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徐文荣先生破解“三农”问题的创新创业光辉历程，先后访谈了徐文荣先生、横店集团中高层管理者、普通员工、供应商、客户代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等，一二手资料翔实，基于创业管理、战略管理、社会责任等相关理论，深度解读徐文荣董事长52年来坚持初心，始终致力于破解“三农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探索徐文荣一心为民谋福祉的理念，以及如何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完美融合；总结其在破解三农问题上的独特路径和内在逻辑，探索横店从“老三农”跨越到“新三农”的可持续发展之道。本书基于大量丰富客观的事实，注重结合相关理论，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高质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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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界之外看待企业家的价值
（一）
在大历史背景下研究和观察中国企业家阶层，相比个体成就而言，我们更关注案例带来的时代价值与范式意义。这不难理解，拉长历史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历史与生命相同，最美妙的是它发生演变的过程，不仅仅关乎当下，更关乎未来。因此，总结历史的规律比讲述历史更显重要。
中国企业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原因在于它多数时期都处于变革、转型、震荡之中。100多年来的中国，受外力冲击，整个生产方式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企业在这种外部环境中也在不断地蜕变重生。
追溯中国近代企业史，最早可以延伸到100多年前，如晚清时期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其最大的贡献并不是兴建了南通那片地方，也不是他用22年的时间缔造了一个“大生帝国”，而是张謇作为中国企业家阶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照体系。总结而言，他“得寸进寸”的发展理念，渐进式地前行，给同时代其他地区的企业家及后世的企业家留下了最好的一种范式表达。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史更是这样。1949年之后陆续诞生的企业家阶层，大多数是通过自己努力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延续着过往的路径自然成功的，他们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极强的学习能力等在制度红利下不断开拓创新。这带给我们这些商学案例研究者最大的收获是有了更多可供研究的范例。可以说，我们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中国企业实践的腾飞，也是中国本土企业经营实践崛起的红利享受者，这让我们更加感觉到这项工作赋予我们的使命。
我们带着使命感走进横店，走近徐文荣，努力去探究：徐文荣是一位什么样的企业家？他带给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思考是什么，又为什么是徐文荣？横店的“三农”（即农业、农村和农民）模式为中国当下的乡村振兴开创了什么样的路径？对于中国数亿农民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
在横店调研的数十日里，我们看到了一位普通的85岁老人，他身上有着岁月的沧桑，但就是这位老人，穷极一生为当地农民谋幸福。在他身后，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发达的城镇，更是能够让这个地区和后代子孙生生不息的前行力量。他说自己这一生造厂、造城、造景，创造了许多事物，但实际都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让横店百姓共同富裕，让大家过上更幸福美好的生活。他一生都在反复地讲这句话，反复地做这件事，反复地证明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
走进横店，近观徐文荣，是一场美妙的旅程，就像《乡村书》里的云：“云卷云舒—坐看云起。云起云涌—高唱如云，‘大风起兮云飞扬’。”让我们穿透空间的云，穿透徐文荣岁月的云，去看他奋斗一生的事业。
（二）
徐文荣生于1935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反右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他一手创办横店集团，发展横店，带领横店人艰苦奋斗40年，使横店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1975年的75元增长到2017年的6.5万元，开始向“大康社会”迈进。
通常而言，我们在描述成功时都会极度谨慎。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地区也好，它的成功取决于众多因素，而且某一个方面的成功可能会盖住其他方面的缺陷，因此，在总结时我们会极为小心地描述某一因素的作用。但是，在横店当地人眼里，徐文荣是“牵金牛的人”；在经济学家眼里，徐文荣是“能人企业家”。在总结横店成功范式的过程中，我们深感徐文荣对横店做出的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徐文荣，就没有今天的横店。
徐文荣一心为横店、为农民，有记者总结过，他用大半生做了三件事：建厂、造城、造景。
第一件事，建厂。1975年，徐文荣开办横店第一家正式工厂—横店丝厂。此前，他在担任横店大队支部书记时就已经小有尝试，办过小五金厂、粮食加工厂等。1975年之后，41岁的徐文荣正式开始创业办厂，据他回忆，他总共办过700多家工厂。
早期的办厂经历为今天的横店集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横店集团在电气电子、医药健康、影视文化、新型综合服务领域拥有四大支柱产业齐头并进，拥有6家上市公司：磁性材料领域的横店东磁、医药制造领域的普洛药业、节能电子制造领域的得邦照明、电机电气领域的英洛华、影视领域的横店影视、金融衍生品服务平台南华期货。横店的“多元化发展、专业化经营”在中国本土企业实践中堪称奇迹。
第二件事，造城。徐文荣打造了横店城镇，开创了一条横店内生式的城镇化道路。横店原是一个只有39个行政村、2.4万人口，面积仅为39.7平方公里的穷乡僻壤，如今，横店有122个行政村、20多万人口，镇域面积有121平方公里，而且横店人民早已实现了小康生活。2019年，横店集团实现营收850.7亿元，带动横店上缴的税收占东阳市税收总额的近一半。这个城造得成绩斐然，不单是经济上的变化，还解决了“三农”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进入无差别阶段。
如今的横店，完全不像一座小镇，发达程度丝毫不亚于现代化大都市。横店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经济条件好，在厂里做工有工资，在家里种田有收入，在景区务工也能赚钱，甚至还有的去当群众演员，收入更高。徐文荣这样形容横店，“已经圆满完成了建设小康社会，正迈步进入‘大康社会’”。
第三件事，造景。横店有工业，工业能“输血”，能发展影视旅游等第三产业。虽然资金是最大的难题，但有了工业这块“压舱石”，横店得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实现工业反哺的目的。
横店地少人多，过去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特征，这样的自然条件，能发展什么产业？徐文荣说，要做文化产业，发展影视文化，发展旅游产业。横店是不沿海、不沿边的山区，但徐文荣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将劣势变成优势，大批的影视剧组、外来人员来到横店都是选择就地消费，徐文荣将这一切发挥到极致。影视城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圆明新园更是一个创举，历时5年，投资300亿元，以四荒地为主，内含自然山体，总占地7000余亩，复建了北京圆明园84%的建筑景观，这是徐文荣最大的一个文化梦想，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文化工程。之所以一定要建，是因为徐文荣不止一次地说，圆明新园传承的是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把横店建设成为“世界影视文化名城、国际旅游休闲之都”，并实现“世界最美乡村在中国，中国最美乡村在横店”的目标。
历经40余年的奋斗，横店从一个偏僻的小乡镇，发展成今天的小城镇大都市，从表层看是经济的发展，从深层看则是精神文明的提升，是横店农民意识的觉醒与前进，而这比什么都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说过，文明不是人的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出来的。
横店成功的背后，是企业家的选择与价值，历史学者傅国涌将其称为企业家阶层的建设力。傅国涌很喜欢“建设力”这个词，他诠释说，中国企业家这个角色本质上是一种建设力，代表新生的力量，只有在工业文明转型的时候，才会以一种独立的状态出现，通过企业家的建设力，介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来塑造社会。
（三）
“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里直接表达了对个体的尊重和喜爱，他对个体情有独钟，认为只有个体才能创造出高尚和卓越的东西。
回顾历史，中国社会在历经外部变革过程中，诞生了一大批具有建设力的个体，他们在商界、学界，以及教育、思想、文化、农村等不同领域致力于建设性的事情。与过去我们所说的以破坏力推动社会发展不同，建设力是一种呈螺旋式上升的力量，时而波澜壮阔，时而和风细雨，但始终是一种交缠着向上发展的力量。
以建设力的维度来思考徐文荣的价值，我们会发现，他在几十年的创新创业实践中在三个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一是徐文荣真正地把“三农”问题想透了，并走通了。横店镇地处半丘陵半山区地带，自然资源匮乏，没有铁路、国道，没有机场、港口，周边又没有大城市相邻，人均耕地不足半亩，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从1975年开始徐文荣在横店办厂，238名农民洗脚上田，当上了工人，在而后的几年中，徐文荣带领当地农民，以厂办厂，厂中建厂，陆续办了针织厂、内衣厂、印染厂、丝织厂、化纤纺织厂。他不但自己办厂，还带动大家办厂，在横店形成“针织一条街”。到1980年，徐文荣抓住机会发展磁性材料，迎来重大的战略转折，而后他坚持“非高科技不上”的原则，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20世纪90年代初，徐文荣又果断开发文化力，在横店办起文化村、度假村、娱乐村，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与此同时，横店的影视文化也开始享誉世界。
说他把“三农”问题想透了，是因为他看清了“三农”问题的本质。农业是经济范畴，农民是人口范畴，农村是地理范畴，三个概念相互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狭隘地去理解这三个概念。从事农业的不一定是农民，农业也不一定必须在农村，农村更不是只能发展农业。
徐文荣最先打破的是，农民作为人口范畴时农民身份的束缚。横店实现了“农民—工人—市民”的转变，横店农民洗脚上田当工人、领工资，今天他们拥有与城市市民同等的身份待遇，享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优越资源。从户籍制度来看，横店农民是农民，但从结果来看，横店农民等同于市民，甚至幸福指数超过市民。
中国乡村问题中历来最难解决的两大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以及农民向何处去。改革开放40余年，大部分乡村发展起来皆因走城镇化、工业化道路，沿海地区、城市近郊这样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结果是乡村发展起来了，农民无法扎根，城中村、失地农民问题突出。
况且，在广大中国乡村，更多是像横店这样没有区位优势、自然资源禀赋不足的内陆地区，找不到突破口，很难振兴。此时，徐文荣带领的横店城镇化之路提供了一种参照体系，这也是横店的成功所在。说徐文荣将“三农”走通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这样一个内陆地区，横店走出了一条乡村产业振兴的道路。不是所有地区都适合发展工业，农村在经济上转型，要从农产品经济、原材料经济、乡村工业化转型到服务经济，服务经济不是只能在城市存活，在农村一样可以发展。
二是徐文荣开拓了制度创新，“社团所有制”模式极大地释放了制度变革的活力。
1978年，当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按下一份“大包干”合同书的红手印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次的“冒险”成为推进整个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一环。农业实施“大包干”，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两权分离的农地产权制度，即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一次巨大的制度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以人民公社制为核心的农地制度，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经济活力。
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离小岗村600多公里的浙江东阳横店镇，也在酝酿着一次大的变革。当时，经济学家陆续提出市场经济和企业产权界定问题，不过，学界的思潮还未对企业实践有太多影响，而横店已经开始渴望冲破体制的束缚。1984年，横店工业公司组建，同时镇工业办公室撤销，横店工业公司有了自主权。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乡镇集体企业实施股份制、租赁制和产权拍卖的三个“试行办法”，乡镇企业的产权归属问题第一次在横店引发激烈讨论。
如同小岗村的18位农民，徐文荣带领横店厂长以上干部召开会议，三天闭门会议，不准回家，不准请假，关乎中国企业史的一次重大制度变革就此开启—横店诞生了社团所有制模式。经济学家樊纲称，社团所有制的美妙在于厘清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将产权界定为社团所有成员共有（而不是社区成员共有），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原则上认定为利益“相关人”，而不是企业的决策人，隔离了乡政府的干预。同时，资产并不量化到个人，而是认定为横店集团成员共同所有。樊纲总结道，横店集团无疑是我们进行制度分析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中国的“三农”问题专家周其仁对横店社团所有制模式也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他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我们在横店反复调查的一个题目是，当时的徐文荣从哪里获得足够的谈判‘筹码’才成功地主导了这场不同寻常的‘制度变迁’。”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徐文荣拥有两种力量源泉—通常的企业家才能与作为制度企业家的才能，前者是做出成功的投资和经营决策的才能，后者是实现“制度和组织创新”的才能。
制度企业家，这是极高的评价。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涉及制度的创新与模式的创新，大多数企业家在模式创新方面释放了经济和主体的活力，但像徐文荣这样能够实现制度创新的情况并不多见。制度变革不仅带来某一个企业和地区的发展，更是冲破了中国面临的一些困境，解决了中国的一些问题。
三是“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的“四共”价值观是思想上的飞跃。
历史旧观的背后是一类人的记忆，昨天的历史带来今天的奇迹，但往事终究如烟，流年如同碎影，在徐文荣80多年的人生路上，昨天的横店已是过去时，永存未来的是亘古不变的“四共”思想。
到今天，走进横店，我们还能看到横店镇有一处大的院落，那是横店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简称“四共委”）所在地。圆明新园建设时，“四共委”与横店集团脱离，单独设立。“四共”价值观就像横店的太阳，指引着横店发展。
“四共”最初随社团经济提出，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的“四共”思想基础在于共创，用《资本论》的观点来看，劳动创造价值，有了共创才有而后的共有，从整个集体经济来看，劳动群众共同享有产权，即为共有。最后，共富、共享是集体所有制的终极目标。
如果社团所有制是徐文荣开拓的制度创新，那么“四共”思想就是他作为企业家开拓的商业文明。提起商业文明，我们不得不提到财经作家秦朔，在他的《文明寻思录》一书中，秦朔直言不讳，商业世界里确实有不择手段的“坏学生”，但那些积极创新的企业家总是努力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对社会福利的增益，有时比单纯的慈善大得多。
（四）
有人说，商业案例的研究与写作，必须一只脚站在门里，一只脚站在门外，意思是离主角太近了，看不清视界之外，离主角太远了，又无法有切实的感受。因此，我们总结徐文荣的价值时，始终保持这样一种距离，视界之外，人物为本，尽力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距离中感受人物的思想与价值。
由此出发，本书围绕徐文荣的初心，以及他在“三农”问题上的思考与实践，探寻徐文荣以“中国农民”为荣的自信之源，剖析总结横店每一个重要发展节点上的独特路径和内在逻辑，思考探索横店从“老三农”跨越到“新三农”、实现文化引领美好生活愿景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从架构上，全书以上、中、下三篇为总体架构，以理念为始，以过程为重，以可持续为终，以“徐文荣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帮助农民富起来，过上好日子”为全书的落脚点。本书从理念、制度、路径三个维度对横店模式进行纵向剖析和横向比较，揭示了横店“三农”模式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自信和共同价值。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徐文荣先生的大力支持。我们提出要做这件事情时，专程拜访了徐文荣先生，他所给予的最大尊重和支持，使得我们能够近距离地了解横店集团、了解横店这个区域。作为横店集团的创始人，徐文荣先生与我们分享了他自己宝贵的回忆，让我们知晓横店集团以及横店区域的崛起并非一朝一夕，更不是命运的偏爱，而是一颗赤子之心的执着前行所必然得到的最伟大回报。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人格上的表达，还是在行动上的坚持，这位1935年出生的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一生所思所想皆为农民。他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一位朴实的实干家，更是一位农民企业家，是他实现了横店无限的可能。
感谢追随横店“四共委”徐文荣主席多年的“四共委”主席助理李坚强先生，他对横店集团以及“四共委”的历史如数家珍，对横店精神的理解深入骨髓。他原汁原味的描述，还原了很多过去的画面，让我们近距离地认识徐文荣先生，了解他的宝贵品质和人格魅力，还有一些充满了人文气息的小故事。从他的口述中，我们仿佛依稀看到了那个奔跑在苜蓿地里、躺在草地上摄像留念的徐文荣先生。“大地之子，三农情怀”，徐文荣先生对土地的深深热爱，让他那一刹的笑容永远定格。
感谢横店“四共委”副主席张田芳女士、创业元老翁留女女士，以及横店“四共委”员工代表管国瑜先生、金青峰先生、范红娜女士、葛建阳先生……他们中既有横店集团的老员工，也有新伙伴。从横店集团到横店“四共委”，他们始终追随徐文荣先生，在改变横店“三农”面貌的路上，他们初心未改，一直都在。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横店精神的内涵与传承，能体会到横店人的责任和使命，也能从不同角度领悟到徐文荣先生的非凡魅力。
感谢横店集团董事、资深副总裁徐文财先生，他用理性且思辨的话语娓娓讲述了徐文荣先生的理想抱负、前瞻思想以及横店集团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重心，让我们充分了解了一个优秀企业家不平凡的成长历程。
感谢横店集团副总裁、横店影视股份公司董事长徐天福先生，横店集团副总裁、东磁股份公司董事长何时金先生，浙江联宜电机董事长许晓华先生，他们都是横店集团麾下上市公司的带头人，从这些优秀企业家的述说中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个好的创始带头人是多么重要！正是在徐文荣先生共同富裕的创业初心感召和带领下，才铸就了横店集团坚实的产业基础，成就了横店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感谢横店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吕跃龙先生，横店集团董事、资深副总裁胡天高先生，横店集团董事、副总裁厉宝平先生，横店集团董事、副总裁任立荣先生，横店集团总裁助理、文荣医院董事长杜伟群先生，横店集团总裁助理、横店影视职业学院董事长韦国清先生，横店集团总裁助理俞中强先生，横店影视城董事长桑小庆先生，他们从不同侧面的描述，传递给我们的是一个优秀团队对于共同信念的认同和坚守，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了横店集团特有的价值贡献模式。
感谢横店的居民代表们，他们是金世理先生、董梅芳女士、李江苹女士、杜兆民先生。他们得益于横店集团的发展，或自己办工厂、开饭店当老板，或在村里上班。在采访中，他们用简单而朴实的话语，诉说了横店日新月异的变化，表达了对横店集团、横店“四共委”的感谢，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徐文荣先生的尊重与感恩，他们与横店共生共进。
感谢“横漂”代表崔立明先生，他是横店影视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他用多年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横店发展影视产业给他及周边人所带来的巨大机会，道出了对这个第二故乡的炙热情感，以及对徐文荣先生由衷的敬佩之情。
感谢横店“四共委”办公室主任金玲琳女士、横店集团总部办公室主任周金法先生、副主任吴闪闪女士以及所有在我们调研过程中给予帮助的横店员工们，正是你们的支持和配合，才使我们高效、顺利地完成调研并获取到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由衷地感谢我们优秀的创作团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教授、邬爱其教授、章重远副教授、刘洋老师、陆婷婷老师，考拉看看张小军研究员、马玥研究员、熊玥伽研究员、李立研究员、李莎研究员、徐丽研究员、严青青研究员。本书离不开教授们学理视角的思考，离不开优秀商业作品创作团队考拉看看成员的协作。相信这会是中国商学院最好的实践成果之一，也将是中国本土管理学史的一大开创。

管理类

徐文荣题字图片

徐文荣：我的“三农”赤子心
在拜访徐文荣先生之前，我们深入接触过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代企业家，他们大多出生在1925年至1945年之间，经历过满目疮痍的战争时期、沧桑巨变的建国时期、春回大地的改革开放时期……最初的乡镇企业家也好，国企掌门人也罢，他们的魄力、格局，他们的思想、睿智，还有家国情怀、使命感、企业家精神、人格魅力，都是很难超越的。在一生所践行的事业中，他们各有不同。徐文荣先生最不同之处，便是将一生奉献给了农民，奉献给了中国的“三农”。
2019年的5月和8月，我们往返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与位于浙江省东阳市中南部的横店镇，听取徐老先生为我们回忆他这一生的“三农”赤子路。本文根据徐老先生的口述整理而成，原汁原味地呈现，以飨读者。
“为什么富的人家那么富，我们穷人却这么穷”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吃不饱，后来举家从东阳北乡迁到了东阳南乡。我们初级小学学制四年，每年读两册，一共八册。从第一册到第七册，我在学校都是第一名。读到第八册的时候，我弟弟意外去世了。因为这件事，我大病了一场，初小第八册就没再读。高小第一册我也没去读。
后来，一个同学劝我说，凭你的学习基础，你只要努力读书，绝对跟得上。于是，我身体好一点了就接着认认真真地读高小第二册，后来我考了第六名，读第三册时我考了第三名。读到第四册的时候，我又生病了，而且因为家里穷，要在家里帮忙，就没再读了。
生活很穷苦，这让我对农民要富起来有很强的信念。我家旁边住了一家富人，他们是做生意的，卖火腿，很有钱。我妈妈和他们家夫人关系很好，就带我去她家玩。她家的火腿在太阳暴晒下，油一滴一滴落下来，我妈妈就让我回家拿碗去接油，接起来拿回家炒菜用。
那时我就想，为什么富的人家那么富，我们穷人却这么穷。这个问题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家没土地，只能靠做小生意为生，柴米油盐全要花钱买。横店有个大米市场，我们就从那里买米。那时候人工舂米，三分之一是带壳的，吃饭的时候，一般要丢掉带壳的，但我们不舍得，就剥了壳吃。这已经是最好的饭了。那时候隔天才能吃一顿大米饭，其他都是稀饭。
到了我十五六岁的时候，父母让我去学木匠手艺，我很听话，就跟表哥从横店一路走到东阳拜师学艺。路很长，脚走得很痛。路上看到一条河，水是倒流的，我很好奇，便问表哥水为什么是倒流的，他说钱塘江的大潮，潮水就是倒流的。后来，我们坐上了去师傅家的船。我看到船家在河里淘米、洗菜，甚至连马桶也倒在河里，水很脏，但我已经感觉很满意了。
当学徒的时候，早上喝稀饭，中午吃米糕，我特别满足。但跟着师傅学做木匠有个规矩，当师傅吃完放下筷子，徒弟也要停下来，绝对不能再吃了，所以我经常吃不饱。
“我很勤奋，非常勤奋，什么工作都干过”
16岁下半年，每天“一稀两干”，吃得很不错了。我真不想回来。结果半个月以后，听说打仗了，家里就让我回横店。后来，横店解放了。我想参军，就冒充18岁，报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当时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朋友，他个子高，我个子矮，他被选上了。后来我去问解放军，我为什么没被选上。他笑笑，叫一个士兵拿了把枪过来，让我背着，结果枪拖到了地上。他说，你的枪背起来都拖到地上了，怎么去打仗呢？所以我就没去。
后来村里办夜校，需要人手教本村人识字、算术、打算盘。实际上我识字也不多，但我爸爸教过我算术，我算术很好，所以我可以教别人算术。但我还是有些不甘心，就从报纸上学字，自己努力学会了再去教大家。18岁上半年，我学会了1500个字。那时候爸爸说，家里这么穷，还是要找份工作。
有人推荐我去当教师，我说我当得了教师吗？他说我夜校的教师都当过了，应该行的。我有些没信心。当时，我们区委书记是山东人，刚从东阳到横店，看到我这个人很灵光，叫我跟着他当通信员，我高兴极了。后来横店成立了供销合作社，供销社主任点名要我到供销社。最终我不想离开横店，就到供销社了。
我很勤奋，非常勤奋，在供销社干了三年，什么工作都干过。先是在杂货门市部，后来调到肥料部卖肥料。我晚上要到各个村去宣传、推销、订购，路很难走，而且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去。再后来，我又被调到金宅供销社，但有时候还要回横店这边帮忙，晚了就不能回去了。
有一次，我到横店帮忙，太晚了没有回去。第二天，金宅供销社被盗了。钱被盗了，我的衣服也被盗了，他们却说是我“监守自盗”。我哭了，不想干了，说要回家种田去。我们主任很好，劝我说总会查清楚的。我听了他的话，又干了不到两个月，这案子查清楚了。原来是那天晚上代替我在金宅供销社值班的小伙伴偷的，他承认了。
我经济没问题，思想也很好，积极性很高。后来由于我的工作出色，商改、统计工作都做得好，慢慢就被提拔起来了。那时候供销社经理是国家干部，营业员不是国家干部。那时刚宣布我任经理，就接到县委的通知把我调到东阳“肃反”办。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我很努力。
因为工作完成得好，态度积极，我24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组织部门让我去东阳县安文人民公社党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主持工作。那时候当个副主任是很了不起的了。但我说我不懂农业，农村工作没干过多少。有人就说，这是组织要重用你、提拔你，你是培养对象，就得服从组织分配，去了好好干就是了。
“从当党支部书记开始，
我就知道只有农民富起来了才算富”
那时农村是一种什么状态？吃不饱，饿肚子，劳动很繁重。当时我的工作之一是给县里汇报数据，但是我不想讲空话，所以我决定不干了，打报告回家。结果上面没有同意，后来调我去当团区委副书记、东阳团县委委员。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亲眼看到很多人饿得吃稻草、稻根，吃下去还要去劳动。“浮夸风”还是很严重，我跟区委书记说，我干不了，要回家种地去，书记却派我到省团校去学习三个月。
在省团校学习的时候，中央开了庐山会议，从反“左”变成反“右”。当时很多年轻干部下放回农村了，我听到这个信息，也写报告申请回家。回横店后，我带着村里人去上海收“马桶砂”做肥料，然后换玉米，获得了村里群众的认可。大家希望我来当支部书记，不过却接连遇到了“小四清”“大四清”运动。
一次在学习的时候，我对“大四清”工作组组长说：“我想问你一下，什么叫社会主义？是不是吃的是油，穿的是绸，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是社会主义吗？”
他说：“是啊，你很懂。”
我说：“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们横店土地很少，老百姓靠种地吃不饱。比如我家，一户五口人，我们夫妻两人有一个三岁的儿子，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年收割大麦能分到103斤，而早稻从种下去到收割至少需要100天，五个人103斤大麦要吃100天，如果不做点小生意，又没有自留地，能吃饱吗？这叫社会主义吗？”
组长听了很生气，马上要批判我，但我觉得自己没有错。
从1963年到1970年，受“文革”的影响，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到了1970年，上面有指示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于是各地恢复党组织，他们又要选我当大队支部书记，老百姓也请我当书记。我对妻子说，这是老百姓请我当，他们拥护的事，我要去做。
我当了支部书记后，就想办法让大家过好日子，带领大家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整理田地，去衢化买氨水提高粮食产量。一年时间，粮食年亩产量就从700斤提高到1500斤。另外，我们还种桑养蚕、开农具厂、办五金厂等，副业队还纳入了木匠、石匠、理发匠、修鞋匠等。社员的分红从原来每工分两三毛钱，提高到每工分七八毛钱。日子过好了，老百姓高兴极了。
开会时我对大家说，我们再奋斗一年，保证“两干一稀”，饭后再来一个水果。老百姓大笑说，这是神仙生活，有那么好吗？我说只要我们肯努力，就一定能达到。总之，农民的穷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子里。从当党支部书记开始，我就知道只有农民富起来了才算富。
“我们办企业，从一开始就抓住‘三农’不放”
1974年底，人民公社让我去办丝厂。当时我做支部书记干得很有劲，也帮助自己村里的老百姓富起来了，就不愿意去。结果组织不同意，一定要我去。
虽然一分钱都没有给，但我们很努力把丝厂办好了。三年过去了，规模扩大了，利润也高了。我们请师傅到横店来给农民做培训，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后来全都带动起来了，从丝厂到轻纺工业都成功了，内销和外销也都在做。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看到轻纺业有下滑趋势，就调整了产业结构，开始做技术含量高的磁性材料，办起了磁性材料厂。工厂赚了钱，我们就用来修建基础设施，修路，造桥，改造了南江，横店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们办企业，从一开始就抓住“三农”不放，那时候政府还没提过。后来改革开放，政府才提出来，要发展“三农”。目的是要让人民群众过好日子。钱放在口袋里没用，要拿来发展生产、做好事。
后来统计，我经手办过700多家企业，其中有的关门了，有的生存了下来。这期间，我们也升级了，提出必须走高科技发展道路的思路，以及“多元化发展，专业化经营”的口号。
1994年，新华社发表文章说，横店已经解决了“三农”问题。但是我知道，要完全实现农业变工业、农民变工人、农村变城镇这三个转变，光搞工业是不行的，因为工业无法吸收全部劳动力。
我到深圳去考察，发现他们的旅游搞得很好。我就想搞文化旅游产业，让大家都找到挣钱的机会。就这样，我们用四荒地建设了影视基地，带动了旅游，让老百姓富了起来。
我们把农村变成城市，也是被逼出来的。那时候，路不行，电没有，困难重重。用电的电线，我们都是用高价买来的。每一个工厂，都要买很大的发电机。
后来，我积极邀请东阳县供电局到横店来建变电站。你没有土地我给你，没有指标我给你，投资分红也给你，这样才让横店有了电。建程控电话机房也是这样的。那时我们刚开始走向国际，外商都来订合同了，但给厂里打电话，怎么都打不通，人家说和你们做生意太累了，电话都打不通。我听说东阳有可以建程控电话机房的，就花大价钱请他们来，在横店建一个。难啊，搞企业真难。我如果不是为老百姓负责，也很难做到这些。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
1988年，我们办的工厂很多了。东阳市委书记说，你们要试点改制，转为私有制企业。我当时顶着很大的压力，我说我不要个人发大财，一个人富不算富，每个人都富才算富。我就是这个想法。
1993年，又有很多人劝我改制。有人说，你改制了可以拿10%的股份，值几个亿，但我坚决不改。
我跟当时的省委书记李泽民书记说，现在到处在刮企业改制的风，他们都劝我改制，但我不想改。我个人没有横店集团的股份，政府、员工、群众也都没有投资，所以都没有股份。这个企业是大家一起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当时什么也没有，我们申请贷款、打借条、动脑筋、搞市场，经过努力，我们搞起来了。现在企业做大了，叫我们分掉，这是对党、对老百姓不负责。我想，要想大家富，集体资产必须要在。我办企业是要在横店生根、开花、结果的。
李书记说，你自己决定好。那么，这个模式叫什么呢？
我想来想去，想到了社团经济，宗旨是“四共”，即共创、共有、共富、共享。横店集团是社团成员共同所有，但不能个人占有。
钱赚来做什么用呢？横店要造“东方太阳城”。什么是东方太阳城？就是像太阳一样，它的光芒永远普照大地，带动老百姓致富。
我们集团和别的民营企业不一样，它们很多是私人企业，是个人的、股份制的或者家庭的，而我们是社团成员共同所有。它们对国家贡献有两大方面，一是缴税，二是劳动就业。但劳动就业贡献占比不是很大，一个企业能够解决几千人、几万人就业就不错了。而我们是全民就业，这是不一样的。
“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支持老百姓通过劳动持续赚钱”
1994年，横店人均年收入就达到4700多元，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老三农”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我搞了50多年，把它解决了。现在幸福指数调查结果出来，2017年，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已经达到6.5万元，基本每户人家都有汽车，其他各项指标也都很好。我们实现了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民到工人、从农村到城镇的转变。现在我们要解决“新三农”问题了。如今中央强调“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两年前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央领导说，中国农民这么多，还有3亿多农民进不了城市，也进不了城镇，想要2020年全面达到小康水平，谈何容易？政府要帮助贫困地区创办民营企业，带动他们就业、致富，这是最根本也是最好的办法，就地消化，就地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召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开会，说要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他再三强调全面支持民营企业，现在已经在做了。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市场的影响，不少民营企业还是在不断关门。我们横店很好的，今年（2019年）税收比去年增加6亿元。
最早提到“三农”问题的，是邓小平，但是那时没那么明确。“农业变工业、农民变工人、农村变城镇”，这是具体道路，是我们提出来的。现在中央对农村、农民、农业很关心，我们又提出了要求更高的“新三农”：横店的农业永远稳定，横店的农村永远美丽，横店的农民永远幸福。具体怎么操作呢？
农业永远稳定。横店土地有限，基本被我们征用完了。每一亩土地的征用费开始是3万元，后来增加到5万元。我们劝说农民不要一下子把征用费领完，不然子孙后代就没有饭吃了。我们提出，把征用费存在横店集团，由集团每年发给农民每亩1000斤粮食，保证子子孙孙有饭吃。同时，60岁以上的农民享受失地农民保险，每年每月都可领到两三千元保险费，过年时还享有集团发放的生活补助金。这样做农民既有饭吃又有钱用，家家户户都很开心，生活永远有保障了。
农村永远美丽。以前是工业和影视文化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农民都去搞第三产业，房子造起来出租，都赚钱。那是老思路，这次新农村改造，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中央提出旧村改造，全面建设新农村，趁这个机会，横店要节约、高效利用土地，向高楼发展，我们要改成六层半或七层半小楼。我给政府领导建议，政府领导听进去了，说七层半可以，但不能打破老房子原来使用土地的指标。我说好，不打破，就造七层半。同时，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要做到规划整齐、保持美观、生态宜居。我们企业是助推政府搞“三农”，为什么敢担这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为老百姓着想。
农民永远幸福。要想农民幸福，必须先带动农民致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我们积极响应，可是由于有关因素制约，“活起来”难度很大。2009年，我提出推翻文博领域“三座大山”，2010年又提出“十条意见”，目的是改变全国数千万收藏家（爱好者）“捧着金饭碗要饭吃”的窘境，繁荣我国文博产业。为此，我们着手在横店创办一个集收藏、博览、鉴定、评估、拍卖、交易、培训、研究、修复等十大功能于一体，金融化、进出口、线上线下文化艺术品生态圈全面协同发展，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古玩艺术品综合平台。我们有这个自信。目前，我们已在实施首期展览交流中心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带动更多商旅客流，老百姓餐饮、民宿生意都会好起来。还有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也在积极筹备，争取让横店成为国际国内会议会展的首选地。总之，“全域旅游+全民旅游”才能带动老百姓致富。
有人问，你们是搞企业的，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些事情，把自己的企业搞好不就行了？我们就是想为老百姓做一点好事，别的要求没有。但是难啊，做好事都难！关于“新三农”，我提出两个目标：到2025年，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0万元，其他方面也都跟上去；到2040年，人均年收入达到20万元，全面实现农村现代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企业不要那么多人了，大家到哪儿就业呢？可以到影视文化产业这边来。所以，即使很多企业关门了，宾馆、民宿等还可以赚钱。因此，我们提出全域旅游、村村旅游、全民旅游，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支持老百姓通过劳动持续赚钱。
2017年，中央多个部委联合课题组来横店调查幸福指数。各国政府都在用这个考核指标。北欧的幸福指数高，那么中国呢？幸福指数高的城市不多，但我们横店的幸福指数超过了北欧、国内香港特区和其他小城镇。过去的三大明星村，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都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不是用分钱的办法，只有老年人每年过年的时候按年龄、分等级领取补贴。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能持续靠劳动挣到钱，过上好日子，享受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如今，我们这里“横漂”8万多人，他们都要租居民的房子住，我们就出钱补贴居民搞民宿。大家富起来了，文化生活就丰富了，生活幸福感、获得感也就提高了。农民永远幸福就不是梦。

四十不惑立潮头
改革开放40年之际，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的精兵强将对五位重量级优秀浙商的创业历程与企业家精神进行了专题研究，结集成丛书出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现任院长魏江教授邀请我为这一套丛书写序，我欣然应允。一是我曾在浙江大学工作，担任过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深知同事们一直致力于“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情怀，这套丛书强调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是一项很好且有意义的研究；二是这套丛书研究的几位浙江企业家以及浙江的企业环境，我非常熟悉。我希望通过对优秀浙商的创新创业历程进行总结，启发和帮助更多的企业家。在这里，我想谈谈我对改革和企业家精神的一些看法。
五千精神
蓦然回首，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40周年，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经济体到现代工业经济体的双重转型，改革的艰巨性世所罕见。要解决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极其需要智慧。40年的成就，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偶得，而是无数改革者、建设者用他们的勇气、智慧、勤劳坚持奋斗的结果。在这40年的发展中，企业家的作用很重要，比如，浙江企业家自下而上推动改革，虽走过不少弯路，但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
这套书研究的鲁冠球、宗庆后、沈爱琴等企业家，他们都亲历了40年的改革历程。这一组作品既梳理和回顾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的亲身经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可以帮助企业家更好地把握方向，不忘初心，持续前进。
我正在总结40年的改革经验，目前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改革同行》《亲历六次中央决议和改革建言的回顾》三部著作。整理这些著作，恰好为我写这篇序言提供了更清晰的思考，这个时候再来回顾浙江企业家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过去几十年来，浙商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精神中最优秀的特质—披荆斩棘、勇立潮头。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找到浙江人，他们善于寻找市场，勤于学习，敢于实践。我认为，浙江人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五千精神”：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来经营，千山万水找市场，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头万绪抓根本。
浙江改革发展与民营经济发展分不开，民营经济在创新中具有活力，这与浙江的“五千精神”分不开。我在兼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期间，发起成立了民本经济研究中心，希望总结、推广浙江经验。
民本经济
1956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当时，我还在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工作，部里的招待所长期人满为患，其源头在于企业缺乏自主权，只能“跑部钱进”。我经常到各地调研，看到了一些经验，也看到了很多问题。我经常讲一个故事：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变压器厂（隶属一机部），一个冶炼厂（隶属冶金部），都是政府行政主导的企业，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而冶炼厂生产的铜则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由于行政主导，没有市场机制，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现在听起来挺可笑，但当时就是那样。
浙江为什么有今天？当时浙江的工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但后来发展得很快，老百姓很富裕，社会很稳定，因为老百姓都在创业。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对浙江经验调研多次后，我提出了“民本经济”的概念，即政府作为创造环境的主体，老百姓和企业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对民营经济来说，创业是基础，创新是关键。政府正确转变职能，百姓就有更多、更大的创新创业空间，浙江的实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政府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纳税人的钱集中到政府，政府再把钱分到各个部门。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如何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落到实处，如何实现产权保护，如何发挥企业家精神，都需要大胆探索。其中，政府需要坚持三个创新：一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的理念；二是坚持“非禁即入”的理念，法律不禁止的，企业都可以干；三是坚持依法行政的理念，政府按照法律授权干好应当做的事情，不能有随意性。
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40年来，几乎所有重要改革的决议进程，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提出建言，因此对改革的整个历程，我了解得相对多一些。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我认为概括起来就是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转向全面开放；从人治转向法治。这个转变过程是长期的，不能说一下子就转变完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改革事业肯定会在过去的难点基础上有更大的突破和更大作为。
进无止境
改革推动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市场经济催生了企业家群体，企业家也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大势，提振发展信心，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激发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才能，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推动企业不断取得更新更好发展。”“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公开讲话中谈及企业家精神。
改革开放40年来，最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想是解放思想。正因为解放了思想，改革才能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可以说，40年改革的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面向未来40年，浙商要继续发扬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对浙商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企业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解放思想也无止境。浙商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重要代表，也是国家创新战略的自觉实践者。世界浙商大会上提出“新时代浙商精神就是浙商的魂，是新时代富有浙江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当前，浙商发展过程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总体稳中有进、稳中有变，浙商要发扬新时代精神，砥砺前行，也期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和全球浙商研究院有更多研究浙商、关注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创新作品面世，为企业和政府提供新的思路。
在我著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自序中，我写过下面这段话，与读者共勉，也把这段话作为这篇序言的结尾：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已经88岁了，为什么仍然要朝九晚五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新时代的改革开拓者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有更多的方法可以适用。改革是我这一生的追求，也是我这一生的牵挂。唯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直到永远。

2018年10月1日于北京

丛书推荐序　四十不惑立潮头
总序　记录一段重要历史
前言　在视界之外看待企业家的价值
序言　徐文荣：我的“三农”赤子心
上篇　以终为始：大地之子的“三农”情怀
第一章　横店式跨越：穷山村变“幸福城” / 4
“横店幸福指数”的启示 / 5
“新三农”内涵诠释：稳定、美丽、幸福 / 8
乡村振兴范本 / 15
第二章　“三农”问题：洞见根本 / 24
情怀缘起 / 25
农民走出土地 / 28
农民就地变市民 / 33
第三章　横店内核：共创、共有、共富、共享 / 37
“四共”宗旨成形 / 38
共创是前提 / 39
共有是基础 / 40
共富是目标 / 41
共享是归宿 / 42
“四共委”承载新时期“四共”精神 / 43
中篇　自始至终：破解“三农”问题的执着探索
第四章　人本思维塑农民：改变命运靠自己 / 50
为老百姓办好事 / 51
农村人变城市人 / 55
培养知识型农民 / 60
第五章　创新思维立制度：社团经济是轮太阳 / 65
资产结构梳理 / 66
企业改制探索 / 68
创建社团所有制 / 71
社团经济演变路径 / 75
面对新挑战 / 77
第六章　产业思维兴乡村：多元化布局，平台化发展 / 80
1.0阶段：因地制宜做实业 / 81
2.0阶段：转型升级促多元 / 88
3.0阶段：平台思维兴文旅 / 100
4.0阶段：后工业时代新探索 / 111
第七章　双元思维办企业：多办企业多赚钱，多为百姓办好事 / 120
乡镇企业勇于担责 / 122
企业主导，政府服务 / 126
社会责任与企业利益两手抓 / 131
物质与精神双幸福 / 134
下篇　慎终如始：小康之后的大康理想
第八章　中国影视梦工厂：后工业文明的探路者 / 141
新产业：文化赋能经济发展 / 142
新农村：“全域+全民”旅游 / 145
新横店：文化驱动的命运共同体 / 156
第九章　筑梦横店 / 170
拥抱世界 / 171
父与子的传承 / 179
第十章　徐文荣“三农”思想精粹 / 186
以农民为本 / 189
以农村为根 / 192
以产业为要 / 194
以创新为魂 / 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