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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思想集体的视角
作者 : [美] 阿诺德·理查兹(Arnold D. Richards) 著,亚瑟·林奇(Arthur Lynch) 整理
译者 : 何巧丽 张皓 屈笛扬 等译
出版日期 : 2019-12-18
ISBN : 978-7-111-64085-1
定价 : 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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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信息
语种 : 简体中文
页数 : 309
开本 : 16
原书名 : Psychoanalysis: Perspectives on Thought Collectives
原出版社: Ipbooks
属性分类: 店面
包含CD : 无CD
绝版 : 未绝版
图书简介

精神分析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的一套有关心理及其治疗方法的科学。但现在,这门学科却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状态。一方面,精神分析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并且受人尊敬的行业,从业者和培训机构遍布世界。另一方面,那些反对的力量旨在减少和贬低它的贡献。在科学界、知识界和学术界,批评者认为它已经过时,因此是多余的。
那么,在精神分析这门学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它逐渐失去了优势?
精神分析是我们的专业,它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尊重历史和个人史。本书作者阿诺德·理查兹从审视精神分析历史的视角,运用科学社会学的思想,重新看待我们的专业的发展,并试图找出精神分析逐渐失去它优势的“病因”。就像去理解神经症的起源一样,他从精神分析的根源——弗洛伊德身上,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这门专业现状的成因。

图书特色

我们可以不同意对方,但并不排斥对方
我们可以有分歧,但仍然能互相对话

图书前言

精神分析的生物-心理-社会历史背景
在本书中,阿诺德·理查兹的文章有以下观念:社会层面的影响在整个精神分析的历史和发展过程中无处不在。本书见证了思想集体以何种方式塑造精神分析理论本质、以何种方式为之做出贡献。在第一部分,通过引用路德维克·弗莱克的文章,我们看到科学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在精神分析知识方面的创造,以及社会传播方面的应用。在第二部分,阿诺德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弗洛伊德学派思想集体的创造过程。在第三部分,他的视角转向专业组织,并扩展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把它运用于美国精神分析思想集体所做的尝试及所遇到的麻烦中。第四部分转向多元化视角、范式视角和政治视角。第五部分,总结科学知识社会学在专业期刊运营和管理的内外部组织动力中的应用。
第一部分:序幕
在第1章中,阿诺德回顾了精神分析知识的创建和传播。在这章的开始,阿诺德讲述了他在门宁格精神病学院(Menninger School of Psychiatry)受训期间精神分析的生物-心理-社会氛围。这一点与纽约精神分析学院巨大的医疗飞地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在纽约精神分析学院随处可见20世纪伟大的精神分析师,但像门宁格那样的多学科合作团队,却令人遗憾地消失了。
这段介绍把读者带到这篇文章的核心主题,“排斥”和“包容”之间的联系——谁可以成为精神分析师,谁不能。派尔斯认为,精神分析正处于围困之中,要为生存而战(Pyles,2003)。阿诺德同意这个结论,但为了改变这种困境,我们必须成为“精神分析学者—活动家”。阿诺德所在的位置,让他接触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关注那些加速精神分析衰落的社会因素(例如身份)。
为了给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一个框架,阿诺德引用了路德维克·弗莱克的文章。弗莱克表明,具有相同科学信仰的人倾向于被吸引进“思想集体”中,每个思想集体都有自己的“思想风格”。思想集体是一种人类共同体,在其中人们相互交换思想,维持知识的互动。阿诺德思考了托皮卡和纽约不同的思想集体对精神分析思想风格的塑造。
关于这些概念,阿诺德提出了“教化”的理念——成长,或内在发展的过程。要成长得很好,或者说“有教养”(gebildet),就要兴趣广泛并接受大量的教育。有些思想集体要求分析师接受医学培训,有些则认为教化是首要标准。
教化的标准涉及谁可以成为分析师的讨论。实际上,教化是弗洛伊德与布里尔之间斗争的核心。布里尔坚持认为只有具有医学背景的人才能成为分析师。阿诺德仔细分析了他们二人各自的故事,并向我们展示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是如何形成其不同的精神分析视角和结论,并被当代精神分析中不同的思想集体所拥护的。在阿诺德看来,他们的不同故事对协会组织来说是个隐喻,这可以预测:谁会被接受,谁会被排斥。最后,阿诺德思考了我们能从这个警示故事中的所学,并给出了他的建议。
第二部分: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
在第2章中,阿诺德扩展了第1章的说法,进一步阐述了在哈布斯堡王朝阴影下的弗洛伊德、布里尔和弗莱克,是如何建立精神分析和科学社会学,以及如何在短时间内把精神分析带到美国的。阿诺德以弗莱克的理论为工具,探索了以上两个新领域的社会决定因素,以此来了解科学事实是如何“被创造、接受和传播”的。随着中欧犹太人的解放,教育成为他们通往教化的通道,包括服务于其理念的学校教育和性格塑造经历。会说德语被视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德国式的教化是他们摆脱犹太传统刻板形象、走向同化的通行证。阿诺德深入研究了布里尔和弗洛伊德不同的教育经历。布里尔可能接受了狭隘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传统,而弗洛伊德所受的教育提供给他更广阔的视角和生活体验(这是布里尔错失了的教化),这让弗洛伊德更容易进入社会、知识和专业领域。布里尔作为外乡人来到美国,他另辟蹊径进入纽约的文明城市生活,设法让自己受到教育,并公开倡导精神分析。
在第4章中,阿诺德呼吁人们从弗莱克的视角,审视弗洛伊德的身份认同,以及身份认同对创立精神分析这门学科有什么样的影响。他研究了弗洛伊德人格的三个维度:他所信奉的“教化”理念、当时的反犹主义,以及他的“无神论”。然后,阿诺德运用这些发现,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人与科学都是既定时代的产物”。
最后,阿诺德阐述了由一个犹太人创立精神分析的重大意义。在这里,他再一次借鉴弗莱克的《摩西与一神教》。这部著作呈现了弗洛伊德对于其独特犹太遗产的最终洞察。精神分析的创立不仅仅是那个时代哲学的替代品,弗洛伊德还找到了哲学的解放,允许他打破其种族和宗教传统。这种解决方案使弗洛伊德摆脱了围绕他的反犹太仇恨,并推开了同化的大门。然而,这种解决方案(创立精神分析)的代价非常高,反映在他对犹太人身份的矛盾情感中。
在第5章中,阿诺德通过弗洛伊德专著中的主题,以及其他历史学家提供的轶事,继续谈论形成弗洛伊德身份认同的三条主线。在《图腾与禁忌》(1913)中,弗洛伊德认为,弑父的渴望是普遍的,这只是关于谋杀的种族遗传记忆出了错,使得良心的结构包含了自我为中心和反社会的本能。到1939年,在《摩西与一神教》中,阿诺德表明,弗洛伊德更进一步认为,除了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记忆,还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记忆,它被“父亲-宗教”的提出者摩西犯下的第二次谋杀所强化。阿诺德认为,我们已经看到弗洛伊德关于宗教和无神论的最后声明。正是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影响他犹太身份认同的三条主线最终被整合。弗洛伊德的身份认同已经形成了一种无信仰的意愿:这并非源自根植于童年的个人因素(尽管这些可能很重要),而是源自社会连接的感觉,源自在终极不确定的世界里对坚定意志的愿景,他需要在一种世界观中找到表达,这种表达提供积极的方案、意义感和前进的方向。
在第6章中,我们发现弗洛伊德在思考:谁应该领导精神分析,并带领它穿越在美国的成长痛苦,布里尔一直是这个领域公开的强有力的倡导者,但是这位傲慢的移民与弗洛伊德在非医学背景的问题上存在冲突。詹姆斯·杰克逊·帕特南(James Jackson Putnam)是一位本地的非犹太人,似乎是一位理想的继承者,但是他更倾向于黑格尔学派的精神维度。这似乎在弗洛伊德看来是肤浅和无关紧要的。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前,帕特南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感到不解。他兴趣盎然地邀请包括弗洛伊德、荣格和费伦茨在内的小组成员,在他家位于阿迪朗达克斯山(纽约州)的憩园中度过一个周末,在此之后,他对精神分析深信不疑。然而,帕特南很快意识到分析师的性格缺陷可能对患者产生负面影响。这使他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产生另一个分歧。帕特南在他的《人类动机》一书中传达了这个观点,这使弗洛伊德注意到更深层的反映其性格的道德动机。最后,布里尔被选中为领导者,灵性在精神分析中的角色和功能问题再也无人提及。
第7章从对约瑟夫·伯克的介绍开始,他因努力帮助R.D. 莱茵(R. D. Laing)建立金斯利·霍尔社区(一个社区治疗项目)而闻名。他曾与玛丽·巴恩斯合作,把精神分析与卡巴拉联系在一起而闻名。阿诺德在提到伯克的核心论点之前,先简述了弗洛伊德对神秘主义和卡巴拉的兴趣。伯克的核心论点是:虽然弗洛伊德可能是一个不敬神的犹太人,但他拥有普遍的犹太灵魂,精神分析是卡巴拉的世俗分支。
相反,阿诺德认为,精神分析植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传统。阿诺德并没有否认哈西德主义和卡巴拉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有影响,但他指出,弗洛伊德还受到神经生物学、神经病学、人类学、希腊神话、文学、催眠、精神病学和精神病理学等思想的影响。
第三部分:对精神分析组织的看法
在第8章中,阿诺德介绍了美国精神分析协会(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APsaA)的会员资格和认证历史。在各小节中,阿诺德和莫舍追踪了美国精神分析的历史是如何与认证、成员资格、排斥非医学背景精神分析师、内部政治权力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在20世纪下半叶,旨在歧视性和排他性的会员认证新标准竟得以实施或合理化。这种排外的做法,最初是由布里尔强制执行的,即只允许接受过医学训练的精神分析师在美国治疗病人。
在第9章中,阿诺德阐述了精神分析衰落的原因及其面临的潜在危机。治疗的经济效益已经变得难以管理,与此同时公众对它的需求也急剧下降。分析师候选人的数量在降低,患者人数减少,保险覆盖面减少,在精神科和学术部门的代表人数减少。分析师正在逐渐淡出这个行业,能代替他们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弗洛伊德认为,科学建立在经验模型基础之上,阿诺德则认为,精神分析知识的传播变得更加受政治驱动:培训分析师系统中的精神分析知识,已经导致它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永恒存在,并在精神分析组织和机构的结构中处于独裁地位。
阿诺德提醒我们,如果不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探索性努力,精神分析就什么也不是。当探索性的检验和挑战被压制时,精神分析理论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此外他指出,对许多分析师来说,精神分析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神学,而是一种智力刺激,是人性及人文努力在情感层面收获的奖赏,在这里常规受到创造性的挑战,创新也受到传统的约束。阿诺德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这实在太珍贵,我们绝不能丢失。他认为,现在是时候让我们重新沉浸在更大的好奇心、创造力和自由的知识世界中,再次重返精神分析领域。
在第10章中,阿诺德描述了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为建立包容性的程序和民主结构所做的努力及失败,以及其所具有的含义。他认为,1946年在美国精神分析协会重组期间成立的职业标准委员会(Board o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BoPS),就像是美国精神分析的“凡尔赛条约”。它企图通过强制推行不合情理的、不民主的、最终站不住脚的重重壁垒,在不稳定的派系之间创造和平。这些排外的手段现在威胁到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生存,对此我们要小心。
阿诺德继续阐述他悲观的人口统计数据:分析师成员的不断老龄化,新成员和候选人的人数下降。不难看出,财政上的危机也迫在眉睫。这些问题都集中在1946年的重组和职业标准委员会的政策上,以及它不愿接受监督的问题上。这里,阿诺德简述了自那时起职业标准委员会的发展历史。这种失败的解决方案的一个例子,是1938年它对非医学背景人员的精神分析培训和对实践的排斥。职业标准委员会仍然致力于这种成员限制。协会新近授予的成员在未来几年所做出的决策,将决定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是否可以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前瞻性的专业组织,或者是否会因年轻精神分析师的主导而凋亡。
精神分析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讨论它作为一门学科和社会机构的身份。阿诺德一方面考虑科学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考虑我们学科的解释性本质。他的目标是阐明精神分析知识的类型学(typology),将精神分析的特征概括为一种治疗形式、智力运动和理论体系。这种类型学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思想集体,通过交换和维护思想来影响其成员。要成为一个全面的精神分析思想家或实践者,必须能够在三种知识领域间轻易地转变: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真理标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知道何时应该采用哪些标准。
第四部分:对多元主义的看法:范式与政治
在第12章中,阿诺德贡献了一个视角:精神分析理论及技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以此评估精神分析的状态。他先简要地回顾了历史,指出弗洛伊德的理论既是一种调查方法,也是一种治疗方式。他认为,相较于治疗理论,分析师们似乎更能容忍对心理理论做出较大修改。
20世纪70~90年代,精神分析理论的争论集中在精神分析理论方法的不断增多上,即集中于理论的多元化。阿诺德以“自体”概念为例,使精神分析领域两极化,一方面保持了传统观点,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自体理论”。这些新理论呼吁分析师彻底进行改变,以适应新的临床问题并弥补各种缺陷。阿诺德简要评论了科胡特、戈登伯格、克莱因和盖多。
同时,其他新的不同理论集群开始出现。学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格兰巴姆(Grünbaum)呼吁人们严格遵循科学的规律,科尔比和斯托勒推崇认知科学,以及霍布森呼吁人们将精神分析与神经机制结合。谢弗和司宾斯认为,精神分析是由解释学所驱动的。霍尔特主张彻底拆除弗洛伊德的超心理学,因为它的重要假设是过时的、机械的和错误的。埃德尔森采取了更有希望的立场,即把精神分析理论视为一种潜在的科学。
分析师们也开始采用新的混合模型。沃勒斯坦强调接近临床概念的体验,以及不同流派分析师的日常治疗工作都可以被纳入共同基础,据此达到统一。米歇尔斯指出(1988),“在精神分析的对话中,理论的多元化并没有减弱的迹象。”理论多元化激发辩论和比较研究,因而他会持续振兴该领域。不足的是互相竞争理论的发展推动了分裂倾向,互相竞争理论的支持者倾向于使用不同的观察基础。以斯托罗楼(Stolorow)、布兰德卡夫特(Brandchaft)、阿特伍德(Atwood)为例,阿诺德指出:有种方法规定了临床数据的种类,从这些临床数据中我们可以构建理论,形成假设,并据此检验假设;这种方法必须基于心理是如何运作的理论;这种方法还要建立边界,而理论建构是发生在边界内的。心理理论的理论性方法,是精神分析的元理论基石。
本章的其余部分,阿诺德致力于阐明一个更个人化的视角。他指出,理论必须植根于现有的最具综合性的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阿诺德把剩余的篇幅都用来从目前的趋势中做出推断,提出一个更加个人化的精神分析理论视角。他认为,这个理论要根植于现有的最广泛的心理理论中。阿诺德称赞弗洛伊德的模型既具有最大的外延,又很有解释效力。这一成就取决于弗洛伊德认识到关于心理必须同时包含冲突和心理综合两部分,以实现多维包容性(例如,部分-整体维度、冲突-缺陷维度、动机-因果维度、科学-人文维度、内心-外界维度)的功能。这一理论的最新版本融合了几代分析师的成就,他们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基本概念,并为之添砖加瓦。
最终盛行的精神分析理论将是一个最有解释效力的理论,与神经科学、婴幼儿观察研究等领域趋同。要达到这种趋同,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复杂的身心问题。虽然神经生理学机制可能永远无法取代心理学命题,但它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础,以供人们在相互竞争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做出选择。
从长远来看,用拥护一方打倒另一方的方式来调停生理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是不可能的。例如,把精神分析视为唯我独尊的解释之道,注定会遭到否定。后者支持真理的融贯理论,不能为心智科学提供认识论基础。这最终败坏了精神分析方法作为科学研究工具的名声,也破坏了由该方法产生的数据的证据状态,还伤害了这些数据所支持的理论的有效性。
阿诺德的理论中隐含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经由一个“真理”理论,部分基于精神分析获得的数据,部分基于分析和其他科学的趋同之处,来确认某些理论,同时认定其他理论的无效性,从而向一个综合性的、有效的理论前进。在这里,阿诺德主张真理的符合论原理,根据符合论,心理是自然的一部分,关于心理的理论可以被客观地检验。与汉利一样,阿诺德认为精神分析学是一门能够掌握精神生活事实的科学,尽管精神分析情境本身、自由联想数据等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
阿诺德认为,理论与临床技术密切相关。阿洛在谈到发病机制的理论时提出了这一观点,布伦纳曾提出具体理论概念,例如防御、抑郁性情感、妥协形成和心理内部冲突与临床的一致性等。阿诺德希望未来的分析师,能够更好地展示出他们的理论概念在临床上的相关性。他相信,只有在激烈的辩论中,在对话向所有观点的倡导者开放的情况下,这种未来才会发生。这是基于他的观点,即理论上的百家争鸣对于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共同基础模糊了各理论间的差异,并常常提出一些概念来消除或改变基本概念。在寻求共同基础时,我们实际上通过不去理会理论的方式,来应对各种不同的理论。
阿诺德对此的补救是,对于不同的理论取向之间的差异,既不认为它们在临床上无足轻重,也不把它们掩盖起来。相反他认为,不同理论之间的差异必须被接受,无论好坏,最终的共识将基于实证主义的充分性出现。这里的困难是,如何定义不同理论的结构在进行比较时的充分性。为了说明这一点,阿诺德举了一个例子,他指出自体心理学中“缺少内容的状态”(contentless states)这一概念在临床上不具有充分性。差异是存在的,并且它们是相因相生的。阿诺德建议我们探索和比较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有哪些内容在支持那些相互竞争的理论。为了促进这种建设性对话,他开始谈论具有一致性的培训。尽管其他人担心精神分析的去医学化、女性化和国际化,能够每周进行四五次分析的分析师人数不断减少,这更令阿诺德担忧。
第五部分:结语
在结语中,阿诺德以两章内容总结了本书。阿诺德在第16章中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他观察到世界范围内人们对精神分析越来越感兴趣,同时也存在反对的力量旨在减少和贬低它的贡献。乐观和悲观的观点来自几个方面。在科学界、知识界和学术界,批评者指责它已经过时,因此是多余的。这些批评强烈阻碍了这个领域的发展。除了这些挑战,还有一些互相竞争理论的新发展,包括现代客体关系理论、自体心理学、关系视角、现代克莱因学派和拉康学派。这些新的理论立场的发展所提出的挑战远远不够友好,在当时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这导致了理论多元化的分裂状态,使得参与的各方都身处险境,导致一种激烈争吵和破坏性见诸行动的氛围,妨碍了治愈的可能性。多元化迫使我们需要解决旧问题。谁可以接受精神分析治疗,谁不能?什么是最有效的治疗,是精神分析还是心理治疗?辅助疗法和精神药理学的作用是什么?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精神分析师,在培训中什么是必要的,以及与此相关的,谁可以被纳入精神分析师的考虑范围,谁不能?阿诺德以对未来的预测来结束本章。他指出,精神分析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核心价值是否与整个文化的价值观同步。
在最后一章中,阿诺德从JAPA的历史开始,讲述了之前的每位主编——约翰·弗罗施(John Frosch)、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um)和西奥多·夏皮罗(Theodore Shapiro),以及他们在40年前所遇到的期刊问题。阿诺德就任时,环境发生了变化,精神分析的政治、临床和组织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两件决定性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解除关联”和诉讼。在“解除关联”中,美国精神分析协会(1992)通过决议,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各机构的所有毕业生都被允许成为会员。另一个事件是诉讼的解决,这为没有医学学位的分析师进入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打开了大门,带来了更广泛和更多样化的会员资格。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JAPA曾作为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正统派的倡导者。现在,基于理论多样性的、不同受训背景的分析师不再被边缘化。这对JAPA的使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如何满足会员新的多样化需求?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阿诺德的《成为一名正统的精神分析师》(1996)带我们回顾了他自己接受的训练和影响。这一背景使他在作为分析师和编辑的身份之间,以及在人文主义和医学观点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这种人文主义观点是他在门宁格受训时被激发出来的,而其医学观点,主要在纽约精神分析学院的培训中形成。用人文主义观点对待心理疾病,就会对社会视角保持敏锐,这与医学模式对疾病的包揽截然不同。
但是,JAPA处在一种特殊的境况中。自JAPA成立以来,一直是经典弗洛伊德学派医学背景分析师的保守派杂志,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在历史背景和理论兴趣方面更加多样化的协会的正式出版物。为了管理这些通常棘手且深刻的理论和政治问题,阿诺德接受了一种标准,即一个由组织发起的期刊要想成功的话,必须能够为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发声。如果JAPA要继续保持它的成功,就必须表现出开放和欢迎的态度。他带领我们完成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变革。正是在这个寻求解决方案的时期,阿诺德发现了“科学社会学学科创始人路德维克·弗莱克的工作。沿着这种思路,弗莱克对科学内部和科学社群之间的对话非常感兴趣。他认为,科学知识源自人们交换思想的交流——他称之为“思想集体”。共同的态度和共担的责任形成了这个思想集体的特征,他称之为“思想风格”。对于弗莱克来说,“事实”是受思想风格的背景决定的,思想风格是随时间和文化而变化的,因为科学家的研究和看法是从他们的社会知识背景中获得的。他认为,思想集体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保持自身与其他集体的持续沟通,尽管它们的思想风格不同。
在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中,没有任何组织间的支持或思想集体间合作的先例。阿诺德开始设想让JAPA在解除关联和诉讼之后发挥作用,促进更高层次的融合,而不是潜在的分裂和内部瓦解。像弗莱克一样,阿诺德认为知识竞争对于鼓励科学进步非常重要,而且思想在不同的思想集体中传播时会发生变化。这引发了他的思考:“一本期刊如何加强和培育它的思想集体?”这是该领域碎片化和分裂历史中的一个紧迫问题。阿诺德坚信,一门科学的健康取决于它内部的自由沟通,它对世界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本身范畴之外的沟通。本书在这里首尾呼应,他运用了精神分析更广泛的生物-心理-社会历史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一种折中妥协的共同基础的观点,甚至也不是尝试构建一种全面综合的精神分析理论。相反,阿诺德阐述了社会维度,在此维度上精神分析被发现、建立和发展到现代形式。吸取路德维克·弗莱克的研究,应用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关键构想,他不断见证“思想集体”在历史中是如何构建精神分析理论的本质、组织和发现的。

亚瑟·林奇

上架指导

心理学史

封底文字

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在19世纪90年代创立的一套心理治疗方法。但现在,这门学科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状态。一方面,精神分析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且受人尊敬的行业,从业者和培训机构遍布世界;另一方面,反对精神分析的力量一直在贬低它的贡献。在学术界,批评者认为它已经过时,是多余的。

那么,当代精神分析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让它逐渐失去了优势?

精神分析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尊重历史和个人史。本书作者阿诺德?理查兹从审视精神分析历史的视角,运用科学社会学的思想,重新看待精神分析的发展,并试图找出它逐渐丧失优势的“病因”。这个过程就像去理解神经症的起源一样,他从精神分析的创立者——弗洛伊德出发,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精神分析的现状。

作者简介

[美] 阿诺德·理查兹(Arnold D. Richards) 著,亚瑟·林奇(Arthur Lynch) 整理:阿诺德·理查兹(Arnold Richards)

2000年“西格妮奖”获得者
被誉为“精神分析活化石”
拥有50年的心理临床经验

译者序

我最早接触到阿诺德·理查兹,是在武汉参加第一期中美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的时候。当时,我在亚瑟·林奇教授带领的中级组里。当他给我们督导案例时,他会谈到一些概念如妥协形成、心理冲突,以及一些分析师如查尔斯·布伦纳、雅各布·阿洛。国内的其他培训项目很少教授这些理论,布伦纳也只是作为“中美班”教材的《精神分析入门》一书的作者为大家所熟悉。林奇教授告诉我们,这些概念和分析师都与现代冲突理论有关。同时,他也让我们额外阅读两篇文章:一篇是《从自我心理学到当代冲突理论:历史概览》,另一篇是《精神分析:心理冲突的科学》,阿诺德·理查兹是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也是“中美班”督导组的老师。当时我在想:阿诺德·理查兹到底是何方神圣?林奇教授这么推崇他,他有哪些过人之处?如果他真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精神分析师,他来中国教授精神分析又是因为什么?带着这些好奇,也许还有一丝怀疑,我开始了解他的历史、他的贡献,以及最重要的——他是谁。
现代冲突理论起源于自我心理学。在北美精神分析的发展历史中,自我心理学一直代表着“正统” “主流”,冲突理论就像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历代理论家的修正、扩展之后形成的弗洛伊德理论的现代版本。在现代冲突理论逐渐成形的年代,美国精神分析的多元化已经势不可挡。提出新理论最便捷的方式是摒弃旧理论,并且在旧理论上“踩一脚”——理论家通过声称自己的新理论与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中的某些“缺陷”正好相反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理论。这是导致当前精神分析理论对立化、碎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阿诺德·理查兹所受的精神分析教育背景,虽然主要与“正统”精神分析理论密切相关,但他提倡多元化,对多种理论和方法保持开放,并且希望通过这种多元化促进精神分析本身发展。他认为这些学派的观点暗含了四种错误的对立关系:驱力理论vs.关系理论、内疚人vs. 悲剧人、主观性vs. 客观性、心理内部vs. 人际关系。通过与这些学派之间建立对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了解决精神分析面临多元化挑战时所做的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阿诺德·理查兹引入了路德维克·弗莱克的观点。弗莱克认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客观的科学和科学事实(即真理),因为科学离不开科学家,每个科学家都会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和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看法,一样会受到我们的训练、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人格的影响。要理解理论家所阐述的理论,我们就需要理解是“谁”阐述的这个理论。精神分析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尊重历史和个人史。于是在本书中,我们看到阿诺德回到了精神分析的两个历史源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根源)和布里尔(精神分析在美国的根源)。就像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去理解神经症起源的个人史一样,他想从精神分析的发展历史中,找到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的精神分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以及这门专业现有困难的“病因”。
科学会受到人的影响,政策和制度也不例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精神分析在美国的“排外政策”。当把思想集体的视角运用在精神分析领域中时,许多所谓的“精神分析的学术问题”(无医学背景的人在美国是不能成为精神分析师的),就变成了“精神分析的制度问题”(谁可以做,谁不能)。阿诺德对精神分析政治的研究,对精神分析和心理咨询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心理咨询正在向行业认证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谁可以做心理咨询、谁可以做督导、谁可以给受训学生做个人分析和治疗,除了本身的专业能力需要一个衡量标准,彼此竞争的行业组织的因素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想让心理咨询在中国的专业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美国精神分析的发展历史会是非常好的参照——这也是本书如此重要的原因。在本书中,阿诺德给了我们三个与人有关的视角,即历史、政治、思想集体,这让我们有机会反思精神分析行业以及我们自身专业的发展。
同样地,阿诺德·理查兹也以JAPA前任主编的身份而享有盛誉。在他接任主编以前,JAPA本身已经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精神分析期刊了,但在20世纪80~90年代,在美国精神分析历史上重要事件的影响下(指“诉讼”和“解除关联”,参见本书第8章、第17章),面对理论多元化的挑战,以及期刊本身的保守、僵化和排外的问题, JAPA站在了十字路口:是选择继续封闭、故步自封,还是选择不破不立、敞开大门?在这样不同寻常的“内忧外患”的局势中,阿诺德·理查兹作为主编,他选择让JAPA敞开怀抱,使它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开放的、广受欢迎的期刊,“一个能够让交流真正发生的地方”。
本书最终能够翻译完成并出版,是许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本书译者分工如下。
序言一、序言二、前言、第12章、第13章、第15章、第17章:张皓(译),何巧丽(校)。
第1章:何巧丽、殷芳(译),张皓(校)。
第2~7章:何巧丽(译),张皓(校)。
第8章:殷芳(译),何巧丽(校)。
第9~10章:屈笛扬(译)、张皓(校)。
第11章:余萍(译),何巧丽、张皓(校)。
第14章:汪璇(译),张皓、何巧丽(校)。
第16章:王雪君(译),张皓(校)。
囿于我自身的英语水平,翻译的不足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在此,我想代表和我一起翻译本书的何巧丽、屈笛扬、殷芳、汪璇等同行,向负责本书出版工作的华章公司的编辑致以深深的谢意。同时,我希望能以此书,纪念已故去的《精神分析:开放性对话》的译者缪绍疆老师。另外,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感谢武汉市心理医院的童俊院长、各位老师及工作人员,感谢你们通过“中美班”,把当代精神分析带给国内精神分析和心理咨询的从业者。
在本书中,阿诺德以思想集体的视角审视了精神分析本身,这既承接了《精神分析:开放性对话》的内容,又启发人们后续聚焦在他的临床工作和理论上,我们也将运用个人历史的视角,后续不断研究理解阿诺德·理查兹这个人,以及他眼中的精神分析到底是什么。

张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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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荐 序 一
阿诺德·理查兹:一位慷慨的导师
任何认识阿诺德·理查兹的人都知道,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知疲倦地把无穷无尽的能量源泉奉献给了精神分析。作为一名教师、督导、期刊主编、出版者(IPBooks)、博主(国际精神分析网站,Internationalpsychoanalysis.net),阿诺德一直坚持不懈地倡导精神分析。他演讲的主题非常广泛,收获了非常多的奖项,包括我们专业最高的西格妮奖。他的足迹遍布全世界,致力于推广精神分析。他笔耕不辍,其中一些现已收录在本书中。在现今快速向前的生活状态下,本书让我们有机会回顾那些年代的成果,去反思他的观察和洞见,并通过这些文章,思考他这个人。
阿诺德在1964年进入精神分析领域,那时处于“霸权”地位的是自我心理学,它的中心(美国第一个精神分析中心)是纽约精神分析协会,在那里他开始接受训练,并留下任教。那时他遇见了美国精神分析界的传奇理论家雅各布·阿洛、查尔斯·布伦纳等人。这些老师构建理论时的严谨、对临床证据的仔细审查,都清晰地投射在阿诺德自己的工作中。他投身于我们学科的未竟事业,追随那些开拓者的脚步,推动我们学科继续前进。在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一系列文章中,人们可以发现那些早期影响仍在他身上有所体现。在这些文章中,他主张“核心临床理论”(core clinical theory)同时“拥抱”多样性的观点,从而建立起“动态多元化”(dynamic pluralism)的概念。这一概念定义了21世纪的精神分析。
本书收录的文章,全面介绍了阿诺德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的主要兴趣,它们分别被收录在不同的部分。本书一开篇,就重申了阿诺德在他所有工作中都渗透着的总体哲学视角,即“知识的创造及其社会传播”。随后的部分提供了两个相关例子:①历史背景对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某个理论家内心的挣扎是如何影响他建立心理理论的;②个人及其所处集体之间的争斗——那些组织和研究院也总是存在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纵览各个部分的文章,精神分析发源于欧洲、建立并成长于美国。在跨越这一历史重大主题的过程中,个人与群体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我们透过他的眼睛来看待这一切。
阿诺德对待论题的方法也一直是历史性的:他通过了解过去的轨迹,来理解当前探寻的主题;通过了解特定背景的影响,来分析当前的内容。因此,人们经常发现他会写关于“教化”(bildung)的书——思考他正谈及的思想或人,是怎么被构建或者培育的。因此,他在著述精神分析时采用的视角是:川流不息永远向前发展的思想流变,各种思想由不同的具体人物阐发,(对我来说)阿诺德正是其中的象征性人物。
在这样的历史方法中,“承袭”的概念很重要,因为对于阿诺德来说,理论或技术代表着建立它们的人。思想的演变和个人的成长之间通过“教化”,形成了不可磨灭的联系。正如多篇文章所显示的,阿诺德透过同一视角来看待自身,披露他自己的正统“教养”(bildungen):他接受了虔诚的犹太教化,并且继续奉献于犹太主义;他的移动图书管理员父亲对书面用语和无产阶级的信仰影响了阿诺德,从他那里,阿诺德继承了一个由来已久的信仰,即力量归于联盟,而非个人权威。
在阿诺德的文章中,有两条交织在一起的原则。第一条原则是,特定个体在表达一种思想时的独特性;第二条原则是在集体中产生的富有积极改变的力量。这两条原则反映且实际上象征了阿诺德的性格特征。我发现,不仅在他的文章中,而且在我与他所有的私人交往中,这一特征都很明显。把个人话语和概念性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或许是他如此热爱对话的缘由。了解阿诺德,就要了解对话中的他——以面对面的方式,或者通过其他途径与他对话(电话、手机或者互联网)。
任何了解阿诺德的人,都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自然存在的方式是处在“对话”中——以对话为交往媒介。我们的初次相遇,是在一场关于JAPA的谈话中。作为当时JAPA的主编,他让我以编辑助理的身份进入编委会。格伦·加伯德(Glen Gabbard,时任JAPA的编辑)跟我们讲了一个典型的故事,它反映了我们和阿诺德相处时的所有体验。阿诺德打给格伦的电话太频繁了,以至于格伦的非洲灰鹦鹉都产生了条件反射,在每次电话铃声响起时都会喊:“你好,阿诺德!” 虽然在阿诺德任职JAPA主编期间的大部分委员(除我之外)已经去了其他地方,但他对我们的影响依然存在,刻骨铭心,我们记着他,就像格伦的鹦鹉记着他一样。
对集体的投入是始终存在的第二条原则,它在阿诺德深入参与精神分析的政治方面非常明显。对我们专业的许多人来说,当我们听到“阿诺德·理查兹”时,首先联想到的可能确实是“政治”。他不知疲倦地呼吁改革的声音让许多人知道了他。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捍卫者;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因为他不厌其烦的“骚扰”而讨厌他,视他为牛虻。我们每个人都会根据自身经历(或教化)来定义政治。我发现阿诺德对我们专业领域中的政治参与,反映了希腊语中政治(polis)这个词的原初含义——“城邦”。当统治不再受到神或其地面代表的指挥,不再隐秘于仪式中时,希腊语中出现了城邦的概念。更确切地讲,人们之间的事务裁决是通过对话、在公开的政治论坛中交换意见、向公众(集体、联盟)介绍其想法来达成的。阿诺德的政治包含了同样的民主原则:行动、对话、开放、包容。
就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精神分析这门专业并不是建立在这样一些原则上的,它的建立反映出弗洛伊德那个时代和他所处地域的特征,以及他的教化。精神分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匈帝国的背景下被一位犹太人创立,这一直是阿诺德研究和写作的重点。可以说,当精神分析被带到美国时,原始的组织形式和代际传递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产生冲突。任何认识阿诺德的人都知道,他一定会参与到这场辩论中——以他个人、他的著作,以及在公开论坛演讲的方式。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他主张的民主改革所遭遇的反抗本质,阿诺德开始研究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的著作,并在他的谈话和文章中经常提到。尤其是弗莱克“思想集体”的概念,与阿诺德的如下讨论相关:集体中的群体思想,如何凝聚并形成一种不断增长的具有权威典范性质的相似性,如何抵制新思想和思想变革,以及如何从集体中排挤出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我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弗莱克”(及 “弗莱克学派”)被纳入精神分析类词汇,是由阿诺德单枪匹马一个人完成的。事实上,在一些与阿诺德的对话中,奥匈帝国社会学家的科学知识如此丰富,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新的表达:“我已经被弗莱克化了!”科学群体中有一条大家一致同意并已成为规范的主张:必须包含多种观点和新的声音,并以公开的方式进行交流。弗莱克观察到有一股力量在试图偏离这一主张,阿诺德一直都不遗余力地促进对此偏离的矫正。
对我来说,阿诺德·理查兹是一位慷慨的导师、一位令人兴奋的同事、一位温暖的朋友。在他的文章中也充满了这些特质,读者一定会折服于他广泛的兴趣,以及他致力于精神分析教育和精神分析这门学问的深度。

邦妮·利托维茨




推 荐 序 二
阿诺德·理查兹:精神分析的复兴者
正如读者将从本书中清楚了解到的那样:阿诺德·理查兹是精神分析的复兴者。他谈论、写作、提出概念、执行,继续谈论得更多;他出版、指导、教学,他仍然在不断谈论得更多;他做精神分析、督导……他继续谈论着……有什么事情是阿诺德不能做的吗?阿诺德不只是做这些事情,他还用其特有的智慧、温情和才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得非常好,并且最重要的是:带着一种坚定的关怀,他致力于倡导精神分析性的理解。
本书旨在把重点放在阿诺德·理查兹对精神分析的贡献方面。他在一个仍在运转的学习小组担任领导,这个小组雄心勃勃的目标是阅读和讨论所有弗洛伊德的文章。在等待弗洛伊德专著10卷本标准版送货期间,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阅读并回顾了阿洛和布伦纳的著作。我在完成分析师训练的几年后,与保罗·斯塔克一起在精神卫生硕士中心(Post Graduat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PCMH)仔细深读了弗洛伊德的案例,我们需要准确地搞清楚弗洛伊德当时说了什么。就此发表文章的作者已经够多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告诉当代人,弗洛伊德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说过什么,以及思考过什么。我们中有许多人想为了自己而了解弗洛伊德的思想:他是如何发展出他的理论的,哪些至今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已经超过100年了),哪些需要修正或摒弃。
我必须承认,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想到它会持续20多年,也没有想到它发展出我们持续一生的写作伙伴关系和友谊。阿诺德给这个小组(就像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一样)带来了慷慨的精神,这感染了每个人。他不但想要帮助我们学习(我相信他在我们之前,已经带领过这样的小组,之后也会如此),而且想要探索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当代精神分析背景下是如何发展的。他鼓励我们保持好奇心,鼓励我们进行思考,特别是将所读之物与当代文献进行比较。当我想到阿诺德时,或许他的领导才能中最重要的是他的慷慨。阿诺德会公开分享他的想法和思想,但并不止于此——他还会热心激发小组成员的好奇心和兴趣;他鼓励创新,哪怕思路不合乎情理;他会在起初看来不成熟的想法里,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他时常促进成员间的联系;他是我们的靠山。在一个竞争激烈(不是阿诺德没有竞争力)常常让人暗箭难防的领域,阿诺德用他的方式设法保持着以慷慨为核心的包容整合视角。他当然有他自己的观点,他清晰而坚实的视角,为我们搭起了有用的脚手架,让我们可以借此探索手头文献之间的异同。
出于他的慷慨,以及他想要鼓励小组成员兴趣的意愿,小组的关注点有了扩展,不仅包括我们正在阅读的弗洛伊德专著,而且包括与其相关的当代思想。例如我记得有一次,我向小组呈报了布伦纳文章中的思想变化。这些微妙的变化,甚至包括布伦纳对其他作者思想的信任(和忽略),成为我们讨论这一领域思想演变的着手点。任何认识阿诺德·理查兹的人都知道,他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我们会面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阿诺德先是担任《美国精神分析师》的编辑(1988~1993年),之后担任JAPA的主编(1994~2003年),这使他能够很容易就掌握当前的趋势、问题和新出现的理论。实际上,这并不是对阿诺德恰当的比喻,因为阿诺德擅长的是精神分析的思想、幻想和历史,这些他可以脱口而出。在学习小组中,我们从不知道我们可能会听到什么:对领导权的争夺、两个概念框架之间细微的差别、临床案例中蕴含的理论立场、视角的技术性含义,以及从他内心不断涌现的思想。我们有些时候会紧扣文本本身,而有时可能会广泛涉猎其他方面。不管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保持连贯性是阿诺德的方式,他有能力在参与广泛讨论的同时,轻轻松松就找到一种方法来将问题的本质明确化。阿诺德自有一种倾听方式,他倾听结构、细微差别、含义,然后组合成整体意见。
这个学习小组典型的运作方式是,我们会把当前所读的弗洛伊德文章,作为一个立足点,来探索一个概念、范式。例如,记得当我们开始阅读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并且开始更密切地关注驱力概念的时候,阿诺德、我和小组的另一位成员亚瑟·林奇一起写了一篇批评驱力理论超心理学的文章。当我开始对弗洛伊德的思想和新近关系学派观点之间的区别产生兴趣时,我被推荐阅读史蒂芬·米切尔的新书《精神分析中关系的概念:一种整合》(1988),并向小组反馈读后感。有好多年,这样的活动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有了一个机会,来直接比较弗洛伊德和其他人所说的内容。对米切尔文章的仔细审视,我们不但揭示了米切尔对弗洛伊德理解的疏漏,而且发现这些重大遗漏导致弗洛伊德的观点被大大扭曲了。通过我们小组在这个主题上的讨论,阿诺德和我决定共同写一篇对米切尔的书的评论。
那时候,关系视角的核心是,批评弗洛伊德学派观点不兼容其他观点。当时,《精神分析对话》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的主编是米切尔。他自视能够包容其他观点。因此,阿诺德跟史蒂夫讨论把这篇评论发表在《精神分析对话》杂志上。或许米切尔没有意识到自己打开了一扇什么门,竟同意了他的提议。这篇评论被发表在《精神分析对话》杂志上,同时附上了长达50页的米切尔回应。小组的讨论不但使得弗洛伊德学派和关系学派思想之间的某些关键区别得以清晰化,而且产出了一系列文章,阐述弗洛伊德学派和关系学派思想之间的区别。亚瑟、阿诺德和我在随后发表的一些文章中阐述了这些差异(Bachant,Lynch,Richards,1992;Bachant,Lynch,Richards,1995a;Bachant,Lynch,Richards,1995b;Bachant,Lynch,Richards,1996;Lynch,Bachant,1999)。
阿诺德的慷慨精神是如何作为他指导能力支柱的,这一点也要在这里说一说。在许多专业情境中,资深作者的身份总是被集体中最有经验的成员所占据。此外,我们经常听闻,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不但会侵占出版物的领导地位,还会侵吞其他人的观点,而从不把荣誉归于原创者。我最钦佩阿诺德的品质之一是,在与他工作时,情况正好相反。不论是做讲座、宣读文章、非正式的讨论某个想法、正式决定一篇文章的主要作者,阿诺德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人的付出和想法。他始终如一地支持和培养其他人的想法,向他人建议阅读相关文章、推荐相关的人,以及提议建立一个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合作组织。
在这个合作非常困难的时代,阿诺德的慷慨精神和合作中的奉献精神是我们所有人的灯塔。

珍妮特·李·巴尚,哲学博士
参考文献

图书目录

贡献者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前言
译者序
第一部分
序幕
第1章 精神分析知识的创建及其社会传播 /3
第二部分
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
第2章 在哈布斯堡的土地上创造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布里尔、弗莱克 /27
第3章 精神分析在东欧 /47
第4章 弗洛伊德的犹太身份认同与作为一门科学的精神分析 /51
第5章 无信仰是一种需要:对弗洛伊德无神论的再思考 /70
第6章 对普罗尼克《弗洛伊德、帕特南和美国精神分析之目标》一书的评论 /88
第7章 对伯克《不为人知的弗洛伊德:他的哈西德之根》一书的评论 /94
第三部分
对精神分析组织的看法
第8章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会员资格和认证的发展历史:古老的恶魔、新的争议 /107
第9章 危机中的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的危险 /133
第10章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政治 /150
第11章 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师的身份 /163
第四部分
对多元主义的看法:范式与政治
第12章 精神分析的未来:精神分析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89
第13章 寻找共同基础:198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36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 /209
第14章 驱力在当代精神分析中的演化过程:对吉尔的回应 /228
第15章 对特罗普和斯托罗楼《防御分析和自体心理学》一文的评论 /238
第五部分
结语
第16章 20世纪90年代的精神分析:迅速发展的同时又饱受批评 /251
第17章 敞开大门:作为JAPA前任主编的反思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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