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图书出版业的一部最新力作，反映了当时美国大众的文化品位。其中不仅涉及克诺夫、兰登书屋、西蒙-舒斯特、哈珀、双日、利特尔-布朗、法尔-斯特劳斯-吉鲁、格罗夫等著名出版社，还有新美国文库出版社、巴兰坦这样的平装书出版社。书中对那时著名出版人、天才编辑的出版逸事以及他们对美国文学事业的贡献都有很多精彩的描述。

书终将被放回到书架上，高贵的出身，源于人类，也源于光辉和高度。
美国黄金时代那些老去的出版人、编辑以及作者，在书业复兴的悲欢离合中，抒写了一段段书比人长寿的永恒，雕刻了一生之中最快乐的书业之光。


美国书业黄金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处处充满摄人心魄的品质，时时散发令人渴求的魅力。
发生在《黄金时代》120 多位编辑和出版人的故事，构成了全书的每一章每一节。我们读到的大都是故事和细节，深切地感受到故事和细节中人的灵魂，真切地体会到那个年代的编辑出版职场的氛氤，以及传统书业特有的纸张油墨的气味。——聂震宁
在出版界唯一意义深远的效率就是出众的品位
一部集口述历史、叙事性史料和作者个人亲历感想于一体的纪实性读物

出版业的核心是出版人们可以享受阅读乐趣的好书

无疑，阿尔·西尔弗曼既是一个杰出的出版人，又是一位纯粹的业内人士。因此，在卓尔不群的出版社和嗜书如命的编辑已成为过眼烟云的当下，他不言而喻是写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书业辉煌历史的最佳人选。他用他那一流的记忆力、敏锐的眼光和绝佳的幽默感，回忆起出现在他生活里的那些出版人、作者、文学代理人、编辑，他们经常表现出不可思议、神采飞扬的个性。因而，这本书成为热爱图书和书业人士的首选。
迈克尔·科达　《因缘际会》等书的作者

眼下，有这样一本讲述和研究美国书业“黄金时代”120多位编辑、出版人精彩故事的图书摆在我们面前，它给整个中国出版行业的影响甚至不能只用惊奇来描述，也许这影响会是深层次的。
无论今天和未来出版业再如何产业化，我们只要不打算放弃对文化品质的坚守，只要不打算放弃出版行业的责任，就不能轻视更不能放弃对编辑业务的研究。
聂震宁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

作者简介
阿尔·西尔弗曼（Al Silverman）
在每月一书俱乐部工作了16年，先是担任编辑总监，后又升任公司董事长。1988年，他转到维京出版社，先是做主编，然后是出版人。在维京期间，他是著名作家索尔·贝娄、汤姆·博伊尔、罗伯逊·戴维斯和威廉·肯尼迪等的编辑。


译者简介
叶 新
安徽歙县人，北京印刷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兼职教授，中国编辑学会理事。在武汉大学、英国斯特灵大学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学位。著作有《近代学人轶事》（编著）、《版权贸易新论》（副主编）、《美国杂志的出版与经营》（编著）、《现代出版专业英语教程》（副主编）、《出版教育探索与实践》（主编）、《学人轶事》（编著）等。

2003年5月，我和妻子罗莎收拾行李准备搬离我们乡间的老房子，在这里我们度过了愉快的38年时光。我们将要搬到纽约城里的一幢公寓。由于我们的一再坚持，老房子的新主人很不情愿地给我们6个月的时间，使得我们能对旧居生活的漫长记忆做适当的梳理。
　　我们爬上旧居那异常杂乱的阁楼，在这里我们曾目睹一只浣熊咆哮着从我们身边走开，它的表情很是愤怒，就好像是我们“强行闯入”了它家一般。拿起那个堆放多年、已然发霉的纸袋子，不断有破旧的纸张残页散落下来，其中一页飘然落到我的脚面上。这是《科克斯书评》（Kirkus）选集，我都记不得了。该书由我从《每月一书俱乐部新闻》（BookoftheMonth Club News）的历年文章中甄选出来并汇编成册。它于1986年，也就是每月一书俱乐部成立60周年之际，由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出版。再读这部书评，我在想自己是否真的领会了其中的真谛？
　　在我晚年生活的近几年中，有几位朋友一心想要我再度忙碌起来，他们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然而，我此前从未想过这一点。因为有太多人写回忆录了！特别是现在，如果人们只要一册的话，只花区区3分钟，贾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发明的咖啡印书机就可以印出他们想要的书。
　　我们继续从阁楼上往外搬东西，这时一堆准备带回纽约城的杂志出现在我面前。多年以来，我一直喜欢收集杂志的创刊号，也收集那些无法摆脱停刊命运的终刊号。我随手捡起一本大开本杂志，这是《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创刊号。我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拿着它，因为一直有点点纸屑掉落在手中。在1963年的一场大罢工中，纽约城的许多日报社纷纷关门。在此期间，包括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和她的丈夫贾森·爱泼斯坦在内的一小群志存高远的男女，创办了这本旨在为那些爱书之人提供临时读物的杂志。在阁楼上，我暂时停下手头的整理工作，转而阅读这本杂志的“致读者”专栏，它阐释了自身的编辑方针。文章开头如是说：“编辑们所希望的，是对市面上新近出版的某些高品质图书提出建议，尽管这些建议可能是不完善的，作为一本有责任感的文学杂志应该具备并发掘出某些品质，而它们在美国不仅表现为一种主动的需求更是一种迫切的要求。”在45年后，尽管人们对于这样一本杂志可能已不再有那么迫切的需求，可人们仍旧需要它，它仍然散发着持久的魅力。
　　对于这段话我确实是深有体会。确切来说，这样一本杂志能够成功诞生，是因为那是一个图书成为人们至爱的时代。由于那段时光，加之我在每月一书俱乐部16年的工作经历和在维京-企鹅出版社（Viking/Penguin）9年的编辑生涯，让我发掘出美国图书出版业那段逝去的黄金时代。
　　随着思考的深入，我的思绪再一次发散开来。我认为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应该以那场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后的1946年为开端，一直追溯到整个出版业全面呈现保守僵化态势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早期。这种僵化态势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一批卓越的老牌出版人正逐渐被那些盈利至上的商人所取代。
　　首先我对那些品格高尚的美国出版人心存敬畏，特别是那些跨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数十年之久的出版人。当时，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和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小说都经由当时的大师级编辑马克斯维尔·珀金斯（Maxwell Perkins）之手出版，此时此刻我仿佛听到这些出版人为了那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巨著的问世而大声疾呼。事实上，在我所采访的见证者中，只有一两位认为这段较早时期的出版岁月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四十年更加辉煌璀璨。
　　此刻，不断又有其他的记忆排山倒海般向我涌来。1989年秋天，我应邀到耶鲁大学住宿学院研讨班讲课。耶鲁大学共有12个学院，每个学院都要求开出两个不在耶鲁课表内的新课程。我所要做的就是为这样一门新课程想个点子。为此我开始翻阅书籍，每当陷入迷途之时我都会求助于书。我设想为此课程取名为“当代美国社会的小说化阐释（1970～1990年）”。 耶鲁有两个学院采用了这门课程，于是我受邀成为耶鲁的一名校外教师。
　　我精选了那时期的12本小说让学生阅读。它们并不都属于那20年间的最佳小说之列，但意味深长之处在于每本小说都聚焦于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不安定因素。例如，关于“极度焦躁的年代”，我推荐的是唐·德利洛（Don Delillo）的代表作《白色噪音》（White Noise）。至于“少数族裔经历的现实”，则要首推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突破之作《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在谈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希望、恐惧与紧张心态”，我选择了安妮·泰勒（Anne Tyler）的《思家饭店的晚餐》（Dinner at the Homesick Restaurant）。（她小说中的头一句是“就在珀尔·塔尔慢慢死去之时，一个可笑的念头突然闯入她的脑海。”很引人入胜吧？）
　　我所推荐的诠释那20年间美国社会生活的其他小说还有玛丽莲·弗伦奇（Marilyn French）的《女洗手间》（The Womens Room）、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玛丽·戈登(Mary Gordon)的《最后的惩罚》（Final Payments）、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的《日出之旗》（A Flag for Sunrise）、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虚妄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阿瑟 A科恩（Arthur ACohen）的《西蒙·斯特恩的岁月》（In the Days of Simon Stern）、戴维·布拉德利（David Bradley）的《昌奈斯韦尔案件》（The Chaneysville Incident）、鲍比·安·梅森（Bobbie Ann Mason）的《冷暖天涯》（In Country）和托尼·希勒曼（Tony Hillerman）的《时间小偷》（A Thief of Time）。
　　我觉得，在耶鲁的教书经历令我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接近自己真正想要去做的事。不过最终促使我着手写作本书的动力来自于非小说类图书中的两部杰作：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桑切斯的孩子们》（The Children of Sanchez）和劳伦斯·里特（Lawrence SRitter）的《那时的荣耀》（The Glory of Their Times）。两者走的都是同一风格路线，奥斯卡·刘易斯采用了他所谓的“一种新的写作手法，即让每一个家庭成员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生活中的故事。”通过这种方法他向读者讲述了墨西哥城里一户贫穷人家的故事。而劳伦斯·里特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位热心的朋友（他于2004年去世）。他带着录音机登门拜访一些伟大的老棒球运动员，请他们讲述20世纪早期与棒球及其生活相关的故事。著名的棒球解说员雷德·巴伯称《那时的荣耀》“是长期以来唯一一本最佳的棒球类书籍”。
　　这两本书都是完全的口述历史。我决定将这本《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定位为多种内容的混合体：一部分是口述历史，一部分是叙事性史料，还有一部分是我自己也不太确定的讲述方式。我的工作与当时刘易斯和里特所做的一样，需要外出采访。我采访了众多的编辑、出版人、老板和其他有关当事人，听他们讲述那段光辉岁月。很让我吃惊的是，有如此之多的受访者在访谈结束时都会对我说同样的一句话：“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以此为出发点，我开始了自己的发现之旅。
　　若干年前，在《纽约时报·书评版》的头版评论中，保罗·泰鲁（Paul Theroux）点评了诺曼·谢里（Norman Sherry）的《格雷厄姆·格林生平》（The Life of Graham Greene）第三卷。他写道：“对于那些不到花甲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现在已无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的那个文学界，特别是当时的小说家在公众当中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力。”
　　近来，路易斯·梅南德（Louis Menand）在《纽约客》杂志撰文评论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称他的时代是“图书为王、文学当道的世界”。
　　事实上，书籍正如同一股清新之风席卷当时的美国大地，在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适逢此时，电视是新生事物，电子技术方兴未艾，书店几乎都是独立经营。加之当时的美国政府颁布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退伍老兵们很容易免费进入大学学习。对于那些试图在这一新的受教育人群中找准自我定位，想获得一席之地的中产阶级而言，这实在是段令人愉悦的时光。
　　是谁掀起这段黄金时代的首个高潮，为什么有这样的高潮？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呼吁写一写反映他们战时经历的小说。那批早期的战争小说大多出自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欧文·肖（Irwin Shaw）、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和其他一批作家之手，他们被卷入了那场清新文化潮流的中心。
　　确切地说，这个黄金时代起源于1946年法勒-斯特劳斯出版社（Farrar，Straus）创办之时。在本书的开篇，你会看到随着罗杰·斯特劳斯的身影不断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庆典现场，他也随之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文学纪元。他和杰出的编辑罗伯特·吉鲁（Robert Giroux）携手，出版的图书最终17次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这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自世界各地。随着那场毁灭性战争的结束，欧洲文坛过去所标榜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也随之轰然坍塌，剩下一批颇有前途的年轻作者孤独地漂泊着。由此，美国的图书出版人开始实施他们自己的“马歇尔计划”。不仅仅是那些已然处于黄金发展期的老牌出版社，诸如克诺夫出版社（Knopf）、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维京出版社、哈珀出版社（Harper）和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等，那些新兴的出版社，从法勒-斯特劳斯出版社到巴尼·罗塞特（Barney Rosset）的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再到雅典娜神殿出版社（Atheneum），也在从法国、德国、意大利、拉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大肆网罗最优秀的文学作品。
　　举例来说，1950年，一位住在巴黎的美国青年理查德·西弗（Richard Seaver）被一位同样住在巴黎的无名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两部小说深深吸引。3年后西弗将有关贝克特的消息透露给巴尼·罗塞特。罗塞特为此去了法国，为他的格罗夫出版社带回了《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也由此开始了令人惊异的出版事业。
　　紧接着的事例来自雅典娜神殿出版社。当时最为著名的编辑之一西蒙·迈克尔·贝西（Simon Michael Bessie）成功出版了安德烈·施瓦茨-巴特（André SchwarzBart）的文学巨著《唯一》（The Last of Just）。每月一书俱乐部的评委吉尔伯特·海特（Gilbert Highet）称“这是我所读过的最为悲哀的小说，几乎和历史一样悲哀。”
　　因此突然之间，老作家发现他们被随处可见的新作者包围了。在维京出版社任主编的几年间，我十分乐意与我的作者共事。但在本书中，我只采访了其中的两位：托妮·莫里森和埃德加 L多克托罗（Edgar LDoctorow）。这是因为他们首先做的是编辑，其次才是作家（至少从时间顺序来看是这样的）。我将本书视为向那个年代的编辑们致敬的一首赞歌，我相信与其他任何时期相比，这段时间产生的优秀编辑最多。尽管在我们那个年代，编辑更多时候被视为是古怪而又孤僻的专业人士。
　　基思·詹尼森（Keith Jennison）将其强大的事业版图扩展到图书出版业的各个领域。他在著作《最美好的时光》（The Best of Times）中曾这样谈论他的编辑生涯：“杰出的纽约编辑们一致要求的工作前提就是编辑要与作者一同工作，从而能发现更多的作品，以应对读者或评论家的需要。”我认为在任何时候编辑的付出都未曾获得过足够的回报，可能马克斯维尔·珀金斯是个例外。多年来，许多出版社老板几乎都难以忍受他们的编辑。例如乔治 H多兰（George HDoran）（他的出版社在1927年与双日出版社合并）就曾对编辑下过这样的评价：“每个大出版社都有颇有能力的总编辑。很多时候，总编辑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但很少能成为出版社的主导者，因为现代出版业需要的是极具商业头脑的总裁。”
　　艾尔弗雷德·克诺夫（Alfred AKnopf）的表述更为深刻。他在1972年接受《星期六评论》（我收集有终刊号、不幸停办的杂志中的一种）采访时表示：“图书出版业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编辑地位的提升。早期的一切出版事宜都很简单。一本书稿来了，作者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出。”可能这就是我们每逢谈起出版业都会提及的“家庭手工业”一词的本意。
　　我可以列举出至少50位这一时期的男士和女士，如果有所谓的“图书编辑名人堂”的话，他们都绝对有资格登堂入室（或许本书会成为这样一个开端）。你能够从他们的工作中学到一个出色的编辑是如何帮助作者完善作品的。在此，我不得不提及以下这4位编辑。
　　首先要从罗伯特·吉鲁开始，他的出版搭档罗杰·斯特劳斯称他是“这一时期仍旧在世的最出色的编辑”。现已94岁高龄的吉鲁尽管早就退休了，但当我最近一次同他交谈时，他还能清楚地记起两位关系不睦的文坛重量级人物TS艾略特（TSEliot）和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突然同时来到他办公室的情景。在本书中，你会看到吉鲁如何妥善处理这两位间的纠纷，以及其他人在文学上的争论。
　　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这些年将大量时间用于克林顿自传的编辑工作，以及为各类杂志撰写绝妙的评论文章。在那段黄金岁月里，无论是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还是克诺夫出版社任职，他都是“编辑中的编辑”。他谈到了当时许多令人称奇的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的作者，其中有查姆·波托克（Chaim Potok）、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和“佩姬小姐”（Miss Piggy）。在本书中，他谈到对专业编辑工作而言，需要的是学识与智慧并重。
　　在2007年的早些时候，罗伯特·卢米斯（Robert Loomis）庆祝了他在兰登书屋工作的第50个年头。他为兰登书屋带来的作者有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玛娅·安杰卢（Maya Angelou）、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尼尔·希恩（Neil Sheehan）、乔纳森·哈尔（Jonathan Harr）、约翰·托兰（John Toland）。这份作者名单还在不断延续。
　　在那些与他一起共事并了解他的人中，科克·史密斯（Cork Smith）俨然是一个超级传奇式人物。他身为编辑所做的头等大事就是与一向神秘低调的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建立稳固的关系。品钦以其最古怪的性格和最耀眼的作家身份而闻名于当时的黄金时代。他们两人之间既是工作关系又有朋友情谊。身为编辑的科克所做的工作就是帮助品钦成为20世纪的文学大师。
　　科克热爱文学，也同样热衷于许多其他的事。他刚进维京出版社（他最为钟爱的出版社）带来的第一本书是吉米·布雷斯林（Jimmy Breslin）的《这里没有一个人能打比赛吗》（Cant Anybody Here Play This Game ）。科克涉足出版业的各个领域，到处寻觅有特色的作者，要么是有故事的人，或者二者兼备。
　　女同行们又如何呢？她们尾随男同行之后登上象征权力与荣耀的舞台。这是因为，当时出版社的老板认为女性在这一行业内无法做到和男性一样出色。这一藩篱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打破。这种认知源自当时在小说和非小说出版领域内涌现出的一批兼具商业性与文学性的女性编辑。比如：卡萝尔·巴伦、丽莎·德鲁、安·哈里斯、朱迪丝·琼斯、夏洛特·迈耶森、弗兰·麦卡洛、利昂娜·内夫勒、贝蒂·普莱什卡、伊丽莎白·沙拉特、伊丽莎白·西夫顿、娜恩·塔里斯、德伦凯·威伦、玛丽安·伍德和吉纳维芙·杨等。
　 值得一提的是卡萝尔·巴伦和利昂娜·内夫勒，她们敏感善变、别具特色、颇有情趣，在那场平装书革命中长袖当舞。这时的平装书犹如旋风一般卷走了整个出版业的屋顶，在纽约城里每家出版社的桌上留下了大笔的金钱。从那些出版社的奠基人那里，你将了解那个竞争激烈的年代。他们是伊恩和贝蒂·巴兰坦夫妇（Ian and Betty Ballantine）、奥斯卡·迪斯特尔、贾森·爱泼斯坦、劳伦斯·休斯、海伦·迈耶（Helen Meyer）、维克多·韦布赖特（Victor Weybright）和许多其他的“四棒”，他们几乎都擅长“全垒打”。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仅用一个词就形容了当时出版业所发生的一切，那就是“Shamantzvo”，意思是 “摄人心魄的品质，令人渴求的魅力”。这个词被广泛用于大众出版业的精装书和平装书。
　　2003年11月19日，我在百老汇的万豪伯爵大酒店搭乘手扶电梯时，一位女士站在我前面，她恰巧是我以前的同事，几年不见，我问她最近在忙什么。她告诉我，她先前已就任高层的那家出版社已经被出售给一家国外的大集团，目前她已从出版社离职。“现在我是一名文学代理人”，她的话语坚决果断，但她的眼神看起来有些黯淡。
　　巧合的是，在搭乘同一电梯时我又遇到了另外一位朋友。他刚从长期从事的出版社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他对我说也想做代理人，或是写书什么的。他正摸索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属于他的“出版业的新高峰”。对于正急盼着出席第54届国家图书奖颁奖晚宴的我来说，碰见这么两位实在是件令人沮丧的事。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在这儿是因为要为写的书做一些工作。我觉得与今天从事图书出版的年轻人相比，我要拜访的那些老家伙们的状态要好得多。在这样的晚宴上，我实在不想听到这些优秀人才已经失业的消息。
　　我喝了点酒。房间里到处是穿着如彩虹般光鲜亮丽的女士，她们是如此之多又如此年轻，而在她们身边那些衣冠楚楚的男士们则要逊色不少。我同几位携伴前来的代理人聊天，记得其中有两位已身居要职。不一会儿，克里丝·普欧波罗（Kris Puopolo）来到我面前，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年轻人，看上去光彩夺目。我刚到维京出版社工作时，克里丝就已涉足出版业，当时是两位编辑的助手。她现在已经是双日出版社旗下“百老汇书系”的高级编辑了，主要工作就是策划编辑非小说类图书。我告诉她我要写书的事之后，问道：“现在的出版业与过去已经大不一样了，不是吗？”
　　她说：“没错。但是如果你是真心热爱书籍的话，你就不会介意自身的待遇究竟如何。你是和你的作者们一同工作的。”
　　的确，克里丝之所以出现在颁奖现场，是因为她所编辑的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的著作《古拉格史事》（Gulag）入围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奖”提名。这本书讲述了一段有关苏联集中营的历史。唉，可惜的是阿普尔鲍姆最后并没有得奖，但是她在不久之后获得了普利策奖。
　　我还要为另外两名被提名者打气加油。一位是汤姆·博伊尔（Tom Boyle），他的小说《堕落之城》（Drop City）被提名。我曾在维京出版社与博伊尔一起合作出版了他的几部著作，由此成了很好的朋友。
　　另一位作家是乔治·豪·科尔特（George Howe Colt），他被提名的非小说类作品是《大房子：美国夏宫里生活的一个世纪》（The Big House: A Century in the Life of an American Summer Home）。它是一封献给逝去岁月的情书。夏宫建于20世纪初，位于科德角，为科尔特的家庭成员所共有。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由于再也无法负担巨大的开销，就将房产推上市场出售。在我离开维京出版社前不久，我曾试图签下这本书的版权，但它最终花落斯克里布纳出版社（scribner）。
　　同样可惜的是，博伊尔和科尔特都没有获奖。但是有一位获奖者是我能百分之百确定的，那就是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由于对“美国文学的杰出贡献”，他成为当年国家图书奖的大赢家。很高兴他最终获得了这份应得的荣誉。尽管我知道，就个人而言，在他的写作生涯中能有一次小说奖提名机会就够了。当然这是奢望，那些顽固的文学卫道士在提到他时，一直称他为“一个为钱写作的通俗小说作者”。
　　对于这一点，在获奖感言中他曾冷冷地谈道：“有些人热烈宣扬要授予我这一荣誉，也有一些人觉得那实在是个糟糕透顶的想法。”
　　为什么会这样？我来告诉各位其中的缘由。这要从1952年开始说起，当时阿诺德·哈诺是一家小型平装书出版社莱昂出版社（Lion Books）的总编辑。他试图推荐他旗下的大牌作家吉姆·汤普森（Jim Thompson）的小说《内心杀手》（The Killer Inside Me）提名国家图书奖，但是无功而返。罗伯特·波利托（Robert Polito）的《野性艺术：小说家吉姆·汤普森传》是一部有关汤普森的传记。这本书笔调刚健有力，言语间饱含同情惋惜之情。在书中，波利托写道：“在遇到哈诺之前，汤普森只出版过3本小说……但在与哈诺共事的1952～1954年间，他迅速地推出了14部作品，产量占他一生中所有作品的一多半……哈诺对汤普森的信任，任何在此前后的出版人都难出其右。”哈诺是我一生的挚友，目前正在他所钟爱的作家之路上孜孜前行。
　　在当代美国小说界中，汤普森是最优秀而又是最被忽视的“坏男孩”。他赢得了主流看不上的声誉，这使得他甚至超越了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和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一位书评家在提到他时，称“吉姆·汤普森小说的最大优点是它们完全没有高品位。”如果时光倒流，1952年国家图书奖的评委看上了《内心杀手》，那么在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战争又将会是多么不同。
　　但是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在回应斯蒂芬·金对“美国文学的杰出贡献”时，却说“他不过就是时常写点低俗恐怖小说的家伙。”
　　在当晚稍后的时间里，雪莉·哈泽德（Shirley Hazzard）因《大火》（The Great Fire）获得了“小说类奖”。她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作家。我认为她的小说《金星凌日》（The Transit of Venus）是黄金时代中的最佳小说之一。她也是文学世界的“把关人”，但可能不如哈罗德·布卢姆那样走极端。在获奖感言中向众人表示感谢之后，她就将批评的矛头对准斯蒂芬·金。她提到包括埃尔莫尔·伦纳德（Elmore Leonard）和彼得·斯特劳布（Peter Straub）在内的一连串不同风格的作者，认为他们更应该获得这份荣誉。　　哈泽德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如此丰富而又变化多端，因此我觉得仅给大家罗列出一份时下最广为传阅的作品名单是远远不够的。”
　　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精英殿堂的守护者都阅读悬疑小说打发时间，但他们总是会在所谓的“流行文化”前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我认为这种态度使得人们因阅读体验带来的快乐感不那么全面。在高雅艺术与大众娱乐之间总存在一条鸿沟，但在这二者间还应该有一架桥，人们可以选择自由地在两边走动，而读者确实是这样做的。
　　在平装书出版领域，这场战争已经超越了书籍的阅读价值而竞争得尤为惨烈。奥斯卡·迪斯特尔多年以来一直如魔术师一般经营着矮脚鸡出版社，他热衷于阅读那些优秀的商业小说，而对于出版纯文学小说却颇为谨慎。他对我说：“问题在于，难道说我们买一本书仅仅是因为它是一本好书，或是因为这本书实在不容错过？”他的答案是：“我们出版业的核心是出版人们可以享受阅读乐趣的好书。”
　　在所有这些平装书出版社的老板中，对于阅读体验的理解最深入、最广泛的要数维克多·韦布赖特。他清楚他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商业小说，但是他也未曾低估过纯文学小说的力量。韦布赖特为新美国文库出版社买下了诸如《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和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这样的非凡巨著。如各位所知，他还开创了非裔美国人小说市场。
　　马克·贾菲（Marc Jaffe）曾经先后为维克多·韦布赖特和奥斯卡·迪斯特尔工作过，他觉得与迪斯特尔一起工作是最有意思的事儿。但是他同时还认为在挖掘作者方面，韦布赖特绝对是所有平装书出版人中的第一人。当马克在新美国文库出版社工作期间，他曾有一次向韦布赖特问起，是什么促使他出版3位畅销书作家厄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詹姆斯 T法雷尔（James TFarrell）的作品的。韦布赖特说：“呃，马克，我所做的就是把所有参与竞标的书籍摆在地板上，这样我就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从内容就可以判断，这些是当代的文学性作家，那些作家的作品有某种流行品位，之后我们再有针对性地进行选择。”这3位中的考德威尔为韦布赖特赚得了巨额利润。到1961年，他的书在全世界共卖出6 400万多册。
　　最后说到这场文坛内战，我想要提及那个时代的优秀出版人约翰·法勒（John Farrar）。1950年，他曾在《美国学人》中写道:“仅为那些‘社会精英’出书对我而言实在是太无趣了。我还喜欢‘泛泛之辈’，也喜欢‘庸俗之流’。我鄙视那些文学上的‘假内行’。我喜欢构思精巧的故事，讨厌那些矫饰无趣的作品，不管它的外表披着何种学者派头的外衣。”
　　我差点忘了要介绍一下这段黄金岁月的起落时间。它的衰落并不是始于真正爱书的出版人让位于那些利润至上的出版商之时。它开始于出版人和编辑们开始减少他们喝酒的次数。如果在图书出版业也有一朵国花的话，那一定非马提尼酒莫属。你在本书中会看到这朵马提尼之花在那段黯淡的年代（这是我对它的评价）是如何凋落的。
　　但不管怎样，这杯酒为你们而干。
2007年10月

出版业的核心是出版人们可以享受阅读乐趣的好书。

无疑，阿尔?西尔弗曼既是一位杰出的出版人，又是一位资深的业内人士。在卓尔不群的出版社和嗜书如命的编辑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的当下，他当之无愧是写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书业辉煌历史的最佳人选。他用他那一流的记忆力、敏锐的眼光和绝佳的幽默感，回忆起出现在他生活里的那些出版人、作者、文学代理人、编辑，他们经常表现出不可思议、神采飞扬的个性。因而，这本书成为热爱图书和书业人士的首选。
　　　　　　　　　　　——　迈克尔?科达（《因缘际会》等书的作者）

眼下，有这样一本讲述和研究美国书业“黄金时代”120多位编辑、出版人精彩故事的图书摆在我们面前，它给整个中国出版行业的影响甚至不能只用惊奇来描述，也许这影响会是深层次的。
—— 聂震宁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 ）

（美）阿尔·西尔弗曼 （Al Silverman） 著：阿尔?西尔弗曼（Al Silverman）是美国出版业的资深人士，在体育杂志工作12年后，于1972年进入出版业，担任“每月一书俱乐部”的CEO。后成为维珍（Viking）出版社的总裁及总编。

叶新 等译：暂无简介

叶新先生感谢我为他领衔的译著《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作序，而我却要感谢他邀请我来做这件事情。为他人的著作写序作跋本来是老大难事，因为空话无益、套话无趣、溢美无聊而实话难工。可为本书作序，我却要反转过来感谢对方，说来却是有其原委的。我近来十分希望读到更多的介绍国外优秀编辑和出版人的著述，故而在接到本书清样时，心里就有一阵不期而至的欣喜。及至展读清样，发现全书竟囊括了120多位美国书业“黄金时代”的编辑和出版人，顿时有如入宝山之惊奇。此外，我还发现书中写到了我的一位美国出版界友人，前不久我和这位友人刚刚合作做成一件颇具影响力的事情。尽管这是我个人意外而亲切的收获，但其中却也昭示了一些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意义。我将在这篇序言结束前谈到此事。
　　我相信，在当下的中国出版业内，如我这般喜欢《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一书者，肯定大有人在。近些年来，介绍和研究欧美出版业的书籍文章，多显赫于产业的规模、战略、资产、跨国一类宏大叙事之上，仿佛出版产业成功的奥秘全在于跨国公司董事长和CEO们资产经营、战略部署的奇思妙想、帷幄运筹之下，这显然并不符合出版产业的全部实际和核心规律。出版产业最普遍、最核心、最生动且影响最久远的总是出版物和从事出版物生产经营的编辑和出版人。眼下，有这样一本讲述和研究美国书业“黄金时代”120多位编辑、出版人精彩故事的图书摆在我们面前，它给整个中国出版行业的影响甚至不能只用惊奇来描述，也许这影响会是深层次的。
　　我们正处在大变革、大重组的时代。中国出版产业化发展风起云涌，其声势与规模，其创举与创见，可谓世所罕见、史称空前。战略投资、战略重组、联合兼并、资本扩张、改制上市、技术创新、国际化发展以及超大型出版项目，如此这般，一时龙虎风云际会，一时多少英雄豪杰，占据了业内报刊大部分的头版头条，获得了权威媒体的重点报道，充盈了出版产业经营者的心田，回荡在出版产业的天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版业，必得要从一系列产业的山峰沟壑中开辟出一条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通衢大道，不如此不足以让中华民族的出版车阵隆隆驶过。我们的出版产业正处在风生水起、激动人心的劈山开路的重要历史时刻。可以想见，中国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也许正在到来。然而，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产业的发展，大体需要战略、资产、人员、运营这四个基本点的支撑。当我们对战略和资产倾注了必要的激情和力量之后，现在不能不对人员和运营投入应有的热情和支持。一部出版史，是出版物构成的历史，说到底，也就是编辑、出版人活动的历史。特别是编辑，他们是出版业文化内涵的核心，他们是出版业最主要的生产力之所在，是出版业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细胞。正是古往今来无数编辑人士，发掘出数不胜数奇伟瑰怪、空前绝后的作品，演绎了许许多多有声有色的书籍传奇，才有了今天汗牛充栋的书籍宝藏，承载了人类文明的传统和创新。无论今天和未来出版业再如何产业化，我们只要不打算放弃对文化品质的坚守，只要不打算放弃出版行业的责任，就不能轻视更不能放弃对编辑业务的研究。正如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赫伯特·席勒所指出的：“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批判性地仔细考察工作程序的演变过程，同时将自身与文化事业的内容联系起来，当然，同样重要的任务还有对这些工业的运作和结构的仔细研究。”（《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版.2003，第476页）《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正是这样一本既“仔细考察工作程序的演变过程，同时将自身与文化事业的内容联系起来”的编辑业务实录与研究的专著。此书的中文简体本在出版产业如火如荼发展的今天来到中国的编辑和出版人中间，肯定会引起大家新奇、亲切、欣喜的感觉。为此，我们要感谢叶新先生的慧眼独具，还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匠心独运。
　　然而，这本书还会引起我们的忧郁和思考。我们要问，作为出版强国的美利坚，他们书业的“黄金时代”是如何衰落的。这是我们今天研读此书最重要也最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请看作者阿尔·西尔弗曼在书中前言是怎样解释的。
　　首先，作者在前言里指出“黄金时代”形成的内在原因，“图书出版业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编辑地位的提升”。继而，他指出其衰落则在于编辑地位的衰退，还在于“整个出版业全面呈现出保守僵化态势”。接着，他愤懑地批评道：“一批卓越的老牌出版人正在逐渐被那些盈利至上的商人所取代。”但是，作者并不偏激，在前言的最后一段，进而不无感伤地写道，这段黄金岁月的“衰落并不是始于真正爱书的出版人让位于那些利润至上的出版商之时。它开始于出版人和编辑们开始减少他们喝酒的次数。”作者微言大义地揭示了出版人和编辑的合作、交流、协调一致的重要性。他并没有一般地斥责盈利至上的资本对书业的负面影响，他怪罪的是出资的出版人与编辑的疏离甚至分道扬镳。这一历史的前车之辙可以提供给今日之中国出版产业作为借鉴和思考。
　　然而，《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并非一本旨在讨论资本与书业关系的研究专著。它是一部集口述历史、叙事性史料和作者个人亲历感想于一体的纪实性读物。全书的叙述从美国书业“黄金时代”起源的标志性出版社——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的创始人罗杰·斯特劳斯开头。罗杰所创立的出版社在50多年里出版的书获得了17项诺贝尔文学奖。年迈的作者在2003年12月纽约最大的一场暴风雪之后前往造访当时已经87岁的罗杰。“看到眼前这个身子单薄、衣着破旧的罗杰我并不感到惊讶。”作者写道，“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大病初愈后的灰白色，双眼显得格外突出。但他全身收拾得很利索……他光滑的银白头发比过去向后梳得更紧了，这令他看起来像是已取胜的斗牛士。”两位老人一面注视着窗外正在铲雪的人们，一面平静地追忆往事。5个月后，罗杰辞世。于是这次交谈可以看成是“黄金时代”一位杰出出版人的绝唱。诸如此类的动人讲述，发生在“黄金时代”120多位编辑和出版人的职业生涯中，构成了全书的每一章每一节。我们读到书中大多数的故事和细节，就能深切地感受到故事和细节中人的灵魂，真切地体会到那个年代的编辑出版职场的氛氤，以及传统书业特有的纸张油墨的气味。作者以一种怀旧的方式排山倒海地去追忆逝水年华里的人与书、光荣与梦想、傲慢与偏见、友谊与冲突。即便是傲慢、偏见和冲突，也已经有了时过境迁的况味，抑或是笑谈于马提尼酒中的洒脱。在这些讲述中，我们找到了出版业最初的东西，那些质朴，那些智慧，那些奉献，那些意气和执著，还有，编辑和出版人生命的彩虹——那些书籍及其作家。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在活动，在为一些书、一些作者扮演着异常复杂的角色。在美国书业的“黄金时代”，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说得好：“只有作者才能够理解，一个伟大的编辑如何能做到既是父亲、母亲、教师，也是人世间的魔鬼或者上帝。”诚哉斯言，值得每一位编辑和作者记取和思考。
　　我要说，全书让我们最为感动的还是本书的作者阿尔·西尔弗曼。他既是一位杰出的出版人，又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却有着一流的博闻强记、一流的敏锐眼光、一流的幽默而晓畅的文笔。他有着与那么多个性张扬不羁的大师级编辑和出版人长久深挚的交谊合作，因而书中的叙述倾注了他亲历亲见亲闻的真确情形和情绪。至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老出版人那旺盛的生命力，如阳光一般穿越在120多位编辑和出版人之间，穿越在“黄金时代”每一个精神碎片之间，与那些人和事，那些闪光的精神碎片交相辉映。可以相信，这样的文字将会引得对出版业葆有浓厚兴趣的读者们长久地、反复地阅读和探究。
　　前面我已经提及，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书中写到了我的一位美国出版界友人，感到惊喜而亲切。这位友人就是贾森·爱泼斯坦先生。爱泼斯坦先生在兰登书屋工作了几乎半个世纪，最后官至总编辑。贝内特·瑟夫在《我与兰登书屋》里自豪地宣称他把爱泼斯坦调入兰登书屋乃是一个非凡的人事举措，并亲切地把爱泼斯坦称为是“我背负的一个十字架”。在美国书业“黄金时代”，爱泼斯坦被称为“魔鬼理发师”，可见其编辑功力之出色。他还是著名的《纽约书评》的创始人之一。2009年7月29日，我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接待了他。他已年过80，却主持了一项技术发明，即集成式按需印刷机，也就是本书前言里和213页处提到的咖啡印书机。这项发明被《时代周刊》评为“2007年最佳发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正在引进这项技术，为全世界生产这款机器，爱泼斯坦先生便是为了与我们的合作，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我谈判。谈判是友好而卓有成效的。在谈判过程中，我更多的是在窥视这位美国出版业大师级老前辈，充满了对他的好奇和尊敬。会谈后我在北京大董烤鸭店宴请他和夫人一行。在宴席上，我还得知他是一位烹饪高手，正如本书在213页中所写到的那样，别有一番情趣。
　　时过一年，在《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一书里偶遇爱泼斯坦先生，颇有些“他乡遇故知”的惊喜。书中的讲述，帮助我对这位老前辈有了深入的认识。我不禁由此生出一番感慨：作为“黄金时代”的编辑大师，年过八旬的爱泼斯坦先生以他所主持的一项技术发明走进了新的世纪，迎来了数字化出版的时代，真是一件颇具象征意义的事情。“黄金时代”昔日的辉煌已经远去，在一些读者掩卷沉思不无神伤之际，无数的编辑和出版人却还在前行，继承与创新，总是出版业一脉相承的精神。正如美国大发明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所指出的：“在什么时候，新时代与旧时代并肩而立，一较短长；在什么时候，所有人的精力都被恐惧和希望所驱动；在什么时候，旧时代的历史荣光与新纪元的美好前景交相辉映？和以往一样，这次也是一个很好的时代，问题是我们必须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阅读理解这本书，特别是以此来理解此书中文简体本在中国的出版。我们必须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今天这个很好的时代——像我的朋友爱泼斯坦先生那样。
　　是为序。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
2010年7月

推荐序（聂震宁）
编者的话
前言
上篇　后来居上者
　　17次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书业奇葩也能与《麦田里的守望者》擦肩而过；强强联手或许能典藏《唯一》，但谁能保证《教父》不会湮没在他们的纠葛里？《沉默的羔羊》借书业之轮驰骋于大地之声、歌、爱、恋间；艺术图书大师布拉齐勒的《爵士》之乐让您“用眼睛去聆听”……
——开篇序曲
第1章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书如其人
第2章格罗夫出版社：希望一切顺利
第3章布拉齐勒出版社：探索世界奥秘之旅
第4章雅典娜神殿出版社：合伙虽好不长久
第5章圣马丁出版社：最奇特的书业齿轮
中篇　硕果仅存者
　　我要告诉你的是，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早些年已经在渐行渐远中彼此模糊，而当我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即使是那些芝麻小事，我都会感到某种荣耀。
——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国际主义作家石黑一雄
第6章维京出版社：最出色的独立出版社
第7章双日出版社：奇妙的家族企业
第8章哈珀出版社：卡斯父子主宰的王国
第9章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为读者着想
第10章兰登书屋：自主经营之地
第11章克诺夫出版社：恍若梦境
第12章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父与子的故事
下篇　平装书旋风
　　在什么时候，新时代与旧时代并肩站立，一较短长；在什么时候，所有人的精力都被恐惧和希望所驱动；在什么时候，旧时代的历史荣光与新纪元的美好前景交相辉映？和以往一样，这次也是一个很好的时代，问题是我们必须知道该如何去面对。
——美国思想家、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第13章巴兰坦出版社、埃冯出版社、口袋书社、
德尔出版社
第14章新美国文库出版社、矮脚鸡出版社、福西特出版社
致谢
译者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