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要看一下报刊的头条——从会计丑闻，到要求给予不道德行为更严厉惩罚的呼吁，就可以看到许多商
业世界里“关注公司道德”的明证，它标志着全球范围内一种全新的商业道德理念和高标准的公司行为。
　　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与公司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相适应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目标是将高尚的伦理标准与
优异的经济结果结合在一起。
　　《公司道德》一书雄辩地论证了公司道德的价值并且表明支持道德导向的改善风险管理、提升组织效能、增加股东信心和提升社会声望对于公司创造杰出业绩的贡献。作者还提出了实施企业道德系统的各种策略，提供了在提倡公司道德的新时代创建一家繁荣的公司所需要的一系列工具。

林恩·夏普·佩因　
　　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她是哈佛商学院约翰G．麦克林讲座教授(John G．McLean Professor)和前Novartis研究员。她为世界各地的公司提供过领导学和商业道德的咨询，她在《哈佛商业评论》、《商业伦理期刊》以及其他大型商业期刊和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本书讲述的是关于对公司绩效不断改变的观念—它是什么以及怎样实现它。尽管书中主要强调的是效力于建立高绩效公司的人—经理、执行官、董事、企业家，但它传递的信息与更广泛的人群有关。在今日世界，公司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公司绩效几乎与每个人相关，而且是事实发展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推动着本书将要探讨的这些变化。

如果读者从本书中得出一个观念，我希望它是这样一种理解—公司绩效的全新标准正在形成，这一标准整合了道德和财务两个维度。我相信这种理解，我也相信我们正处在这一基本的价值观转变之中，这种转变正在改变公司的思维方式和人们对公司的期望，而去年有安然、安达信、世通和其他很多的美国公司的违规行为引发的轩然大波正是这种转变的最近和最显而易见的昭示。

这本书是我过去20年来研究、教学和咨询经验的成果结晶。这本书集描述、诠释、论断和行动指南于一体。本书也正是按照以上这一顺序展开论述的。第一部分描述了我称之为“价值的回归”（turn to values）的现象。我用这个名词指代对道德观念、文化、伦理、相关利益者、公民意识的关注。这个转变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全世界的许多公司逐渐成形。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看到公司的主管们对这一话题的说法以及他们为什么积极创新提高对道德的关注。第二部分给出了对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怎样最准确地概括其特征，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为什么它的意义如此重大。在这一部分中，我认为对道德观念的关注反映了有时我们称之为公司“人格”的进化—这是最能定义其本质特征的要点所在。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将解读这一进化对于管理行为的意义。本书的最后三章将探讨这一转变对公司决策、组织设计和公司领导的含义。

本书的第4章和第5章展示了对本书中心观点的支持意见，而第6章则强调了反对意见和相反的结果。这些章节将现代企业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说明今天的企业是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绩效标准加以衡量的。旧的衡量方法强调财务收益作为评判的标准，而现在的衡量标准则不是，今天的衡量标准要复杂得多。为了在新标准下表现良好，公司不仅要有优异的财务成果，同时还必须在处理与员工、客户和社会的关系方面显示其道德智慧。尽管这可能听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要求，但我要说的是这一衡量尺度对公司如何管理和领导有着复杂的含义。

本书追溯了过去一个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评判公司成长壮大的全新标准的出现。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所有这些都同步提高了公司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公众对于公司绩效的期望值。只要想通公司只不过是集聚资金的一种简单方便的方式，公司也就可以把自己看做是社会舞台上的一个演员而已。

人们期望今天的领先企业不仅能够创造财富，生产和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而且还要成为“道德角色”的表率—作为在道德框架下开展业务的深具责任心的代表。因此，人们希望它们能够坚守基本的道德准则，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坚持价值判断。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包括好事和坏事承担责任，对他人的利益和需要做出积极反馈，管理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承诺。几个世纪以来理论家们都宣称公司是一个非道德的实体，因此无力承担道德责任。然而，与之相反，今天的社会赋予了公司这样一种道德责任。

这种发展的证据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公司声望调查、最佳公司排名、员工承诺调查、世界范围内的全民投票、扩展的投资者关注焦点、每日新闻—所有这些都暗示着员工、客户、公众甚至也包括一些投资者都正在使用伦理和经济两方面的标准来评价企业。即便是公司的盈利可以掩盖产品风险、虚报收入、规避法律或依赖使用强制员工的供应商，这些行为也越来越被认为对一个领先企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和不相配的。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指明了伦理导向的正面利益—这些利益不仅来自于更好的风险管理，也来自组织功能的完善、市场吸引力的提高以及与公众和公共官员关系的改善。

为了建立能够在新标准下产生良好持久绩效的公司，经理们将需要超越伦理计划、价值原则和相关利益者行为—这些在近些年已经成为了一种纯粹礼节性需要。他们需要培育新的组织技能，采用新的思考和管理方式。正如我在随后章节中所阐述的，未来的绩效优异者是那些能够同时满足公众的社会期望和财务期望的公司。

写作这本书意味着很多挑战。其中最让人困扰的问题之一是语言问题。大约10年前，我受邀为一个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的主要主管们做一个讲座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尽管他们确实很想听一听我的研究和发现，我却被告知他们希望我不要使用“伦理”（ethics）这个词，理由是这个词汇让人感觉“不舒服”。

这样的要求看起来有些奇怪，但从传统企业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要求是再正常不过了。如果你已经习惯于认为企业是一个非道德实体，它的运作就像效率机器一样，那么在这样的专业背景下，要思考关于价值观的问题，实在是很让人尴尬和为难的。这种情形与要求一个一直都接受教育要考虑病人需要的医生开始考虑健康保障金融问题无异。

确认这个“让人不舒服”的问题，并相信一个思考公司管理的新时代已经来临，我可以自由地使用诸如“伦理”、“价值观”、“道德”之类的术语。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在我的研究课题中，如何才能避免使用这样的词语。我仍然努力地使读者感觉友善，我也希望如果有人感觉受到挑战，能够坚持一下，因为这个旅程可能会偶尔地将他们带离“感觉舒服的”区域。

语言问题的另一方面与该领域内许多词汇的概括性有关。语言是充满学问的，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词语在不同的情境下，其意义有很大的区别。举个例子来说，“social”这个词就有很多的用法和意义—有一些是吸引人的，另一些则不那么有吸引力。它经常可以代表下列一些含义：“社会的”（societal）、“公民的”（civic）、“道德的”（moral）、“伦理的”（ethical）、“社交的”（sociable）、“公用的”（shared）、“公共的”(communal)、“来自社会”（deriving from society）、“归功于社会”（owed to society）等等。因此，“公司社会责任”这个词就可以在非常广泛的范畴中使用，它包含了很多种公司责任。这些责任可以从很多种的社会安排演化而来，包括财务的、法律的、道德的、公民的、职能的、环境的。在某些专业中，社会责任可以作为更粗浅的范畴加以理解，它只是与财务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公民责任和环境责任做一个对照。

我曾努力试图建立一套准确和一致的专业词汇表以在本书的写作中使用，结果发现准确的代价是表达上的过度困难，所以我放弃了这种努力。我也发现保持我自己努力设置的这一人为的语言系统的边界—也许它只是表述一种关于现实的易变的特性。最后，我选择使用最普通的词汇，尽管这些词汇的含义有些含糊不清。我通常选择“社会责任”作为所有非财务责任的总称。如果我是怨言规则的制定者，我更愿意采用更加宽泛的用法，即将财务责任看做是社会责任范畴下的一个分支。这样一种用法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责任的基础所在，但它将不能反映出我所采用的当代主流用法。

构架关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司角色以及这一角色如何发生变化的更为复杂全面的图景也是一个挑战。是的，图书馆里有许多关于大型企业、跨国公司、私有化企业、商业化企业（原来是非营利机构）以及各行各业的研究资料。然而，将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研究资料却很少。因此，我在本书第4章中勾勒的图景是高度印象化的，而且远远说不上完整，但我相信最本质的内容已经描述出来了。越来越依赖营利性的公司承担起社会工作—这部分工作原来是由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和非企业机构来承担的—在世界相当多的地区已经是很清楚的趋势。

最后，由于我自身的局限，书中出现一些错误恐怕难以避免。为了论述一个跨越多个学科知识的论题，我有必要而且不得不超越正式学术训练和经验的范围。而且，在我描述更大范围的图景的努力中，我毫无疑问肯定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细节，或者把有些事情搞错了，但我还是深信总体论断在本质上是合理的。

读者在本书中找不到很多关于今天公司面临的实质性道德问题的答案。尽管有一些伦理基础—这一点可以从商业界“普遍接受的伦理准则”的出现上看出来—公司面对的很多道德问题还是很复杂的。正如制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战略和商业计划需要细致考虑很多的具体事实和周遭环境一样，要找出许多道德问题的可行答案同样也需要调查、分析和创造性的思维。尽管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公司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本书将解释为什么现在必须努力去关注公司道德以及应该如何去做。

就本书所成功阐明的复杂而且不断变化的公司世界的意义，大部分是因为有如此之多的人对本书阐述的观念做出了贡献。多年来，我有机会同来自很多公司和世界不同地方的公司主管和经理们一起工作，并从中获益匪浅。过去12年来，在哈佛商学院给MBA和企业主管讲课的课堂也为我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试验场，可以检验和探索这些想法。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允许我作为研究人员和案例编写人员进入他们公司的企业主管。不管是研究他们的成功经验还是错误决策，我都对他们能乐意和我分享他们的经验印象深刻，同时也为他们可敬的责任感而感到惭愧。学院的研究所不仅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金，而且也为许多案例研究和作为本书理论基础的原始论文提供资助。没有这些来自学院的支持，这本书是无法和读者见面的。迪安·金·克拉克（Dean Kim Clark）给了我充足时间启动这个研究项目，是他同意我辞去综合管理部门主任的职务，专心写作。在我写作进展到最关键的时刻为我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在1999～2001年我在做Novartis会员的任期期间完成的。学院的亨利 B. 阿瑟商业基金也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财政上的帮助。

在曾经为本书立论做出了贡献的许多同事中，我特别要感谢超过30名的教授领导力、价值观和决策的教学小组成员，这个小组是我12年来为MBA学生讲课所必需的最小单位。也许，我最应该感谢的是乔（Joe Badaracco）和汤姆（Tom Piper），他们是我的两位同事，我们共同研究关于领导力、价值观和公司责任的课题。乔关于个人决策的作品和汤姆关于伦理和财务绩效的观念对我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相信任何读过他们作品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在本书中，我应用了汤姆的一些观察，特别是他用Venn Diagrams作为解释工具，尽管我还要说一句，我在本书中的想法并不必然反映他的观点。

我受益于黑尔（R. M. Hare），对于熟悉他的关于道德伦理著作的人来说是很明显的。很多年前，我在牛津大学做研究生时，从迪克对清晰思路的坚持和他关于道德伦理的教导中获益颇多。如果在本书中，我的论断还算清晰和易于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迪克的影响。他认为在所有的专业领域中，商业代表了最富挑战性的道德问题。

这本书反映了独具特色的亚洲理念和关心，它们是我在研究生期间作为Luce Scholar在亚洲学习一年时激起兴趣的结果。当年，我发现中国思想中的丰富传统，从中我得出了本书论述中的多个要点。为了这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永远感谢Henry Luce基金会，尤其是Hank Luce、Luce一家以及很多与基金活动有关的朋友和同事。

我还要特别感谢其他一些朋友和同事，他们花时间阅读这篇书稿的各个部分以及早期的草稿、介绍和后来穿插于书中的案例研究，并提出了宝贵意见。除了Joe Badaracco和Tom Piper，我还要感谢Connie Bagley、R Bhaskar、Sissela Bok、Laura Nash、Joshua Margolis、Hank Reiling、Kathy Spear、Guhan Subramanian、Sandra Sucher、Richard Tedlow、Dennis Thompson、Ken Winston、Per Molander、Marian Radetzki和Claes Lundblad。我也从与学院的伦理、法律和领导力小组成员进行的讨论中受益。除了以上已经提到的成员之外，还有Rohit Deshpand帯shish Nanda、Mike Wheeler、Mihir Desai丰富了本书中强调的中心论点的许多方面的想法。

还有很多人热心地帮助追查重要资料和信息要点。我要特别提到的是Chris Coulter、Marc Drizin、Nien h Hsieh、Bill Laufer、Carolyn Math iasen、Bill Megginson、Trex Proffitt、Mike Sharp和Heidi Welsh。The Caux Round Table大度地容许我在本书的附录部分中收入我以1994年圆桌协会（Round Table）商业准则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评价工具。在征得联合国有关部门的同意后，附录中还收入了联合国秘书长在1999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的全球契约的九项原则。

我的研究伙伴Kim Bettcher也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不知疲倦地挑战现有的观念、填补资料缺陷、追查事实、识别矛盾。Jeff Cronin和Erika McCaffrey，哈佛商学院研究服务小组的分析人员也给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还有Trudi Bostian，我的行政助理，不仅帮助我开展研究工作，检查摘引内容以及准备草稿，而且在本书出版过程之中保证其他所有的事情进展顺利。

我的谢意还要献给我的代理Rob McQuilkin和Ike Williams，还有我的编辑—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的Mary Glenn。

最后我要感谢帮助我完成案例研究的所有人，这些案例研究是本书部分内容的基础。他们包括我的同事—Karen Hopper Wruck、Michael Watkins、Prompilai Khunaphante、Louis B.Barnes、Eiji Mizutani，以及原来是我的博士生现在成为了我的同事—Mihnea Moldoveanu、Michael Santoro、Li Jin、Sarah Mavrinac和Bronwyn Halliday。Carin-Isabel Knoop和Ann Leamon，他们两位是哈佛商学院研究所出色的案例编写专家，在很多项目中都给予我非常大的帮助。还有很多杰出的研究伙伴和我一起工作，研究案例，他们是Michele Lutz，Harold Hogan，Suma Raju，Robert Crawford，Jennifer Gui，David Kiron，Howard Reitz，Charles Nichols,Ⅲ，Jane Palley Katz，Sarah Gant，Lexanne Abbott，Albert Choy，Chris Paige和Andrea Strimling。

我深切地感谢所有这些人，还要深切地感谢我的家人。在家庭这条战线上，我的丈夫—汤姆充当了一个宣传者、随时提供咨询的语言专家、形象艺术的建议者以及不知疲倦的乐观主义者，他不间断地鼓励对我坚持做完这项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我亲爱的孩子们也做出了他们的贡献：萨姆纳一丝不苟地通读我的原稿，马洛里提供了专家级的技术支持，莉迪亚的快乐心情总是感染着我，这些对我都是无价的。每一位写作者都希望得到家庭的支持，而我得到了。

这次的研究项目已经暂告一段落，但实在是还有更多的问题尚待解决。我希望有机会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同时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这个课题的研究。现实的要求是很紧迫的。在本书交付出版时，世界范围内的公司企业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格审查，许多公司都被指控犯有严重的违规行为，其中还有一些在本书中作为近年来开始重视商业道德的榜样公司。我相信：这些发展加强了本书的中心论点，而且预示着今天的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实现公众对其更高的期望—正如我在本书结尾三章中所建议的。

（美）林恩.夏普.佩因（Lynn Sharp Paine）：暂无简介

杨涤 等：暂无简介

前言
第1章　 价值的回归 1
第2章　 强调商业道德有回报吗 29
第3章　 现实性考察 55
第4章　 公司人格化的进展 81
第5章　 更高的标准 111
第6章　 新公司道德的主张 139
第7章　 高水平的运营 177
第8章　 制定决策的罗盘 211
第9章　 中心驱动的公司 241
附录A　 不断出现的标准 265
译者后记 271