决定中心安放在适当的位置。因此一个明智的行政管理人员就应如此规划他的行政政策，即使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们也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行政管理人员。使所涉及的团体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其重要性相当于一个强逻辑性和目的性的工作计划对于专业技能人员的重要意义。因为，除了谋求技术发展之外，一个社会必须获得每一个人的有效参与协同合作。
因此，有效合作是我们在20世纪中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里没有什么“主义”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回答“自发性参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一被完全忽略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安下心来脚踏实地地解答。在权力控制点随着智慧和理解力所指引的方向移动的社会里，民主政权的定期选举制度只是这个社会最原始、最粗放的办法。在这些事件上，我们的政治领袖以及科学领袖的做法使我们感到失望，我们必须重新尝试。
这本书并没有深入讨论政治领导，尽管第二章“乌合之众假说和它的推论国家绝对论”，指明我们的政治思想与我们的经济思想里共同存在的缺点，然而，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出版一本关于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的书。
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情景研究中，在其能够将工业临床研究的结果记录在案之前，还需要初步探讨。第一章，“进步的阴暗面”提议关注系统研究的不平衡性—对技术和物质的过分强调，而忽略人和社会领域（医学除外），将其抛给那些愚蠢的“主义”以及偶然的猜测。
如果必要，原子弹将在这个时候出来提醒我们既要注意成就，也要注意失败。我们知道如何在一瞬间之内毁灭万千的生命，却不知道如何系统地设置任务引导各个组织以及民族在文明建设的任务中互相合作。
并不是原子弹要毁灭文明，而是文明化的社会能够毁灭它自己—无疑地，最终要用到炸弹—如果它无法理智地理解并且控制这些促进或阻碍合作的因素。
多纳姆为了更负责任地生活而进行的关于教育的讨论，指明了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道路。
乔治·埃尔顿·梅奥
1945年10月1日

管理理论

20世纪以来对于工业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经典著作之一



本书揭示了什么样的管理是好的管理：透过集体既能满足个人需求，又能实现组织目标。能够让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合而为一的管理就是好的管理。



管理不能够只关注组织目标而忽略了个人的需求，也不能够只强调个人需求而伤害组织目标，只有两者都能够得到同等关注并实现双方的目标，管理才能够有效。
今天，企业管理者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梅奥人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从梅奥开始，管理注重人的因素超越了设备的因素。梅奥深刻地认识到人与组织的密切关系，强调人存在于组织环境中，而不是社会中。
本书主要提出了6大主张：
? 以人为本
? 人存在于组织环境中，而不是社会中
? 人际关系中的关键活动是激励人
? 激励是以团队精神为导向的
? 透过集体既能满足个人需求，又能实现组织目标
? 个人与组织都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梅奥创立的人际关系学说，使西方的管理思想进入到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阶段，人际关系学说被广泛地应用到20世纪30年代的管理实践中，对当时乃至今日的企业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梅奥（Mayo,G. E.）：暂无简介

时勘 译：暂无简介

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所著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是20世纪以来对于工业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经典管理著作之一。我以为，随着世界范围内“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管理科学领域的逐步深化，其影响力还会持续扩散。在本书中，梅奥基于他完成的著名的“霍桑实验”的结果，特别强调了人际关系因素在生产管理中的作用。他据此倡导，应该在工业管理中更加关注因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的身心健康问题。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这些闪烁着管理智慧的理论思想仍然具有持久且深远的借鉴价值。
读者朋友们可能要问，《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早在20世纪就有译作出版，为什么在本书再版近60多年后又重译出版呢？比较简单的原因是，这些年来，原书中的一些关键词汇的翻译，可能由于当时的局限性，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可能由于历史的巧合，本书涉及的核心问题，即工业文明问题，与处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的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遇到的问题有不少相似之处，阅读此书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进行工业领域管理变革的顶层设计。为此，我特别建议读者朋友们在阅读本书正文之前，先认真体味一下本书推荐序表述的观点。
正如本书推荐序撰写者华莱士·多纳姆所介绍的，梅奥的专著反映了25年来他有关工业现场研究的相关成果。这些成果的内容由三本系列著作构成：本书为该系列著作中的第二本，第一本著作《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于1933年正式出版，1946年再版。而第三本著作《适应性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探索的是工业生产中的合作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梅奥就非常明确地强调了如何去理解工人的个体特征、工作状况以及如何提升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此后，他在西方电气公司进行的现场实验中发现了非正式群体的重要性，该研究结果也揭示了个体在工作场所中是如何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的。不过，梅奥在其20年后的报告中，态度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即强调个体和团体的作用同等重要，随着技术进步日益彰显，他主张在基本的工业活动中要确保团体合作的顺利实现，并尊重个人的权益。
这些年来，我国企业的劳动关系管理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多次发生员工的群集对抗行为，甚至一些企业还出现了员工连环坠楼事件，这些劳资关系对抗事件的频发，恰好验证了梅奥早期的理论假设，即企业赖以生存的稳定因素正在逐渐松弛、瓦解。而我们所面对的不同于梅奥当时的新情况是，高新技术、智能化和网络社会给我们的劳动关系管理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仔细分析起来，我国管理实践中出现的这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核心症结还是能否充分尊重个人权益，必须用妥善的人本管理方式来解决问题。在此背景下重新阅读梅奥的论著，可以说，今天我国企业出现的这些问题被梅奥不幸言中了。
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管理者如何使自己的文明（企业文化）与持续变化的社会状况相适应。今天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忽视科学技术进步、智能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企业人际关系冲突的尖锐化，就无法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异化”问题。显然，人类创造了新的技术，减少了操作者的体力负荷，但智能决策、变革适应带来的心理负荷，使我们的工业文明建设面临更大的挑战。这种情况与我们当年观看的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里的生动表演所讽刺的社会现象如出一辙。目前，很少有迹象表明，我们能够轻松地解决企业文明应对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持续变化这一问题。总之，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思考和探索，怎样从更为宏观、系统、长远的角度思考现代员工的心理状态及恰当的管理对策，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是一本打开了的心理学”。
乔治·埃尔顿·梅奥在前言中强调，“经历过大萧条以及人类所遭受过的最可怕的战争……在欧洲，城市沦为一堆瓦砾，社会秩序混乱，”“在东欧，和中国一样，农民彻底地从默默无闻和表面上的自满中觉醒，逐渐开始要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标准……如果需求得不到实现，他们会很容易认为这是某些人（美国人、民主寡头或者资本家）有意地阻碍他们获得物质财富。”大家不难发现，71年前梅奥所面对的情况与当前我们的处境何其相似！在讨论如何通过关爱员工来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很容易想到人本主义思想的倡导者马斯洛先生。我认为，他创立的人本主义和其他学派最大的不同在于，强调人的正面的本质和价值。他主张，管理者不应该集中关注人的负面的问题行为，而是要从更积极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员工，尽力去促进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帮助他们完成体现正能量的“自我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并阐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实，“中国梦”强调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发展，更关注的是精神文明的进步、国民素质、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以及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明确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生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由此可以认为，仔细研读梅奥的经典著作，对于解决当下的管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领导者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关注社会发展的平衡、稳定与和谐？管理者如何通过人文关怀来提升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效能，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以激发员工更强烈的幸福感、价值感和归属感？面对这些亟待解决的管理难题，倡导“以人为本”的管理之道势在必行，任何刻板、静止且形而上学的管理思维都会泯灭人的创造力以及主观能动性，降低企业乃至国家的创造力和竞争力。因此，重读梅奥的这部经典著作，有助于深刻理解“人际关系理论”在当下的特殊现实意义。
此外，我反复琢磨梅奥在前言中所提到的三个限制工业文明的条件分析，也获益匪浅。限制条件一：管理中笼统强调整齐划一的工艺技术和文化水平的通用标准。他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不能因为统一标准、规定、最后决定权，试图剥夺工人的参与权。这是因为，一个适应性社会必须只能由具有适应性的人来控制，这是因为，常规训练只能满足一个“稳定的”社会的需求，这些举措并不能满足由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新需求，这一观点与《中国制造2025》关注创新人才的自主性和新颖组合，具有异曲同工的效能。限制条件二：在物质生活水平差异显著的社会里，代议制政体并不能为社会福祉做出令大众满意的政绩。这里所指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组织内的贫富差距问题。显然，在当今贫富差异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身份和经济状况，甚至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充足保障是十分关键的。由于金融危机后遗症带来的持续影响，困难企业正在过冬天，但是，无论如何，企业管理者必须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限制条件三：梅奥提示大家，在一个被群际敌对和群际仇恨分裂的社会里，民主政治是无法有效运行的，他认为，民主工业领袖如果对行政管理方法全然无知，也将导致日益渐长的合作无能，这是极其危险的。此外，他建议，一个明智的企业高层管理者，使所在团体的所有成员充分表达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社会必须获得每一个人的有效参与和协同合作，才能不断进步。
最后，需要指出，《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与我正在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3&ZD155）的研究主题关系密切，特别是与我们所倡导的企业开展健康型组织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近，我们在广东东莞刚刚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健康型组织论坛上，提出了“员工关爱、心智开发和变革创新”的大会主题。同时，我作为本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将《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作为全国范围的联合示范基地的指定参考书籍。这里，我也将此书推荐给对于新常态下健康型组织建设感兴趣的高校教师、从事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同仁们。
全书共分为六个章节，翻译工作主要由我的课题组团队完成。其中，李想负责推荐序、前言、第一章和第二章部分内容的翻译；刘子旻负责第一章和第六章的翻译；周海明负责第二章的翻译；朱厚强负责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翻译；郭鹏举和葛怡负责第五章的翻译。特别感谢李想对于全书的初步统稿工作，最后由我完成全书审校工作。本书翻译的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朋友们指出，以便再版时修正。

2016年1月24日于北京市奥林匹克花园

本书是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一系列著作中的第二本，现在计划共出版三本。这一系列著作将精选并呈现过去25年里工业现场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源上更深入地了解人际关系—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主题，同时探索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发展的方法。这几本书的内容也包括了早在工厂内进行男性和女性研究之前，梅奥基于自我训练和各种社会环境中对个体的临床经验所进行的成熟思考。正是因为梅奥的早期研究，当他将研究重点转向工业时，他提出了下述构念：“第一，对事物密切的、习惯性的，且凭直觉的熟知；第二，有关事物的系统性的知识；第三，对于事物有效的思考方式”。这些构念被已故的劳伦斯J. 哈德森认为是在新领域中进行客观临床研究的基本必要条件。
梅奥曾在哈佛商学院工业研究部任职20余年。这项由其和工业研究部、工厂及学校同事共同完成的研究，一直是具体工业情景研究中的第一手现场研究。这个项目20年的历史也是一部逐渐增长世人真知灼见的历史。
他第一本关于工业研究的综合报告，《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于1933年正式出版并于1946年再版。梅奥在研究和深化理解工人个体、工人的工作以及如何提升工人幸福感这三个问题的方法上开辟了新的途径。继这项研究之后，他在与同事的合作和其指导下又发表了西方电气公司进行的一项为期五年的现场实验的详细报告。所有这些报告都强调了社会群体、群体合作以及工人个体的重要性。怀特赫德对西方电气公司所持有的这项实验数据进行了细致的统计研究，结果证实了各种社会因素将显著影响实验组的表现。罗特利斯伯格和威廉·迪克森（William Dickson）的著作也证实了这些变量的重要性。然而，这三项报告的最终结果，正如他们吸引读者的因素那样，都强调了个体以及个体受其所在社会环境影响的整个过程。
在20年后的这项报告中，梅奥转换了侧重点，不再排除对个体的研究，同时强调了团体、研究团体行为的方法，以及这些研究方法是否正式地被管理部门或自发性非正式组织所接受和操作的重要性。然而，在现实中这些内容的存在意义往往都被管理部门，甚至工人自己忽视。这项报告突显了在基本工业活动中确保团体合作的重要性，认为这个问题的影响力也正随着技术发展，以及相伴而来的工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快速转变而日益彰显。同样，这种对旧工艺技术的持续破坏也没有得到管理部门的充分关注。当然，邻里生活的持续性瓦解，和梅奥所谓的我们赖以生存的“稳定性社会”中的稳定影响因素的逐渐松弛等原因，进一步加重了困难。同样，这种困难也部分源于实用科学对人类工业生活的冲击，以及汽车等重要科技发展对于日常生活的冲击。
在这里，梅奥也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某些工厂已通过行政管理，成功地使工厂里的团体成员开始肯定团队合作的价值，以至于成员明确地承认工厂已成为他们发展满意生活的稳定力量。这些成就正是在工厂内技术不断变化以及工厂外社会生活混乱的情况下得到的。如此，梅奥首次以特定实例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如何在工厂内部集中管理者的力量，为陈旧且持久的邻里效应创造一个部分有效的替代品。因此，为保证就业状态的稳定性，不仅应该将工业（犹如美国长期存在的小城镇）变成一种谋生之道，而且应该将其发展成一种令人满意的社会生活方式。
这一观点似乎区分了劳资双方的长期冲突与日益激烈地困扰着我们的仇恨和成见之间的差异。然而，除非在不均衡的工业文明中，我们能够在理解个体差异等事情的基础上重获维持日常生活的能力，或者除非我们能够习得如何使自己的文明与持续变化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能力，否则我们将无法维持国内市场的基本稳定，更无法成为国际范围内维护和平的有效力量。当然，目前国内的情形并不能使斯大林先生看出这样一种迹象，即美国具备持续影响世界和平的能力。同时，也很少有迹象表明美国已能够解决适应性文明如何成功应对技术和社会持续变化这一问题。
梅奥还有一桩需要研究和解释的工作。我们需要他那本在引人入胜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著作—《适应性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The Political Problems of an 揂daptive?Industrial Civilization）。当这本书问世后，我希望它将解决的不仅是一个民主国家及其内部有效合作的问题，而且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在集聚着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大规模生产中存在着的合作问题。在这种大规模生产中，高度的技术效率经常同日益增长的工业内外的社会分解发生矛盾。
在工业界和哈佛商学院的研究者内部，仍有一项教育工作需要完成，而这项工作，已在梅奥的领导下，以及其与哈佛商学院同事的合作中完成了很大一部分，这也从事实上证明通过这项工作做出重大成就是有可能的。
华莱士·多纳姆
哈佛商学院第二任院长

推荐序
译者序
译者简介
前　　言
第一部分
科学与社会
第一章　进步的阴暗面 ∥ 2
第二章　乌合之众假说和它的推论国家绝对论 ∥ 42
第二部分
现场研究
第三章　初步调查 ∥ 76
第四章　霍桑和西方电气公司：关于访谈实验的进一步说明 ∥ 89
第一阶段：实验室 ∥ 93
第二阶段：访谈计划 ∥ 96
第五章　缺勤和劳工转业　∥ 115
第六章　“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还必须不对任何人心怀仇恨与抱怨” ∥ 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